无用之用 乃为大用——熊月之教授访谈录

前年7月，在广州召开的纪念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曾对我说，你们何不采访一下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他可是陈旭麓先生的开门弟子，学问很好。对此，我深有同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从事历史教学编辑工作，就曾发过熊先生的文章，可惜从未谋面；说到陈旭麓先生，我多次在学术会上亲聆其卓论，学问见解令人敬佩；他的弟子如谢俊美、茅海建等也是我刊的老作者。现在熊先生的访谈录已和广大读者见面，从中我们不仅看到熊先生学问之深厚，见解之精辟，更喜陈旭麓老一代史学家事业传承有人。

清末哲学译介与文化自觉

哲学译介在清末西学输入大潮中蔚为壮观,中文世界译介西方哲学书籍至少有99种,其中哲学概论性著作10种,逻辑学18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此前同类译作。当时哲学界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哲学概论性著作、逻辑学著作被成批介绍进来,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以及从古希腊到近代重要哲学家学说,无一不被介绍。蔡元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时代精英投身其中。逻辑学尤受重视,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实业振兴、科学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本。清末哲学之所以备受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译介、哲学建设被人们视为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这与五四时期揭橥的科学大旗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论宋庆龄在党的统战实践中的独特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宋庆龄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集家族社会资源的高端性、国民党内政治地位的崇高性、共产党内政治身份的隐蔽性、文化素养的国际性等特点于一身,使得她在革命活动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统战主体,又是统战对象。这些特性,使得她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综合利用国际资源进行革命斗争、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牵线搭桥等方面,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无可企及的重要贡献。人民至上的大爱情怀,以真诚为内核的伟大人格,成就了宋庆龄在统战史上的不朽丰碑。

文化融汇：上海与澳门城市品格之比较——熊月之教授访谈录

邵建（以下简称“邵”）：熊老师，目前城市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门显学．城市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也很吸引眼球。您作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史专家，长期以来对上海城市历史有很系统的研究，对包括澳门在内的中国沿海城市的历史也很关注，能否比较一下上海与澳门在城市品格上的不同与相_以之处？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创新·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江南文化与岭南两地文化的交流和互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于2023年底在上海成功举办。论坛围绕“交融·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题,深入探讨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充分挖掘和利用两地文化的资源优势,发挥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近代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与党的综合利用

近代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里居住着数量可观的外国人。他们来源众多,成分驳杂,同情中国处境、热爱中国的不乏其人。中国共产党人针对这一特点,积极探索出一条开发、利用上海统战国际性资源的有效途径,包括尽最大可能团结、联合国际友人,努力拓展国际舆论空间,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支持与帮助国际友人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整合、提升以国际友人为主体的国际性统战资源;巧妙利用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在其寓所装置秘密电台,掩护地下党员;委托国际友人购买、输送药品等紧缺物资到陕北,护送陈云离开上海前往苏联;推荐斯诺成功访问延安,推荐马海德去延安从事医疗工作等。这一审时度势、机智灵活地利用上海社会高度国际化的特点,综合利用上海统战资源的国际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是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在近代上海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为中国共产党忠诚同志的宋庆龄,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近代上海城市集聚与文化洪炉效应——以路易·艾黎为个案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在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下,产业、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多方面集聚,形成文化洪炉效应,表现为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极端对立的两极,以及两极之间的各种形态,在这里都普遍存在。如此复杂的存在,经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利益的各种政党、社团、报刊的宣传、讨论与争论,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与融合,推动了上海政治文化的发展。这使得各类移民,包括不少外侨,广泛受其影响。有些外侨,在其母国思想本不激进,但来上海以后,深受环境刺激与上海文化影响,逐渐同情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乃至走上革命的道路。路易·艾黎是其中佼佼者。他在上海工作十一年,对上海社会有深刻了解,在上海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利用其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厂督察长的特殊身份,将其住所变成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据点,共产国际中国组织地下电台办公地,掩护了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参与创办共产国际指导下的杂志《中国论坛》,并协助宋庆龄做了很多革命工作。他是受上海城市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剖析艾黎思想演变、革命实践,对于理解近代上海城市集聚文化洪炉效应,是极佳个案。

延陵风骨与常州人文特点

风骨,刚正的气概,顽强的风度,就是孟子讲的充实而有光辉、正大刚直的浩然之气。以“延陵风骨”来论常州人文特点,非常切合常州文化的实际。两千多年间,常州地区形成的鲜明地域人文特点,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四端,即崇文、务实、创新、谦慎。四者结合起来,形成常州文雅而刚正的气概,谦慎而顽强的风度。

道台接待外宾(下篇)

格兰特下榻美领馆后,署上海道刘瑞芬偕文武官员前往拜见.刘瑞芬称阁下此番来沪,'实属有光沪渎,欣佩无穷,想来时一路平安'.格兰特表示虽然出来已有二年,但甚有兴味.

道台接待外宾(上篇):

晚清上海是个开放型城市,与世界联系广泛,迎来送往,外事活动频繁.近代中国国门是逐渐开放的,外交观念也是逐步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始有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等负责外交的机构,二十世纪之初,才有外务部之设.然而,上海对外联系广泛,无日没有外事活动,因此,上海道台从开埠之日起,便与外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相当繁盛。1986年至2006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简论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大学,曾经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享有“东方的哈佛”之美誉,无论在上海城市史上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本文简要论述了圣约翰73年曲折的办学历程,归纳分析了圣约翰大学的特色和传统,最后将圣约翰大学成功的奥秘归结为四个一,即一个睿智的校长,一群出色的教师,一套严密的管理体制和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照明与文化:从油灯、蜡烛到电灯

不同的照明用具 ,由于其亮度、能源、稳定性不同 ,人类对其产生的感觉也很不相同。油灯、蜡烛伴随人类走过漫长的岁月 ,人们赋予灯烛许多特定的涵义。油灯制作材料的优劣、规模的大小、做工的精粗、艺术含量的多寡 ,也使得灯具成为古人身份高低的标志。蜡烛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几乎成为无私奉献的代名词。煤气灯、电灯是近代才出现的 ,较之煤油灯和豆油灯 ,具有光亮、便利、安全、容易控制等优越性 ,很快取代油灯、蜡烛。电灯较煤气灯更胜一筹。电灯的使用拓展了人们夜晚生活的空间 ,是人类照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 ,老式照明用具的许多特有的幽暗、朦胧、神秘的情趣 ,也因这种进步而逐渐消逝了 ,但凝结在老式灯具上的照明文化 ,依旧留存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

郭嵩焘出使述略

郭嵩焘出使欧洲,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件大事,它不仅开了中国向外国派遣公使的先河,也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波动。郭嵩焘死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件事已有所研究。一般关于近代史的书也总要提及。但是通常所述的,多是关于出使的缘起、经过以及因出使而引起的风波;对于郭嵩焘驻使英法的事迹,特别是他在外交上的贡献,多言之过略,而这些,恰是研究郭嵩焘、评价其出使意义所不可或缺的。

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

上海租界先后建有公园15座。近代上海还有一批公用私园,其产权是私人的,但对公众开放,功能近似于公园。这些公园与公用私园,是上海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展示上海城市异国情调的地方,相当部分还承担着城市广场功能,对上海市民带来相当复杂的影响。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等突显西洋色彩,且长期禁止华人入内,因而成为民族歧视的标志。公园门票日票2角,季票1元,并不是很小的数字,上海相当多居民无力入园游览。上海一市三治,缺乏统一的城市规划。民国时期租界公园增多,华人公用私园衰落,是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增大、地价上涨的结果,也显示了上海公共休闲空间的复杂性。

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潮落潮涨，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势如江涛翻卷，滚滚而来，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传播过程波谲云诡，社会反应百态千姿。本文概括地介绍了西学东渐历史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存在...

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

上海赛马在1945年停止,以后关于禁止赛马、改变跑马厅功能的舆论持续了很长时间,1951年尘埃落定,跑马厅被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关于跑马厅功能改变的过程,张宁博士已经作了很好的研究,本文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说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起初是比较单一的休闲场所,后来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尽管执政党发生变化,政权发生更替,但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