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承:破解应急管理中的“基层减负”困局

从事前源头防范,到风险演化中的过程控制,再到危机爆发后的应急处置,治理工作大都落地在基层社区。疫情期间,基层应急压力更是瞬间暴增,需多层面舒缓,为基层治理"减负",方有望走出困局。持续优化机制。进一步明确何为基于工作内容增加所产生的合理负担,何为基于追求工作形式完备所造成的不合理负担。减少运动型治理及其绩效评价。

风险社会与生态移民社区治理

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将现代社会风险划分为技术风险、制度风险与文化风险。生态移民作为一项涉及移民规划、移民社区服务和移民社会适应的系统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风险社会诸维度的耦合。从现代社会风险规避的角度看,生态移民社区治理需要在移民规划方面实现技术升级和科学设计;在移民社区服务方面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多元协同;在移民社会适应方面要培养民众合作意识,进行赋权和增能。最终达成生态移民社会治理和风险应对的技术规避、制度保障和文化维系。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困境与中国本土化启示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着的客观主义范式、主观主义范式以及偶然性社会的不可知论、风险治理性理论等诸多范式。与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相比,正在经历压缩现代化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兼具的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社会风险结构和特殊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有一个本土化模式。在风险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来分享我们民族的智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新常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面对现代社会风险,既要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责任意识和合作意识,又要立足本土化知识,汲取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有益养分。应对风险问题的中国式回答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做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一定程度上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另一种呈现。

民族旅游与目的地婚姻家庭习俗变迁调查研究——以贵州省郎德上寨为个案

婚姻家庭习俗变迁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文章在对贵州省郎德上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80年代旅游开发在郎德兴起为分隔点,考察了民族旅游对目的地婚姻家庭习俗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民族旅游开发后,目的地婚姻家庭文化习俗产生了一定变化,但这些变化是局部的,非主流的;文化生态的自我维持,文化认同的强化以及独特的社区参与方式是其主要原因。

从闹元宵到宗族共同体:豫东南送灯习俗的社会学考察

元宵节诞生后便不断演进和发展,其鲜明的特色是从最初的祭祀活动向大众娱乐转变。虽然元宵节庆活动具有情感宣泄、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城乡居民参与节庆活动已然开始出现蜕化。然而豫东南农村地区的元宵节庆活动却在送灯习俗的传承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宗族活动维系的共同体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网络转变为在外务工的相互提携。豫东南送灯习俗通过把村落地域和流出的村民捆绑在一起,跨越并弥合了人情味浓郁的社会共同体与政治经济共同体之间的鸿沟,这种形式的农村村落个体间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的公共空间的建构和共同体生活的维系铸就了宗族共同体重塑与再造的契机。

集体欢腾与大型集群活动踩踏风险——以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为例

现代风险弥漫的社会如何整合,这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时代发问。在传统社会,涂尔干提出了"集体欢腾"的概念,意指在集体意识的凝合下,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然而,"集体欢腾"行动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逻辑路向却是:随着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和社会成员自主性的提高,社会个体在脱离了传统社会形式庇护的情势下,集体欢腾被置于一种"悬浮"的状态,原有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集体欢腾进而演变为一触即发的社会风险。回顾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我们在反思制度缺失的同时,更应注意到个体化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而现代性语境中新型社会共同体的重建,或许能够实现风险处境中"失范"的个体重新纳入社会秩序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考察人口流动问题,就是坚持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观察现实,是研究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人口学、经济学分别从人口迁移、劳动力配置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口流动问题,却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农民工回流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户籍制度障碍、政府的政策效应、城镇和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是农民工回流的外部社会原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健康状况、技能和家庭事件等是农民工回流的个体原因,农民工回流即是这两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回流是农民工自主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区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但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以及农民工对现实的考量才是回流产生的根本原因。主动回流与被动回流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如何将这种农民工回流的能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智力,需要制度扶持和政策引导。

农村丧偶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调查研究

农村丧偶老年人普遍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以贵州省S乡为例,研究发现:农村丧偶老年人,男性的存活率大大低于女性,女性比男性更长寿;农村老年人因配偶的去世在短期内的死亡率比较高;丧偶老人大多与子女共同生活并在经济上依附于子女。农村丧偶老年人精神生活状况并不乐观,丧失伴侣是首要因素,其次受自身经济状况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诱发变量与行动逻辑: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机理研究

社会稳定风险滥觞于邻避项目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民众的风险感知使他们获得了权益觉醒;而权益诉求的制度化表达效果堪忧,为延伸出民众行动的非制度化转向提供了契机和空间;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知觉的基础上,"领袖人物"的资源动员与媒体的话语塑造,造成邻避情结的激发以及向"力避"行动的转化。所以,基于邻避项目的损害事实,邻避设施和民众的"相处"需要体现在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基础上;构建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才能从机制上防止抗争事件的再生产;在信息爆炸和网络传播失真逐渐为民众认知的情况下,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有能力弥补信息不对称、促进风险沟通与规避。

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堕距表现及原因分析

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已在我国学界普遍展开,然而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过程中社会地位变迁的研究则关注不多。文章借用"堕距"这一概念,探讨了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面临的主要问题:职业作为最能体现社会成员阶层地位的外在表征,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堕距主要体现在社会身份变迁、经济收入变迁、政治地位变迁均落后于职业变迁。城乡二元结构和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的双重规制是造成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堕距的主要原因。少数民族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如何在城市这一时空范围内实施和推进,对推进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意义重大。

农村丧偶老年人再婚的意义与障碍

农村丧偶老年人独自生活加大了他们身体、心理患病的可能性。宏观的社会政策和微观的子女照顾,甚至于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都是不够的。年老的生命历程不可逆转,而丧偶的角色则可能改变。再婚有利于农村丧偶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发展和稳定。然而,农村丧偶老人再婚却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子女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制约。

论少数民族农民工城镇居民地位获得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的双重规制下,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镇化过程显得异常艰难。教育地位获得、职业地位获得和收入地位获得的情况,标识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农民工。提升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路径与后果

立足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这种制度性风险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

贵州省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贵州省民族村寨在保护与发展中摸索出很多可行而且富有实效的路子,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基础设施不完善,特色民居建筑破坏严重,劳动者文化水平低,劳动力流失严重,资金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合理等。为了保护、发展民族村寨,可以采取多部门联动、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民居改造科学规划、加大对少数民族村民的技能培训等措施。

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文化生态和区域发展——以贵州省为例

文化生态和区域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化生态可以通过旅游开发带来区域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大规模的文化生态保护提供物质基础,实现居民的文化自觉。生态博物馆理念下原生民族文化的开发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模式:保护原生文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更好地保护原生文化。

略论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文化生态和区域发展——以贵州省为例

文化生态和区域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化生态可以通过旅游开发带来区域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大规模的文化生态保护提供物质基础,实现居民的文化自觉。生态博物馆理念下原生民族文化的开发实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模式:保护原生文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更好的保护原生文化。

旅游开发与民族村寨社会管理的创新——对贵州省郎德上寨“工分制”的考察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对社会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在对贵州省郎德上寨"工分制"①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考察"工分制"的操作方式和基本特点。研究发现:"工分制"充分考虑了村民作为民族文化资源所有者的地位,实现了村民作为社区旅游开发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成为村寨旅游持续发展的动力,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阅兵:历史记忆与时代诉求(1949—2015)

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行的历次大阅兵的系统梳理,以期从阅兵的历史记忆中发现时代的诉求。新中国成立后举行了14次国庆大阅兵,每一次阅兵凝聚的历史记忆都呈现着国家发展的时代印迹。社会个体的记忆被集体的记忆所收编,大阅兵作为国家意志表征的符号展演,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个体表面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在深层次上亦是内在的自主性蜕变。大阅兵作为一种规制常态,唯有1984年国庆阅兵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属于破例:两次阅兵都发生在时代交替的节点上,前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破浪前行的重要时刻,而后者则处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常态"发展阶段的重要转折期。

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试析解决大学生面临问题的非正式路径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的事件层出不穷,纵然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到达不可遏止的境地,但是提前地预防并把问题消弭于萌芽状态就能避免事件发生带来的恶果。文章从五个方面介绍了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大学生问题的制度化解决机制的不足,依据问卷调查的结果,从社会支持网络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大学生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