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学在中天——就十卷本《王向远著作集》出版发行采访王向远教授

做学问本身就是一种修行,需要培养长年累月甘坐冷板凳的耐力,需要将学术本身作为目的,需要有一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需要有一点不追名逐利的脱俗与清高,需要有一点以苦为乐的痴心与执着,否则坚持不了很久。

以“迻译/释译/创译”取代“直译/意译”——翻译方法概念的更新与“译文学”研究

提倡"译文学",是由脱离文本、游离译文、作为翻译外部研究的"文化翻译"及"译介学",走向译文本身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系统。其中,对"直译/意译"这一聚讼纷纭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概念加以辨析和反思,提出了"迻译/释译/创译"三位一体的新的方法论概念取而代之。"迻译"是一种不需要翻转的平行移动的传译,也可以通过机器来完成,但是否选择"迻译"却能显示译者的主体性;"释译"是解释性翻译,有"格义"、"增义"和"以句释词"三种具体方法;"创译"是创造性或创作性的翻译,分为词语的"创译"和篇章的"创译"两个方面,前者创造新词,后者通过"文学翻译"创作"翻译文学"。从"迻译"、"释译"到"创译",构成了由浅入深、由"译"到"翻"、由简单的平行运动到复杂的翻转运动、由原文的接纳与传达到创造性转换的方法操作系统。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

《源氏物语》中表达主观感动和感受的"哀",到江户时代由本居宣长发展整合为客观化的作为审美对象的"物哀"概念,并由此生发出对"物哀"加以感知和理解的、作为审美活动的"知物哀",是这三个概念形成演变的基本轨迹。"物哀"之"物"是能够引起"哀"感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物,是把政治、道德、说教等内容排斥在外的。"知物哀"的"知"是一种审美性感知、观照或静观,因而"知物哀"就是"审美"的同义词。但"知物哀"所"知"的对象常常是超越道德的复杂深刻的人性人情,只有对人生、人性、人情有充分理解者才能有所"知",因而"知物哀"是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一种审美活动。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幽玄"是日本古典文论中借助汉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学概念和美学范畴,至少在公元12至16世纪约五百年间,"幽玄"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也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如果说"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那么"幽玄"则是通往日本文学文化堂奥的必由之门。"幽玄"概念的成立主要是出于为本来浅显的民族文学样式"和歌"寻求一种深度模式的需要,以此促使和歌、连歌、能乐实现雅化与神圣化。"幽玄"是日本贵族文人阶层所崇尚的优美、含蓄、委婉、间接、朦胧、幽雅、幽深、幽暗、神秘、冷寂、空灵、深远、超现实、"余情面影"等审美趣味的高度概括,并体现于能乐等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功能模式新论

平行研究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其中的类同研究模式被使用最多,但不少文章流于生硬比附,结论平庸。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流行的A与B两项式的平行比较,不能容纳尽可能多的同类的和相关的事项,不能在多个事项中进行分析、比较和归纳,有价值的结论也就无从得出。为此,在方平先生总结并提倡的A∶B→C的公式的启发下,提出了X1∶X2∶X3∶X4……→Y的新模式,主张突破A与B的两项比较,变A与B两极两项的比较为多极多项、平行交叉、上下贯通的比较。

“译文学”的概念与体系——诸概念的关联与理论体系的构建

"译文学"学科建构的基石是若干学术概念与学科范畴,需要从自古及今、源远流长的中国翻译史与翻译思想史中加以发掘、整合与提炼,还需要将外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加以参照。为此,在"译文学本体论"层面上,提出并界定了"译/翻"、"可翻不可翻/可译不可译"、"迻译/释译/创译"三组概念,以此作为译文生成的概念;又提出并界定了"归化/洋化/融化"、"正译/误译/缺陷翻译"、"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三组概念,以此作为译文评价与译文研究的概念。这两组概念又都涉及"翻译度"这个概念。通过论证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译文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又在"译文学关联论"的层面上,阐述了"译文学"与一般翻译学、与译介学、与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关联性,从而确立了"译文学"的学科定位,论述了其独特的学术功能。今后,还需进一步强化"译文学"的理论自觉,使其在翻译文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日本古代文论的千年流变与五大论题

包括汉诗论、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戏剧论、物语论在内的日本古代文论,从中国古典文论的引进、套用和初步消化,到中国文论的吸收、利用和主体性的确立,再到理论的成熟及对中国文论的跨越,经历了一千年的历史流变,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五大基本论题。一是"慰"论的文学功能论,将心理情感的慰藉作用作为文学的根本功能;二是"幽玄"的审美形态论,把超现实的幽深、神秘、暧昧模糊、间接,作为最高的审美形态;三是"物哀"及"知物哀"的审美感兴论,把激发与打动超越社会功利道德的纯粹人情,作为审美感兴之所在;四是"寂"的审美态度论,提倡观"寂色"、听"寂声"、修"寂心",以此作为诗人作家的审美境界;五是"物纷"创作方法论,提倡如实地、原生态地呈现人间生活的全部纷然复杂性。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日本古代文论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色。

“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并论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挪用与转换

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提到的"创造性叛逆"一词,在译介学研究中长期存在误读与误用,主要表现在把埃氏的"叛逆"论的语境由文学社会学置换为译介学;把"叛逆"的主体由读者置换为译者;把广义上的作为翻译书籍的"翻译"转换成狭义的翻译;把语言转换意义上的带有形容词性质的"背叛"理解为译者对原作的"背叛";把读者通过阅读理解来延长作品生命力这种意义上的"创造性"理解为"背叛"的创造性,而对于埃氏关于"背叛"也不能"破坏"原作统一性的告诫则予以忽略。"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论的引进援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在几个方面对"创造性叛逆"的适用性做了挪用与转换,由此也带来了理论上的一些破绽与问题,客观上触动了忠实原文这一基本的翻译属性与翻译伦理。"创造性叛逆"应该有其语境与限度,它只能用于对译介现象的客观描述,而不应成为译者的信条与指归。

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

"翻译思想"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思考与表达,需要在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中加以概括和提炼。"翻译思想史"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与"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多有不同。中国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积淀:从道安到玄奘的400年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史的奠基期;从严复到钱锺书的100年,是以解决"如何译"为中心的"泛方法论"时期;从19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是翻译思想的活跃期,翻译研究实现了学科化之后又走向超学科化,翻译理论体系化并有了学派化的倾向,出现了许渊冲的"翻译创作"论、谢天振的"译介学"、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辜正坤的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的理论体系与理论模式、冯天瑜等的翻译语研究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等诸种思想形态,使得翻译思想有了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建树。同时这30多年也是翻译思想史研究的"灯下暗"时期,需要努力加以确认和阐发。

中国古代译学五对范畴、四种条式及其系谱构造

中国古代翻译学是在近千年间佛经翻译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翻译文本(译本、译文)的识别与评价方面形成了五对范畴,即"胡本/梵本""全本/抄本""异本/合本""旧译/新译""失本/得本";在翻译行为的经验论、实践论与操作论方面,形成了分条论列的四种"条式",即道安"五失本、三不易"、彦琮"十条"与"八备"、玄奘"五不翻"和赞宁"六例"。以五对范畴和四种条式为支点,形成了独特的内在构造与理论体系。它将静态的译本形态论与动态的翻译行为论结合起来,兼具学术翻译的性质和文学翻译的品格,具有普遍和恒久的理论价值,在世界译学中堪称独步。但迄今学界对此估价过低,这是需要反思和矫正的。

论日本美学基础概念的提炼与阐发——以大西克礼的《幽玄》、《物哀》、《寂》三部作为中心

从志贺重昂的风景美论、冈仓天心的日本茶文化美论到和辶十哲郎、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土居光知、九鬼周造、久松潜一、冈崎义惠等人的文论,日本美学诸概念、诸范畴逐渐被提炼出来,最后到大西克礼的《幽玄》、《物哀》、《寂》三部作品,日本古典美学三大基础概念在现代美学的体系架构内才得以被深入阐发。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宏观思考

日本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起着引发和启示的作用。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有着高度的相通和相似性，但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不同，两国文学的发展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推动力主要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政治；日本现代文学的基本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由于两国作家的处境和立场的不同，两国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总体上说，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引人注目、触目显眼的，但又多是外在的、暂时的和局部的。

日本“物纷”论:从“源学”用语到美学概念

"物纷"(物の紛)是《源氏物语》中用来表示私通乱伦行为的委婉用词,江户时代"源学"家安藤为章第一次将"物纷"作为理解《源氏物语》的关键词。贺茂真渊大体同意此说,并提出"以物讽谕"说,赋予了"物纷"作为一个概念所应有的自性。到了本居宣长的《紫文要领》,则将"物纷"纳入审美范畴。荻原广道在《源氏物语评释》中,认为"物纷"才是《源氏物语》的主旨,将"物纷"改造为写作方法的范畴。从《源氏物语》到近代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及作品风格,都可以用"物纷"加以概括,它与"物哀"、"幽玄"、"寂"等概念一样,在日本文论乃至世界文论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今天加以进一步研究和阐发。

萨义德《东方学》之争与中国的“理论东方学”

中国学界曾就萨义德的《Orientalism》究竟应该译为《东方学》《东方主义》还是《东方观》做过探讨与论争,译名之争集中反映了对这部书的内容与性质的理解,触及了"理论东方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问题。中国学者指出萨义德以中东代"东方",论题与中国颇有违和,由此涉及到"东方"的范围、东西方文化身份与两种"东方主义"的问题;另有学者受其学术方法的启发,认为西方汉学作为"东方学"之组成部分同样具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并提出"汉学主义"概念来评价西方汉学,又引发一些学者从"国外汉学"学科价值论的角度提出反驳。从"理论东方学"的角度看,这场持续了30多年的探讨与论争,作为中国学术史仅有的一次关于"东方学"学科范围、性质、价值判断等理论问题的论辩,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

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王向远一、初期前往中国战场的特派作家１９３７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事变爆发几天后的...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

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大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加以组织实施。本文对其主要方式和途径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存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应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正确呈现和描述史实,从而填补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这一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