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事言理 从实求知: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

建构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体系需即事言理、从实求知,通过把握真实的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内在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概括命题、建构理论。社会科学知识源自对社会的认知,社会的实存性与人文性决定了需在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把握真的现实与历史,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要与其所在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经济学基于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考察出现了研究的中国转向,社会学则进一步从中国转向走向历史转向、文化转向。政治法律理论也应如此。中国国家治理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受文化观念深刻影响,它们是主体性政治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一进路也要面向真实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处理好政治法律中的规范性问题,不舍弃中外比较的视野,它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理论可能。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下“地方法治竞争”范式的反思

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建构受制于国家治理结构。“地方法治竞争”范式能否成立,需纳入整体性的国家治理制度逻辑与观念传统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地方法治竞争”推动法治国家建构,实际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和实践难题,受限于观念上的工具主义法治观、体制结构中的一统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功能主义,这三者具有深层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根源。因此,探索法治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需深入国家治理观念与政治社会结构,更新对法治理念及其构成元素的理解,走出工具主义法治观,在中国国家治理架构下自上而下推动,逐步走向“治理主义”法治观,认知法治的治理功能,并且将“法律正义”视为一种公共产品。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政法逻辑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在改革方式、重心、目标等方面呈现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其鲜明特点,包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协同、运转高效,坚持法治与改革相统一。未来需要通过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思想认识、严明改革纪律、坚定政治意志、严格执行方案、平稳有序推进、地方统一实施、落实编制法定等举措扎实推进此轮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治理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将作为总揽性目标统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其本质是以中国为基点、内生自发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维,也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它同样有其内生逻辑。首先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以其现代化方式有效地推进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次,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有其内在基准,需在现实与目标之间探寻现代治理的中国之道。最后,其内在来源包括中国治理传统中的现代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探索的历史经验,以及补齐治理短板的借鉴会通之维。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方能建构适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现代治理之道,并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共同富裕内涵与要求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党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之际作出的重大战略延展和庄严承诺,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迈进。理解和准确把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从初心使命、问题导向、文化传統、社会主义本质、新发展阶段要求等角度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意义价值,同时要准确理解在当前时代条件下提出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理由和用意,防止模糊认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在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健全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反垄斷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着力。

法治文化之要义及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建构

本文主要通过重新梳理法治文化的核心含义来探讨当代中国语境下法治文化的建构与培育问题。在将法治概念的核心确定为官员守法,将文化界定为一定范围内较为同一、稳定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后,本文将法治文化分为五个层次,其中官员守法文化处于核心层,而公民监督官员守法的文化最为关键。以此为基础,文章讨论了法治文化建构的基本方略和具体方法,最后梳理总结了加速形成共识、彻底批判人治、以官员守法为突破口、加强民间监督、保证依法裁判等加速建构和培育法治文化建构的五个战略要点。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时代内涵和重大意义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重要的政策目标。在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上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意义重大,应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就业稳定优先、推动教育医疗健康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六个方面入手努力实现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党规与国法的关系的三重维度：内容协调、机制衔接与相互保障

党内法规是中国法治的一个特殊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决定了党规在治国理政中会发挥重要作用。法治中国建设要处理好党规与国法的关系,注重党规与国法的衔接和协调,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共同推动良序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构。两者关系存在三重维度:首先是内容上的相互协调,既包括党规不与国法相抵触,也包括党的政策依法定程度转化为国家法律。其次是两者机制上的有效衔接,不断提高党内法规制定的法治化水平。再次是在各自领域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相互配合与保障。

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基于革命实际与文明传统的再思考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决议》关于近代中国历经百年动荡,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历史叙事背后,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检验、贯彻和彰显的主线。

地方治理的制度模式及其结构性逻辑研究

回答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一问题,地方基层治理是一个关键要素。从此次疫情防控可以看出地方治理发挥的重大作用。地方基层有效治理得益于一整套系统建制、完整铺设、深入基层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网络,它将压力型体制和行政发包制结合,通过各种约束和激励机制实现基层联动和有效治理。这一体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因,与传统体制有内在关联,受制于传统中国深层历史社会结构。面对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重点是在坚持体制优势的前提下,通过自我调适、明确权力边界、赋权基层主体、保障信息真实畅通等方式提升不断化解体制模式“结构性两难”的能力。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制度支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经济成就的背后,制度发挥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中国制度的根本语境是一个追赶发展的大国,其制度关键是处理好多元社会和一元统理之间的平衡,需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下的有效治理。这一制度的贡献在于其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建立了一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治理制度与发展模式,同时保持了及时回应变化与挑战的制度弹性。中国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形成集中统一执政党领导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制度、民主协商的多党合作制度、动态平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民族平等与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制度、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等六大维度。

中国传统司法的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在当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司法的研究逐渐升温。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司法外部体制构造和内部审判架构的制度性描述,分析得出传统司法体制上的集权主义、裁判依据上的引经断狱、纠纷解决上调解息诉和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等四大特征,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具有工具性的司法权,而非居中判断权。因此,当代司法实践借鉴时需慎重处理。

不曾生,何谈死?中国法理学的死亡及其生的可能

与世界上三十三个国家仅对基金会的行政管理费做原则性规定,或将之与基金会的收入挂钩不同,《慈善法》第60条,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第2款不仅规定我国的基金会行政管理费不得超过10%的最高比例,且将之与基金会的支出挂钩。这一规定看似是技术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隐藏了我国慈善事业与西方诸国的两元差异:社会定位与功能定位之差异。在社会定位上,外国将基金会视为政治之平衡器,而我国则将基金会视为是社会福利事业之补充;在功能定位上,外国基金会偏向资金之管道,而我国基金会则是社会福利项目之执行者。这种二元差异深刻的根植于中西社会的传统之中,恐难以通过简单的制度改革突破之。

政治、法治与人治关系再探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重新探究政治、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对其研究,首先要重新梳理政治、法治与人治的概念及其制度性价值与限度。政治是通过获取和运用权力,对公共事务和利益进行分配的决策并使之实现的活动。法治和人治是当代政治统治和治理的两种核心方式。其中,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需要进一步在法治的框架下合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限制人性缺陷。

康德论法权的先天根据

文章通过展现康德法权论整体的逻辑进路,探求康德如何为法权建立先天根据,从而为权利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奠基的。康德的法权理论建立在他对"人"的理解和定位之上;他以纯粹理性能力在实践领域中建立的道德法则为依据,将法权归结为以内在理性为基础的外在自由的协调之上,认为人这一存在于"现象界"的"理性主体"所具有的"自由的实践理性"是法权存在的先天根据。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建党百年史上的重大成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和前提。近代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条寻路之旅,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曲折后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制度,赢得了革命胜利。这背后包含了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必然性。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的司法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司法改革做出了整个部署。当前司法改革面对着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审判权弱化和司法腐败四大问题,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回归司法权本质属性,树立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强化司法责任两大目标。当前司法改革要在司法权配置、司法权力运行和司法监督三大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细化深化司法改革的各项要求,推动司法改革更大发展,积极稳妥处理好司法改革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上访的“冤屈”、稳定的逻辑与治理的两难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可从诸多角度加以解读,最直接也最核心的困惑或许是要追问,一桩小事为何能够借助上访搅动得整个体制不得安宁。影片借此折射出的是古往今来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中一直存在的三个相互勾连的根本问题。首先是稳定的逻辑,其内在于天命观和追求绩效合法性的卡理斯玛权威之中,因此对于统治风险高度重视。其次,维持稳定借助的是乌纱帽的控制,即中央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选官机制。最终,二者背后贯穿的是大国治理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两难选择,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本困境。上访的难题正源于这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走出这一困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仍需不断探索。

即事言理 从实求知: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

建构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体系需即事言理、从实求知,通过把握真实的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内在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概括命题、建构理论。中国国家治理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受文化观念深刻影响,它们是主体性政治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

革命党政体制的形成及其逻辑: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制度渊源

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党政体制是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渊源。“革命党政体制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既是建党百年值得回溯的重大问题,又是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制的基础。一国体制往往是被自身历史进程塑造的。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曾尝试过多种制度,唯有在与失败的对比中才能理解革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其成功在于它匹配了当时中国彻底解体的社会秩序结构和农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政党领导、深入基层、组织严密、有效动员的政党与人民高度融合、双向互构的“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体制。它再造了国家结构、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重建了中国社会的基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