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是影响公共福祉的典型政府行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进行合法性审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合法性审查在现实中遭遇着一些难题而处于困境之中,所以需要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功能,树立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权威,在规定中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现代观察

巡视制度由来已久,它作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是古代官制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在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倒逼党在反腐败制度上进行制度创新的当下,回望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璀璨星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限量放权后“模仿式”地方立法困局的破解之道

修订之后的《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实施的限量放权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大变化,也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力求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怪圈的最新探索。限量放权的重大改革举措,虽然为地方治理经验的法治化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但也使迅猛推进的"模仿式"立法转而陷入尴尬的窘境之中。切实共享立法体制改革的制度红利,实现地方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必须准确把握地方立法限量放权的初衷与要点,从注重问题导向与民意担当的高度,着眼于"为谁立法""立什么法""怎样立法"等关键问题,均衡各方利益博弈,做好配套制度变革,真正使地方立法平稳过渡与有效承接,及早摆脱"模仿式"地方立法的时代困局。

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的确立基础与困局突破

政府重大决策往往"开弓没有回头箭",没有太多试错空间,尤需谨慎。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实践尚处于摸索和试点阶段,既有的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普遍因为没有终身追究制度约束,远没有起到责任追究的预期效果,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流于形式和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与完善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中国式问责悖论的政治学解释

随着责任政府理念的逐步深入,建立问责制度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官员深入骨髓的认识,也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关键。与此同时,问责制度的文本泛滥与选择性问责的相伴而生,使得中国式问责深陷悖论之中,并面临着广泛质疑。要突出重围,必须理解中国式问责的政治生成场景,进而打破"规范泛滥选择问责"的总体格局。

党内巡视制度民意表达问题研究

巡视制度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措施。目前，党内巡视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听真话难、摸实情难。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健全与完善以民主宣传、权利保障和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民意表达机制，是实现反腐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反腐败斗争得以顺利推进与逐步深入的必然要求。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观察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过程,随着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不断发展与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已经逐步成为政府官员深入骨髓的认识,也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关键。细致观察并认真反思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历史脉络与制度文本,探寻其发展完善的路径,对于该项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主体范围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科学构建与有效实施,是促进行政决策行为过程规范化、科学化的有力保障。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格局中,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构建与实现因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主体的复杂与多元特征而呈现出颇为复杂的特有场景。应结合政治实践,将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主体范围合理界定为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主体、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参与主体,并准确把握各主体之间的现实内涵,以促进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科学构建与实践发展。

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困局分析

对于健康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系统而言,良性运作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由于认识理念的偏差、理论研究的薄弱和立法进程的迟滞,中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实践中,还普遍存在法律约束薄弱、责任追究主体缺位、责任追究事项范围模糊、责任追究对象错位混乱、责任追究程序失范和责任追究效果不佳等显著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离散的、区域性的,但总体上带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不仅使制度框架形同虚设,也不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重塑政府公信力,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总目标,值得认真反思并予以及时修正完善。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程序启动标准问题研究

合法正当有效的程序是行政决策责任追究走向法治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假如责任追究是一条河流,正义是河水,那么程序就是堤岸。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就是堤岸上一道道闸口,控制河水的流速与方向。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程序启动标准和行政决策失误的评判标准,可谓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凡是行政决策不当导致决策失误的,就应当启动责任追究程序,追究相应主体的责任。但是,现实既有程序启动标准的模糊性,使得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充满了随意性、情绪化,甚至戏剧性。必须从过程和结果导向出发,进一步细化程序启动的具体标准。

省直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掣肘与前景瞻望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是国家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与重要举措,具有现实可能性与客观必然性。然而,要真正实现"省直管县"必须要对客观条件与制度因素进行仔细分析与认真评估,转变改革思路,避免"头疼医脚",做好政府层级权力界定,实现权力有效下放。

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宪法之维

中国一些地方的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显示出地方政治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的形势严峻而复杂。反腐高压态势只是深化反腐败斗争,治理优化地方政治生态环境的序幕。要确保这一态势的持久性,应当从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深入理解地方政治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的宪法意蕴,准确把握地方政治生态现代化治理过程所遭遇现实问题,并从切实维护国家宪法尊严、努力重塑央地政治信任结构格局、强化"一把手"权力运行监控和健全有序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使地方政治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治理跳出危机与困局。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主体范围法学认定的思考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是一项高度综合而又极为复杂的政府行为,在中国现实政治格局中,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主体范围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样态。理论认识的分歧与实践操作的迥异,使得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主体作用的发挥变动不居,也直接影响了追究的实际效果。主体范围中追究主体、追究对象和追究参与主体的准确认识与合理界定,对于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三方”主体参与巡视工作的实践路径分析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反腐进入了生死时速的新阶段。以政治体检为核心内容的巡视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变局,这也给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方"主体参与巡视监督方式的提出与援用,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不仅有坚实的民主基础,也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示出中国的制度自信。当然,基于党内巡视的保密要求,这一制度探索也会遭遇外来干扰和效果不佳的潜在忧虑。对这一制度革新的实践探索,需要遵循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发展的基本指向,坚持中央纪委主导的基本原则,严把"第三方"准入条件,并建立刚性的制度约束。

公共政策冲突治理路径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相互冲突的现象实际上早已普遍存在,并且其积弊至今已经严重阻碍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对公共政策冲突的基本治理需要明确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运行,建立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党内巡视制度民意表达问题研究

党内巡视工作制度作为加强党内监督、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巡视制度的顺利实施，对于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自党内巡视工作开展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巡视机构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把巡视工作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工作力度，巡视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

我国关于行政决策责任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已将责任追究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相关制度建设引领着责任追究体系的未来方向。但是,这一系列制度因为连带责任制度的缺失而显示出明显的不完整性,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行政决策责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完善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

行政法的现代人文主义立场

人性是行政法赖以产生和维系的基础和前提,人文主义的时代特征就涵盖了对人性的关注和关怀。现代行政法必然是人文主义的法律,是“人的法律”而非“物的法则”。行政法只有充满对人性的深切关怀才可以准确表达宪法以及宪政的深层理念。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法律文本考察

国务院推行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中国政府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法律文本的考察,不仅可以反思"制度移植"试验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使我们透过不断探索的制度架构触摸到政治文明进步的脉动。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制度成因

作为无法回避的法律现象,法律冲突错综复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其更为明显和集中,并给我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实践挑战和执行难题。其制度原因在于法律稳定与制度变迁的矛盾,城市管理双重体制的交错摩擦,政出多门的法律制定机制,法律内容执行的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