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李世寿墓志》与唐初宗室治理交州论考

汉唐时期交州是中央王朝开拓经略南部边疆和海洋的重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安危密切相关。六朝至唐初交州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新出《李世寿墓志》记载了唐初皇室成员李世寿出任交州都督的背景和经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交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唐初中央先后委派了至少6位皇室成员出任交州都督,同时又通过增派御史、黜陟大使等以加强对交州地区官员的监督和查处,其结果既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央王朝的交州吏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也为唐朝对交州地区的有效治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繁盛发展创造了条件。

现代造船托盘管理引入供应链理念的探讨

本文阐述了供应链管理的内涵和基本内容 ,并用供应链理念对托盘管理进行诠释 ,进而分析了托盘管理与供应链管理的耦合关系 ,最后将供应链理念引入托盘管理 ,这将对我国造船理念和模式的更新给出有益的借鉴。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

在中国道教近两千年的发展中，道教与民间巫道一直处在既相倚存又相矛盾和冲突的境地。国内外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道教其实自创立伊始即有同民间巫道的激烈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道教本身在这一时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突出了道教作为一种正规宗教的特质。

现代造船模式效益的无等级论域模糊综合评价

为了客观、科学地分析现代造船模式对造船企业效益的影响,论文运用基于无等级论域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现代造船模式进行评价.首先阐述了现代造船模式的内涵、基本特征;然后设计了现代造船模式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并构建了基于无等级论域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继而选取某造船企业8艘型号相同或类似的船舶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现代造船模式与传统造船模式效益评价的实证研究;最后通过比较二者的效益差异,揭示了中国造船企业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造船模式的落后,同时指出现代造船模式是高效益的造船生产模式,实施现代造船模式是提高我国造船企业综合效益的必然选择.

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

道教的"三清"是指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这三位神灵都是中国道教中最主要的神灵。一千多年以来,供奉"三清"神灵的"三清殿"也是每一座正规道教宫观中最主要的建筑。然而,在道教史上,这三位神灵原来分别是中古时代不同道派或经系最主要的神灵。元始天尊是东晋末年灵宝经所创立的最高神,太上大道君是东晋中期上清经所创立的尊神,而太上老君则是东汉末年天师道所创立的最高神。文章认为,这些分属于不同道派的尊神之所以最终能构成一个完整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清"神灵体系,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灵宝自然天文"的神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三清"神灵在道教中的正式确立则在唐朝前期。文章还认为,道教"三清"的形成既代表了道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神灵走向"体系化"和"秩序化"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古道教从早期道派分立、神系与教义歧异冲突,到逐步走向整合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以《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为中心的考察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兼对刘屹博士系列质疑的答覆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早期灵宝经与汉魏天师道──以敦煌本《灵宝经目》注录的灵宝经为中心

本文拟从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一批早期灵宝经，探讨汉魏天师道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及其对东晋南朝新道派的重大影响。国外学者较多关注灵宝经对大乘佛教教义的借鉴，我们则强调早期灵宝经其实保存着更为深厚的本土道教传统和本土文化传统。

六祖惠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

本世纪以来，禅宗史上有关惠能“目不识丁”和至五祖弘忍处顿悟似已成定论。本文作者通过对惠能早年事迹的考察，认为惠能早年成长明显有其家庭的特殊影响。禅宗典籍中其“目不识丁”的形象可能是有意突出南宗禅“不立文字”的特征和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性。作者认为，唐初岭南溪洞地区独特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环境都曾经对惠能早年成长及其南宗禅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惠能的故乡新州在初唐之际已兴建了大量寺庙。惠能从弘忍那里得到的可能只是一种传“法”权。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以《灵宝五篇真文》与《道德经》的关系为中心

目前中外道教学界对古灵宝经有两种分类法。本文通过对古灵宝经中《灵宝赤书五篇真文》与《道德经》关系的考证,证明了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更符合古灵宝经的本来面目。

越南新出隋朝《舍利塔铭》及相关问题考释

越南现存3万多件汉文碑铭拓片,一直是国际汉学和国际东南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近年在越南出土的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舍利塔铭》,是越南目前所知最早的汉文碑铭。隋文帝在仁寿年间(601—604年)分三次向各州颁赐舍利并建塔供养,是隋朝乃至整个中古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而越南新出隋朝《舍利塔铭》等遗物,既为这一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珍贵实物材料,同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古时期岭南交州的历史以及隋中央王朝在环南海的开发和经略,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论唐代岭南“溪洞”和“山洞”的开发

六朝隋唐时代,"溪洞"和"山洞"在地域分布上几乎遍及长江以南,岭南则是最集中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学术界迄今对于"溪洞"和"山洞"的由来及内部社会结构等还缺乏明确认识。"溪洞"或"山洞"等均指南方山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农耕性村落。史书中不断有中央王朝"征伐川洞"或"招抚山洞"的记载。唐代岭南等地不少新州县就是因"开山洞"而设置的。探讨岭南等地"溪洞"和"山洞"的由来及其在唐朝的重要发展,可从一个具体方面揭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

道教“三洞”学说的思想渊源

中古道教“三洞”学说对道教的整合和统一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东晋末年江南出现的一批早期灵宝经中,已经有相当完整的“三洞”学说。“三洞”一词的最初出现与《三皇经》有关。其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汉代以来早期道教对“元气”论和“三一”理论的发展。而早期灵宝经将其与上清、灵宝、三皇等三组道经相结合,使之具有了“三洞经书”的涵义,并确立了元始天尊作为“三洞经书”共同教主的地位。作为中古道教各宗派中与佛教关系最为密切的灵宝派,其“三洞”学说一方面使道教统一的经教体系的建立具备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突显了这一时期道教理论建设中的“文化本位”的特征。

从斋戒规范论古代国家祭祀对汉晋道教的影响——兼对吕鹏志博士一系列论著的商榷

斋戒制度是道教仪式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是道教仪式史研究的起点。由于古代国家祭祀制度和早期道教经典对其斋戒规范的记载都非常分散,尤其是早期道经对其斋戒规范具体来源的记载很不明确,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早期道教斋戒制度来源等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少误区。近年来更有一种影响颇大的学术观点,认为早期道教斋戒制度的确立开始于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的"古灵宝经",并且主要是源于早期印度佛教"布萨"制度的影响。文章在对古代国家祭祀制度和早期道经材料进行广泛搜集和考证的基础上,从斋戒类型和斋戒各种具体规范等方面,证明了古代国家祭祀礼制对早期道教斋戒制度及其相关戒律条文所形成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古代国家祭祀斋戒和道教斋戒的性质及其与佛教"布萨"制度的根本性差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斋法的构建对本土传统祭祀斋戒和道教斋戒也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依据翔实的资料,从斋戒制度这一特定视角,对中古早期儒道佛三教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

敦煌古灵宝经《洞玄本行经》版本结构论考

敦煌写本《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属于一部已佚古灵宝经残卷,对于研究古灵宝经经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有学者提出该经绝大部分经文并非古灵宝经原有的内容,而是由南朝中后期道教中人续写而成的。本文考察了该经的版本结构及其流传,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晋宋时代旧本"和"南朝中后期本子"的分别。至于敦煌写本以及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多种典籍所作的征引,均应看成是该经在东晋末年创作之初就有的内容。

论汉晋道教“静室”的性质和来源

早期道教"静室"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宗教性建筑设施,也是道教徒日常宗教生活的神圣空间,对道教仪式近2000年来的发展演变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日本道教学者吉川忠夫最早提出"静室"发源于西汉时期具有"请罪"性质的"请室",后来则成为道教徒向神灵祈祷、忏悔以及实修某种道术的宗教性建筑物。本文认为道教"静室"并非渊源于西汉具有监狱性质的"请室",而是由先秦至两汉儒家祭祀礼制中的"斋宫"、"斋室"和"静室"等发展而来的。二者之间最主要的相通之处,就是它们都是特定的专门进行斋戒活动的场所。而儒家祭祀斋戒制度所具有的人神交通性质以及相关斋戒规范等,都直接影响了汉晋天师道以及其他道派斋戒制度的形成。自汉代以后,由于儒家祭祀斋戒制度已被道教和汉传佛教所吸收借鉴,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静室"在儒道释三教中都普遍存在。而弄清早期道教"静室"的性质和来源,对于探讨道教斋戒仪式的起源和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论六朝道教“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对刘屹博士《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的商榷

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都认为六朝江南道教团体"葛氏道"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元始旧经"的创作密切相关。近十多年来有研究者一直完全否定"葛氏道"与"元始旧经"有关,提出二者的关系是北宋初张君房在《灵宝略纪》中为了整合道教的需要而杜撰的,并以此为基础对古灵宝经所有主要问题都进行了最具有颠覆性的研究。然而"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其实在古灵宝经和南朝道教宗师陆修静的著作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人为地将二者割裂的做法,既不符合古灵宝经的实际情况,也很容易造成学术界对古灵宝经认知的严重混乱。

敦煌古灵宝经与道教“三洞经书”和“三乘”考论

中古道教“三洞”学说的起源 ,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重大问题 ,然一直难以形成一致的认识。本文作者在对道教早期“三洞”资料进行系统清理的基础上 ,从较新的角度 ,讨论了道教“三洞经书”和“三乘”在东晋末年江南古灵宝经中的最初形态 ,以及在南北朝隋唐道教中的具体演变和发展 ,揭示了“三洞”

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与北方家族移民岭南

唐代流放制度和左降官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运作方式,是国内外学术界集中讨论的问题。唐代岭南自始至终都是流人和左降官最为集中的地区,两种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强制性移民色彩,并因此成为唐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移民的一种特殊途径。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及其与岭南的关系,本身是对秦汉以来相关制度的继承和重要发展。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也从唐代人口迁移的特定视角,探讨了两种制度与北方家族移民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岭南社会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之二——以古灵宝经“三洞经书”观念的传承为中心

中外道教研究者大多数都把"三洞经书"思想的创立归功于陆修静。而小林正美则把有无"三洞经书"思想,看成是"葛氏道派"所创作的"元始系"灵宝经和以陆修静所代表的"天师道三洞派"所创作的"仙公系"灵宝经最根本的差别之一。本文研究认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其实有非常完整的"三洞经书"思想。而较后出世的"新经"则继承了这一重要观念。至于陆修静的"三洞经书"学说,则是对古灵宝经的直接继承。因而,敦煌本《灵宝经目》原有的"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更加符合古灵宝经的实际情况。而古灵宝经无论是"元始旧经"还是"新经",亦均为"葛氏道派"所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