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

人类经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现在人类又迎来了数智时代。工业制造业将人类社会分成两大时段,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的能力在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随之改变。按照最保守的时间计算,人类经历现代化不过300年。在这300年中,以技术为核心,我们又走过不同的小阶段:工业化-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笔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2024年7月,本刊举办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刊选发黄宗良、董志勇、燕继荣、孙熙国、麻国庆、李玲、王大树七位教授的学术见解,以飨读者。

从“治安”到“治理”——协同治理理论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应用

群体性事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互联网空间的替代效应和动员能力、新经济业态和转型社会带来的结构张力,给群体性事件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作为公共治理的最新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调处中得到应用。群体性事件协同治理,在关注事中事后调处的同时,更加注重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源治理,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在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供社会心理疏导、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方案和促进制度化法治化维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基于需求—回应的中国社会稳定性分析

一般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难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中国的经验显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基本事实和长期趋势为背景,以中国政府所倡导和推动的“社会治理”为研究视角,解析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何以可能。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改革对于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具有重要贡献:一方面化解了社会矛盾,消减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倒逼政府改革,提升政府回应性。中国的实践表明,一种基于需求-回应框架的社会稳定性分析模型是富有解释力的。

让制度运转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机制分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也是我国制度“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其效能的实现有赖于运行机制的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行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方式。从直接支撑制度逻辑的“中观制度”出发,考察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关系的实现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同“一府一委两院”关系的实现机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代表大会关系的实现机制,指出现有机制存在对代表的监督考核不足、信息公开的实际效果有待增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一委两院”的实质性监督较弱等问题。

从“依法行政”到“法治政府”——对国务院法治政策及其执行状况的考察

最近十多年来,为了贯彻落实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务院的法治政策经历了从"依法行政"到"法治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的相应改变: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及政府公务人员遵纪守法,保证政府行为于法有据;而法治政府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权利。但研究国务院出台的政策文件以及地方政府的执行状况发现,中央以及省级政府对于法治政策执行的考核方式并没有适时做出相应调整。"依法行政"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不能完全适用于"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要围绕"法治政府"的要求制定新的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和激励方法。

论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和实现途径

政治合法性因为关系到政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政治学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系统探讨政治合法性的意义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原则 ,不同国家可能面临的主要政治合法性危机 ,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实现途径 。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

协商民主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其含义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它以公民参与决策作为民主的核心价值,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制定和规划民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公共政策的调适——兼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

价值取向对于公共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前“以人民为中心”取向是对党和政府长期以来所坚持“人民性”宗旨的继承与发展、自觉与明确,并逐渐成为中国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政治实践进程中,中国公共政策的调适先后历经了让人民“富起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人民(人民性)最终实现对效率公平二分、多元价值调和的超越。新时代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引领党和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思想与原则,既具有学理上的优势,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党的人民性宗旨,还有助于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对公共政策的服务对象与内容、供给方式和途径、结果评估与追踪、政策目标与方向等环节都提出了相应的实践要求,公平优待、需求导向、共治共享、人民满意与引导大众等原则应该是此次政策调适实现政策目标与价值目标相统一的关键。

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路向--近十年来国内服务型政府研究综述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中国新一轮政府改革的目标,也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收集整理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对服务型政府研究进行理论概括,从六个方面——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演绎、服务型政府提出的背景、服务型政府与政府改革的关系、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梳理总结了学界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进展。

民主:社会资本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围绕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的讨论为理解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帮助。根据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可以认为:(1)构建民主与和谐社会需要政府投资社会资本。(2)投资社会资本就要鼓励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3)对于转型期的大陆中国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一个两难选择。要走出这一困境,一方面,需要通过提高政府能力来克服政府的心理障碍,实现将民间组织从视为"对手"到视为"帮手"的观念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立足长远,活血化瘀,通过积极扮演民间组织发展的推手来实现社会资本投资,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探索、成就与经验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一条能够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已然成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国家建设与治理、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与提升、国际社会共同进步推进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了使命型政党领导、发展型政府组织、包容性制度保障、创新型政策推动等四条重要经验。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信力:文明政府的重要指标——兼谈政府如何赢得公信

近年来,许多案例表明政府公信力在下降。本文依据学术界有关信任的一般理论,讨论了政府公信力的内涵、意义和来源,简要分析了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指出重构政府公信力需要一场持久的诚实施政运动和政府再造工程。

现代民主与中国民主观念的反思

人们常说,“民主”一词来自古代希腊,民主制度或民主政府源起于古希腊的“城邦”(City—state)制度.这种说法自然有其历史根据而无可非议,但是,切不可以为民主的理想从古自今绵延不断,一脉相承.事实上,“民主”在它产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青睐.“民主”享受赞誉不过是现代人重新开发利用的结果;而现代人的民主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经与古希腊的民主大不相同了.

构建党组织为主体责任者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探索和民主政治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是持续稳定发挥基层协商重要作用的必由之路。从操作技术层面对协商内容、主体、形式、程序等方面的规范化努力初见成效后,从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主体责任者至关重要。党组织系统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责任者有其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党组织体系深入基层的现实状况和群众路线的历史传统与理论根基,决定了其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主体责任者的合理有据。构建以党组织为主体责任者的基层协商民主组织制度体系,继而明确人大、政协、政府、社会组织等各相关主体角色职责以实现制度有效衔接,才能层层推进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并逐步将此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资本理论的演进与社会资本研究的意义

社会资本(scoialcapital)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它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本文考察了资本理论的发展过程,比较了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同资本要素的构成和投资方式,阐明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概念所具有的理论解释意义,同时,在正视社会资本所遭受的理论质疑的基础上,指明了社会资本研究有待于开发和完善的方向,并以中国学术语境为背景,说明了社会资本资本的特殊意义。

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变化为人们所认可,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政治发展未必为人们所认同。基于现代化理论、民主转型理论的一般分析和评估模型,可能会忽略或低估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基于政府创新理论的分析和评估或许更能准确反映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这种进步更主要地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