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侨汇市场的发展与功能

侨汇市场是以侨汇为经营对象,基于不同时间、地区的汇率、利率和汇票价格信息,围绕侨汇资金和汇票交易而进行的多层次、多区域的投机活动和交易场所。近代中国侨汇市场的参与主体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到组织、从民间机构经营为主到国家机构积极参与的发展过程,从以个体经营的水客逐步发展为批信局、邮局和银行的综合参与。侨汇市场的交易网络也逐渐从简单的侨乡—侨居地的双边贸易和汇兑,演化为以香港地区和上海为中心、具有各类跨境贸易资金融通、以及风险投资的交易体系。侨汇市场的交易活动不仅促进了短期资金流动和平衡国际收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地区—华南—上海的资金流动网络的形成,同时为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

打造二次元经济业态提升城市消费能级

2024年7月在上海连续举办的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CCG EXPO)、BilibiliWorld2024展会(BW)、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等一系列展会,使上海成为全国二次元“浓度”最高的城市。这些带有显著“二次元”标签的展会发端于上海,并在上海发展壮大,不仅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的盛会,也展示了上海二次元经济的活力。

餐饮消费降级 稳消费举措亟需加力

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是国内高端餐饮最成熟的城市之一,全世界的名店与高端餐饮在此汇聚。在南京西路的任意一公里内都能找到像新荣记、荣府宴、鹿园Moose、中国菜·头灶这样人均消费千元左右的高端餐厅。

晋商信用制度启示

晋商以重道义、尚信誉而著称于世,但其讲诚信、重信用并非单纯的道德教化,而是有着一系列的制度保证。晋商信用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建立在乡土网络基础之上的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晋商信用约束的硬性化,即承诺的可信性、约束和实施的有效性。无论是从晋商的信用均衡、信用制度的实施机制还是从信用制度变迁方面而言,它都可以为我国当前的信用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试析清代河套地区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问题

凭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河套地区成为我国西北边疆发展农业和进行商品贸易的理想场所。有清一代,伴随着清政府一系列垦荒政策的实施以及内地大量人口移居此地,商业资本以及产业资本相继渗透于该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并充分刺激了农业、农田水利以及商品贸易的发展。本文选择清代河套地区的资本运营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及其具体运营过程,初步揭示资本在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资源依赖性经济的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增长——以山西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4倍,这一增长低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但却高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其中第二产业的比例保持了相对稳定,为60%左右,第一产业下降而第三产业上升。由于煤炭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非均衡经济结构,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效应TSE先升后降再升,中间阶段甚至小于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山西经济通过产业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试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与结构

近代中国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反映了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各种参与者相互博弈及认同的结果。当通过学习、模仿、实验所做出的边际调整或能够得到大量利润、或仍出现大范围持续亏损时,往往伴随既定金融组织的解体和金融创新的实现,金融组织以渐变方式向前演进。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不仅体现为现代银行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对票号、钱庄、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的替代,也存在一个由通商大埠向广大内地的扩散过程,存在一个"由上到下"即由国家、省级层面向县级及其以下基层的渗透过程。各种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动态调整,既有相互融合、互补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替代的趋势。近代时期的金融资源分布也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种二元性的金融结构也是与近代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

晋商兴衰的信用解析——基于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的视角

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戒机制是晋商信用制度的基本模式,信用制度及其机制则是晋商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的视角,对晋商"兴"与"衰"的过程及其互动机制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析,探讨了晋商信用机制与晋商兴衰的互动关系。

清代的牙商及其经营特点

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商人可以划分为行商、坐贾和牙商三个层次。牙商是清代商人群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沟通行商和坐贾的一类特殊的居间商人,但目前对这类商人的经营状况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本文主要探讨了清代牙商的类别划分,牙商群体的构成及牙佣状况,牙商的职能和作用,以及牙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业务的发展变化等内容,反映了清代牙商的经营和发展特点。

财政转变、金融发展与经济转型——兼论中西方长期金融发展中的“分流”与“合流”

通过对财政转变与金融革命关系的分析,表明对税收权力的限制和公共信用不仅是金融革命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金融发育成长的基础和保障。近代以来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现代化必然伴随着金融的加速发展,而各国的政府行为、金融条件及发展路径将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进程,也是中西方金融"分流"的基本原因。英国和法国在工业革命前就已经进行了长期的金融孕育,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现代金融发展或者与工业化同步或者略早于工业化启动,并随着工业化进程构建起现代金融体系。战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遵循金融发展的"需求导向",即实际经济部门大多都优先于金融中介启动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深度、金融系统的规模不仅很好地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且已经逐渐与主要发达资本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趋同,但在金融结构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优化。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现代化不断深入的必然选择。

明清晋商制度的基本模式与实现方式——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

明清晋商的成功与其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在当时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山西特定的地缘文化背景下,晋商选择了一种以地缘乡土社会网络为基础的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该机制内涵于晋商经营管理与商业发展的各个层面,构成了其制度模式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征。文章认为面对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诸多违约和信用问题,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势在必行。

浅析我国典当业发展的对策--基于山西典商经验的思考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瓶颈",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深化典当业的发展是解决这一金融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借鉴历史时期山西典商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当前典当业的深入发展急需须解决的五个方面的问题。

基于晋商实践的信用起源与维持机制

当前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欺诈行为,违约、制假、债务拖欠等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以至于人们时常用“信用危机”来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信任关系与信用状况。通过对明清晋商商业实践的分析,认为我国曾经是一个拥有良好的“诚信”传统与信用机制的国家。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与维持不仅需要加强信用法规的建设,而且也需要大力挖掘传统社会的信用资源,加强人们的诚信信念。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三大风险

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并改进市场效率来缓解短期的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应当鼓励教育和培训、研发、人力资本等要素驱动和创新发展,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和生产方式改造,实现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

第三届“上财经济史学Workshop”暨“近代以来的政府、市场、社会与经济发展”研讨会

2018年7月1~2日,第三届'上财经济史学Workshop'暨'近代以来的政府、市场、社会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该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学术负责人为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本次会议主要聚焦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与思想,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相结合的视角来透视历史实践,梳理思想流变,提供现实镜鉴。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等50多位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研讨会。

论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以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比较为例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作为商业运营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两大地方商人集团,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使其管理阶层的划分、商业运营中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呈现出不同特点。晋商与徽商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其特定的约束激励机制也为现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资源。

晋商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晋商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它对晋商的商业活动具有伦理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均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和影响之下进行运行的,它一方面保证了晋商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晋商的衰落。

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作用

有清一代,中俄恰克图贸易是北部边疆商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指出,中俄恰克图贸易不仅优化了中俄双方的贸易结构,推动相关产业及边贸城市迅速发展,更为关键的是,其已成为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蒙国际性区域市场得以良好运行的一股重要力量。

江右商帮与晋商的差异及其主要特征

晋商与江右商帮均是明清时期较有影响的地方商人群体,但相对于晋商较强的群体意识、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商业竞争观念而言,江右商帮则表现出了资本分散、竞争力弱及角色意识较差之特点,其逐渐衰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近代早期企业的治理特征——以1873年～1911年的轮船招商局为例

从近代早期企业的内部治理来看,轮船招商局实质上是一种"官权"与"股权"的合伙治理,轮船招商局的官款存局、官利制度是企业治理中的一系列"合约"安排,其剩余索取权由股东及其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共同分享,剩余控制权则由督办及主管大官僚李鸿章掌握,他们同清政府一起享有剩余索取权。轮船招商局的管理人员既是股东又是官员这种双重身份本身就体现了"官权"与"股权"合伙治理的特征。轮船招商局中的生产要素构成、利润分配、权利分享以及人事安排都体现了这一治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