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支付方式下医保供给侧政策协同对费用控制的影响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DIP支付方式与其他医保供给侧政策间的协同效果。方法:以全国DIP改革试点城市A市为处理组,未改革城市B市为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收集2019—2022年共1120个公立医疗机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住院医疗总费用及部分费用结构进行分析。结果:A市DIP改革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总费用、住院检查化验总费用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对住院药品总费用和住院材料总费用未产生影响。结论:DIP支付方式发挥显著控费效果,住院医疗总费用得到有效控制;单纯采取调价政策与集采政策的控费效果尚有不足;DIP与其他供给侧政策协同,促进医疗费用结构更加合理。建议医保部门注重发挥供给侧政策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提升。

DIP支付方式下医疗机构医保支付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DIP支付方式下医疗机构的医保支付率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完善DIP支付政策,促进医疗机构优化内部运营及合理补偿。方法:基于2022年A市196家医疗机构DIP结算数据,运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医保支付率影响因素,并对不同等级医疗机构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A市医疗机构2022年医保支付率为103.32%,CMI标准化次均住院费用越低、偏差病例占比越低、三级医疗机构、四级手术占比越低、居民与职工医保病例比值越低的医疗机构医保支付率越高(P<0.05)。异质性分析发现,偏差病例占比、基层病种病例占比、居民与职工医保病例比值、低标入院率对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影响不同。结论:医保部门应完善基层病种政策,动态调整病种目录和支付标准,优化筹资水平与机构系数,提高违规处罚力度,确保基金有效利用。医疗机构需加强政策理解,注重内部精细化管理,通过转变绩效考核促进规范合理诊疗,发挥自身医疗服务优势合理提升医保支付率。

风险态度视角下深圳市龙华区医联体医生下转患者意愿与经济激励效应

目的:在深圳市龙华区医疗联合体出台定额向下转诊患者经济激励政策背景下,探讨政策认知和风险态度对医生下转意愿的影响机制与经济激励效应。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龙华区医联体2家牵头医院的医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测算医生的风险态度类型,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χ^(2)检验分析不同特征的医联体医生下转意愿的差异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医联体医生下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254份,有效回收率为90.7%。其中,181人表示愿意下转(71.26%),201人了解下转经济激励政策(79.13%),226人重视下转经济激励政策(88.98%),110人属于风险厌恶型(43.31%);对下转经济激励政策了解与重视程度、风险态度类型是医生下转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当前龙华区医联体医生下转意愿处于中高水平,经济激励效应明显;医生对经济激励政策认知情况较好,降低了其下转决策不确定性;风险偏好型医生下转意愿更强。提示应完善医联体内下转经济激励与绩效考核政策设计;加强政策宣传,提高医联体医生对下转政策的认知,利用有限的经济激励获得最大化的下转激励效果。

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下医疗机构“冲点”行为分析——以DIP支付方式为例

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作为一种预算控制方式,可与不同的支付单元付费方式结合,探究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下医疗机构“冲点”行为,有助于改善医保支付方式运行模式。本研究对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下医疗机构“冲点”行为情况进行梳理,运用博弈论揭示DIP支付方式下医疗机构的“冲点”行为选择。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均证明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会带来医疗机构“冲点”行为风险。通过博弈模型可知,DIP支付方式中医疗机构的严格优势策略包含不合理医疗的各类“冲点”行为。不合理“冲点”行为的惩罚金额、医保经办机构的监管成本、不合理“冲点”行为的额外收入金额大小对医疗机构不合理“冲点”行为和医保经办机构监管到位程度产生影响。医保部门需要从优化支付、监管机制等实施模式着手,减少不合理“冲点”行为。

三明市医共体内外经济激励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

目的:了解三明市内部年薪工分制改革与外部医共体打包支付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改革下医疗服务供给的变化情况,以及内外部经济激励政策的协同影响机制。方法:以三明市2015年8月年薪工分制改革、2018年1月医共体打包支付改革为政策干预时点,采用间断时间序列(ITSA)分段回归模型对3个政策时段月度数据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年薪工分制实施后,全市及基层门急诊人次均较改革前有大幅提升,医院门急诊人次仍保持既往上涨趋势。医共体打包支付实施后,全市、基层、医院门急诊及入院人次的上升趋势均明显减缓,基层门急诊人次占比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结论:发挥外部经济激励的宏观调控作用,能够规范由不合理内部经济激励引起的过度医疗服务供给行为;内部与外部经济激励联动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

DRG收付费一体化改革影响机制分析——以福建省泉州市和三明市为例

DRG收付费一体化改革仍是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点内容,但是尚处地方试点探索阶段,其影响机制有待探讨。本研究基于博弈论,从患者、医保部门、医疗机构三个利益相关者出发,以福建泉州市和三明市改革模式为例进行运行模式分析。研究发现,患者侧的收费标准差异是影响改革结果的重要内容,收费标准“一刀切”容易加剧患者自付负担;在合理的预算控制和支付标准下有助于缓解医保基金支出负担;改革能够激励医疗机构节约医疗成本,仍需防范不合理医疗行为。建议患者侧仍依据实际发生医疗费用进行比例结算,以病组支付标准作为自付上限;合理制定年度预算,协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和药品耗材集中采购等,推动支付标准的合理确定;加强监管机制,防范病组高套。

DIP支付方式与紧密型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融合研究

在DIP的政策框架范围内,探索DIP支付方式与紧密型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融合模式,分析各模式对医共体服务行为影响。本研究应用博弈论从政府和医共体、医共体和医疗机构双层经济激励结构,即外部支付方式和内部分配模式两个层面,构建医共体打包付费三个组合模式下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当DIP支付方式既用于外部支付,又用于内部分配时,扩大服务量为最优策略,容易导致医共体内外竞争;当只用于外部支付,不用于内部分配,仍持续对外进行服务扩张,内部分配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当不用于外部支付,只用于内部分配时,有助于通过按人头总额付费削弱医共体对外的无序竞争,同时通过DIP支付规则,应用区域内不同点值规范医疗机构恶意扩大服务量的不合理行为。

医疗联合体经济激励协同改革对医生协调性医疗服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讨内外部经济激励协同改革对医疗联合体内医生协调性医疗服务行为的影响,为改善医生转诊及下沉基层服务行为提供参考建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深圳市龙华区医疗联合体内2个区级牵头医院的临床医生进行调查,利用主成分分析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寻医生协调性医疗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实际共回收有效问卷254份,改革后,68.1%的医生增加了转诊服务,59.5%的医生增加了下沉基层服务,经济收益因子(F1)及工作环境因子(F2)与医生协调性医疗服务行为正相关(P<0.05)。结论内外部经济激励措施通过改变医生的经济收益及工作环境的分工协作程度,可以提高医生协调性医疗服务的供给。发挥内外部经济激励制度的协同作用,提高经济收益、改善工作环境以促进医生提供协调性医疗服务。

三明市医共体支付方式改革的协同治理模式及效果分析——以尤溪县总医院为例

目的:系统梳理三明市医共体支付方式改革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尤溪县总医院为例分析改革效果。方法: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采用主题分析法分析定性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间断时间序列分析分别评价尤溪县总医院支付方式改革年度数据、月度数据。结果:支付方式改革多元治理主体间、改革政策间存在协同机制。改革后,尤溪县医保基金结余率提高至2.84%,医共体牵头医院的门急诊人次、住院人次、手术人次上升趋势明显减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数占比从50.8%提高至68.5%,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障碍的公共卫生管理指标均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居民医保患者出院次均自付费用降幅达20.1%。结论:政府主导促进了治理主体间协同,多元治理主体间协同促进改革政策协同,明确、协同的改革政策促进医共体、管理者、医务人员的服务行为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改革具有可持续性。

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融合视角下三明市紧密型医共体治理研究

目的:分析三明市医共体模式取得成效的治理内核,为其他地区医共体建设提供治理思路。方法:对2016—2020年三明市政府、医共体和医务人员3个层面的利益诉求进行描述性分析,评价医共体改革成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融合视角探讨三明市医共体模式治理机制。结果:政府、医共体、医务人员间存在双层次委托关系,三者间呈现管家行为递减,代理行为增强的特点。三明市通过优化双层次委托关系,促进了多方利益主体协同。结论:要实现医疗服务公益性,在第1层委托关系,应积极促成“委托—管家”关系的建立,在严格的管控手段限制医共体代理行为的基础上,给予医共体足够的信任和权力,激发医共体管家行为和主观能动性;在第2层委托关系,医共体与医务人员之间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主,需要用严格的监管和约束手段来较好地解决因为目标异质和信息不对称出现的代理问题。

基于分享经济理论的社会办医参与紧密型医共体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社会办医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中仍处于较为模糊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分析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协同发展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研究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为例,对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下的社会办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分享经济理论探究社会办医参与紧密型医共体的作用。结果:社会办医院从医院数量、人力资源、床位配置等方面都出现了萎缩情况,社会办医院的投资者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降低投资消耗的现象。结论:基于分享经济理论,将社会办医参与紧密型医共体进行统筹有助于解决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院间的目标异质性、缓解社会办医院发展资源薄弱、减少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等问题。

心理账户视角下医生下沉基层倾向和经济激励效应研究

目的了解在心理账户视角下,深圳市龙华区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现行经济激励政策对医生下沉基层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基层)的激励效果及影响因素,并探究不同的经济激励发放方式对医生下沉基层意愿的激励效应。方法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设计调查问卷,于2019年11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深圳市龙华区医联体所属2家牵头区级医院的医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在现行经济激励政策下医生下沉基层意愿情况和经济激励发放方式的选择倾向。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医生下沉基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与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254份,有效回收率为90.7%。其中,189人(74.4%)表示愿意下沉基层,168人(66.1%)选择单独发放下沉基层经济激励,148人(58.3%)希望立即发放下沉基层经济激励,不同的学历、医生自评经济收入水平和下沉基层经济激励发放方式对医生下沉基层意愿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当前龙华区医联体的经济激励政策满足了医生物质账户对经济性激励的需求,下沉基层的意愿整体较强。在经济激励金额相同的情况下,医生更倾向于单独发放下沉经济激励;此外,学历和自评经济收入水平是影响医生下沉基层意愿的重要因素。

共生视角下总额预付制对非紧密型医共体就医流向和基金分配的影响分析

目的基于共生理论探究总额预付制对非紧密型医疗共同体(以下简称医共体)就医流向和基金分配的影响, 为相关部门制定医共体政策提供参考。方法从某市卫生健康信息系统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某非紧密型医共体牵头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基层)的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和医保基金使用等数据。采用共生理论分析非紧密型医共体共生系统, 采用描述性分析和间断时间序列分段回归模型分析2008年4月实施总额预付制以来, 该医共体牵头医院和基层的就医流向和基金分配相关指标变化情况。结果非紧密型医共体共生系统形成了组织上的连续共生模式和行为上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从就医流向来看, 2017—2019年, 医共体牵头医院和基层门急诊人次均呈上升趋势, 出院人次变化不大;牵头医院下转患者人次从2017年的32人次增至2019年的87人次。间断时间序列分段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总额预付制度实施后, 牵头医院门急诊人次占比下降(β3=-0.43, P<0.05), 基层门急诊人次占比呈上升趋势(β3=0.02, P<0.05)。从基金分配来看, 牵头医院医保基金占比从2017年的45.98%增至2019年的46.51%, 基层医保基金占比从23.44%降至18.06%;基层人均收入与牵头医院人均收入比值从72.62%降至60.79%。结论总额预付制度下, 某非紧密型医共体内患者门急诊就医格局得以优化, 但医共体内各级医疗机构的基金分配有待均衡。建议持续发挥按人头总额预付的正向激励效应, 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 加强监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