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要求的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蕴含着丰富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建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既书写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擘画了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深刻领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要求的理论创新论断,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擘画、重大部署、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更加自觉地贯彻好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文明关系转型中的全球文明倡议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秩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过程中由西方世界主导建构而成的,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性,长期影响、制约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当今世界从根本上反思和审视人类文明秩序的弊端,以新的文明观推动人类文明秩序的调整和改良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全球文明倡议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理论前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取向,以“三个超越”为核心理念,以“三个辩证统一”为思维方法,树立起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观。作为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者,中国现阶段有必要把凝聚国际共识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统筹推进,厚植历史和文化根基,加大全球文明倡议的对外有效传播,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对话,并敢于和善于同阻挠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各种行为作斗争。

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进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进一步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明确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促进改革措施协同配合和同向发力。这既是实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坚持系统集成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战略上要以科学的顶层设计规划合理的改革路径,在理念上要以系统思维方法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在政策上要以整体的协同推进发挥改革的合力效应,在保障上要以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

中国式现代化:“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可行性,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创造性实践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拓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勇气、智慧和能力。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还将以新的更大成就,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人类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要论述的思想之源和创新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深刻地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等重大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一步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时代生命力,开辟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发展的新境界,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价值引领,正日益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关系的中国方案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项重要倡议。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则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不断加剧的全球性危机凸显了重塑人类文明关系的紧迫性,日益崛起的中国把重塑人类文明关系视作为世界作贡献的重要途径。为避免文明冲突历史悲剧的重演,中国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引导人类文明关系走向正确方向。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关系、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推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同时,文明对话也有助于中国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潮流、思想理念、国际关系模式以及外交战略等几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内涵,构建起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的思想框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新理念和外交实践中的新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潮流的新认知、对21世纪国际关系模式的新主张以及对全球治理时代国际秩序的新思考,它既符合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平融入国际秩序的内在需求,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责任,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从改变自己、改变地区到改变世界,理论本质是基于全人类利益相关与命运相连的立场,表达出一种旨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与重构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溯源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它既蕴含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价值追求,又立足当代世界潮流,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存续和进步,提出了接续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想的美好蓝图和现实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激活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当代生命力,而且推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当代重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对话与结合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观的提出是国际秩序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它由安全、发展、和谐三个关键概念所组成,关注三个层次不断递进的目标,即通过共同安全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创设国际秩序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通过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既满足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需求,又促进全球安全威胁根源的消除,为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提供保障;通过开放包容实现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实现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目标和新观念,以及解决国际秩序建设中安全困境问题、国际秩序的持久和平稳定问题以及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问题等三大难题的思路,已经使它超越了西方国际秩序理论,成为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构想和范式。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特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具有重大原创性的价值体系,是立足现实的价值观、关照全人类的价值观、包容差异的价值观、倡导平等的价值观、崇尚道义的价值观,不仅与“普世价值”有着本质区别,而且在理论根基、理论视域、理论境界、理论目标、理论道义等方面全面超越了“普世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国际社会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尺度,反映了全人类维护共同利益的现实需求,承载着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这套价值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支撑、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厚重的道义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独特的实践逻辑,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视野和理想追求,在理论特质、实践主体、实践方式和理论思维等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构想和强大思想力量,为世界历史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促进世界历史发展回归正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步入崭新阶段,并将整体提升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水平。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理论解释上的困境,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核的同时,将国内政治因素引入现实主义范式中,结合结构层次分析、单元层次和个人层次分析,大胆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上述努力有助于缓和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弥补结构现实主义在政策分析问题上的不足,而且也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增强了对外部理论批判的承受能力。但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了其他理论的分析变量,损害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其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过度强调,也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简约性。

美国南海政策调整与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了南海政策,公开介入南海主权争端。美国的政策调整既增强了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合作的紧迫性,又加大了两岸合作的外部压力。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现阶段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空间是有限的,推进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宜本着现实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的原则。

马克思“类思维”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人类面临各种挑战的根源在于,人类在思维方式上尚未完成从“物种思维”到“类思维”的深刻转变,人的“类本质”发展尚不够充分。马克思“类思维”中蕴含着思考和关注人类命运、追求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汲取马克思“类思维”哲学营养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起具有时代性特质的理论构想和政策主张,不仅激活了马克思“类思维”的理论生命力,而且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转型和“类文明”的生成。“类文明”既不是排除世界多样文明而独立存在的文明形态,也不是将各类文明简单相加后形成的综合文明,更不是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普世文明,而是在世界多种文明基于“类思维”展开的互动中形成的、与多样性文明并存的新型文明形态。

国家核心利益及其界定

核心利益是国家利益结构中次序优先、关系全局、不容侵犯的利益,涉及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发展。不同的国家对核心利益的界定往往会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核心利益的界定往往是各种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系统地梳理各种具体的客观和主观变量,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并对某一具体利益是否应该被列入国家核心利益作出理性的回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化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中国方案,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思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克服传统全球化放任资本逻辑的弊端,为经济全球化开辟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发展的美好蓝图,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举措和有效抓手。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关乎经济全球化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正在坚定地引领经济全球化驶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道,致力于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过渡性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

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迈向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成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性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不仅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而且也提出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方案,开辟了人类构建美好未来的崭新途径。

中国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创新

中国的亚洲安全观摆脱了西方传统安全观的旧思维,立足新的安全视野,设计新的安全思路,追求新的安全目标,实现了亚洲安全观念的重大理论创新。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改变亚洲国家的安全思维,促进转型期亚洲安全的良性发展以及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权力转移及其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不平衡增长、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正在由超级大国向崛起大国转移;由"极"世界向"非极"世界转移;由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超级大国通过霸权谋求私利的可行性在降低;大国和平崛起成为惟一的选择;大国战略博弈中非对抗性竞争的成分在增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加强。但权力转移也使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国际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明显加强,并依据现实主义理论积极调整对华政策。新政策集理性现实主义和悲观现实主义于一体,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点,是美国对华新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崛起,美国对华政策中理性现实主义与悲观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能出现发展的趋势,对华政策的波动性和反复性也可能表现得较目前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