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转向下的爱与政治

通过对巴丢、哈特与奈格里关于爱和政治的论述进行批判性考察,可以发现巴丢对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爱的论述并不能为共产主义政治奠定基础,相反会消解政治;而哈特和奈格里对诸众爱的论述因为缺乏敌人的视野而成为一种无力的政治。通过施米特和墨菲重新引入"敌友区分"问题,将敌与友的生成过程展现为一种巴特勒式的政治表演,并将爱理解为相互影响和感染的情感,可提出一种纳入敌人视角的表演之爱,真正激活爱和政治之间的链接。

“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从阿甘本到青年马克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人本"思潮在很大程度上质疑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推进了学界对于何为人类、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以及人类生命的反思。"后人类/人本"研究有三种路径,其中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和"人类学机器"概念从政治领域内的人的动物化境况出发,揭示当代人类生命所遭遇的排斥性吸纳的困境,但阿甘本基于非历史化的分析所提出的是一种消极政治。本文试图回到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劳动力动物化的分析,揭示出这种动物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并且通过对其"类本质"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从而提出一种真正解放人类生命、同时又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念。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

随着＂后工作＂（post-work）思想的方兴未艾,对工作时间、工作与闲暇、工作与生活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凯恩斯于1930年所发表的具有预言性质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乐观地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满足人类需求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将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生命、艺术与潜能——阿甘本的诗术-政治论

在阿甘本看来,现代性的境况下,生命日渐成为赤裸生命,人成为牲人,而政治的范式不再是公共空间,而是集中营那样的场所。面对如此的人类境况,我们并不需要重新举起人文(人道,人本)主义大旗、呼唤人文精神。阿甘本追随海德格尔,认为人文主义只是对人的束缚而非解放,是对人的尊严的贬低而非提升。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恢复人的尊严,开启新的政治?其契机在哪里?本文主要围绕阿甘本早期关于艺术与政治的文本,去阐释其关于快乐生命和潜能政治的思想。

什么样的时代,怎样的生活?——解剖鲍曼《流动的生活》

福柯在回应康德“何为启蒙”时指出，为了理解我们是谁，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需要一种当下本体论（ontologyofthepresent），从而去回答：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探索一种历史系谱学，去考察我们到底怎样被构成主体，我们的所说、所做、所想如何为社会所形塑，并为其所接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去想象一种哲学生活——关注自我的生活，从而去发现生成变化的可能。

高尔夫、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第三重矛盾

一高尔夫与社会历史 自近代以来，体育运动就与中国的民族命运和国家政治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从毛泽东1917年的《体育之研究》提出“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数位居榜首的骄人成绩，历经百年，中国终于成为体育与政治上的大国与强国。

2012中国思想类图书关键词

2012年对中国来说，是继往开来的一年。很多学者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自觉的总结与反思。另外，思想界对科学知识问题也做出了回应——尤其是正在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本文拟就一些关键词的梳理，来回顾过去一年内我国思想界和出版界的主要成果。

2016年思想界关键词:马克思、福柯以及新自由主义难题

说“马克思归来”就意味着马克思曾经远去过。当然，在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确处于低潮，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一度宣判了“历史的终结”。但后来爆发的资本主义危机一次次地证明了马克思的洞见。就连《纽约客》于2016年10月也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他回来了：过去与当下的马克思》的长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著作以及对于当下的意义。

2013年中国思想类图书关键词

西方当代哲学和思想有着怎样的发展动态；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应该如何认识纷繁复杂的西方学术话语，并形成自己的论述；如何重新检视中国历史中的观念，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的概念。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拟用四组关键词来介绍2013年的思想类图书。

扬州县域产业集聚竞争力提升策略探析

国内外实践证明,发展产业集聚是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江苏省扬州市县域产业集聚竞争力不强是制约扬州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扬州市县域产业集聚竞争力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以经济园区建设为支撑,提升产业集聚度;优化外来资本的利用方式;建立和完善政策体系是提升扬州县域产业集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传播媒介的使用与误用——雷蒙德·威廉斯的传播异化批判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文学、文化与社会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在传播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性探索却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种探索也并没有为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者所继承。在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今天,如何建构一种真正健康的大众文化,从而建构一个文化民主的共同体,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重新审视威廉斯的传播思想会让我们有所收获。

迈向一种去中心化的矛盾分析?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美]大卫·哈维著,许瑞宋译,中信出版社,2016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矛盾并非特指形式逻辑中存在的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而是指向了这样一种现象：两种相互对立的事态经常存在于同一领域之内。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矛盾代表了世界的实在（reality）,而和谐一致不过是一种显象（appearance）。哈维也认同这一点,并认为实在与显象之间的矛盾就是最重要的一种矛盾。

巴特勒的性别理论与性政治

巴特勒的性别理论源于对福柯思想尤其是《性经验史》的考察与发展,通过对男女性别二分法的系谱学考察,巴特勒揭示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并无根本差别,生理性别就是社会性别。性别就是一种述行行为。同时,基于这一思想,巴特勒提出来自己的性别政治——酷儿政治和再赋义的政治。

狗屁工作、劳动分工与后工作的可能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发达国家的很多人都在从事没有意义、对社会毫无益处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耗费人的精力,损害人的心灵,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总工作量,让人们的工作时间有增无减。因此,他呼吁消灭这些狗屁工作。文章结合调查问卷和访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评述,指出:几乎所有工作的从业者都有可能自认为在造福社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存在意义,因此从主观感受定义的狗屁工作概念难以成立,但客观上狗屁工作的确存在,且大多数人对工作不满的事实也不容忽视,因此在消灭狗屁工作的同时,也要挑战工作意识形态--"所有工作都是好的",同时对工作内容和劳动分工进行更为合理的组织,最终消灭异化劳动,走向后工作的未来。

工作伦理与不工作的政治——基于两首网络流行歌曲的考察

2016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因为年初的《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而红极一时。半年之后,另外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再度因为歌曲形式的戏谑性和歌曲内容的话题性而成为整个文化工业的焦点。这个话题就是加班,或者说工作。

城市空间、资本运作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汪民安（主持人）：欢迎哈维教授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作客，因为我们文化研究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文化，尤其是关于北京的研究。我们这边的同事都读了哈维的很多书，因此，也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哈维教授。北京的城市面貌最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人很容易想到19世纪巴黎的城市改造。

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及其对当今批判理论之意义

本文讨论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雷蒙.威廉斯的思想对当今批判理论的意义。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与强调理论对社会变革与社会实践的干预性,强调文化创造共同意义世界的共同体思想,对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公众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对生态批评等诸多方面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他预见了当今文化研究中的"实践转向"。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访古典希腊的“劳动与政治”

在古典希腊时期,雅典公民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摆脱劳动,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相反,绝大多数雅典公民都属于“穷人”阶层,他们不得不为生计而劳动。但是,古典时期雅典的政体属于直接民主制,所有男性公民都享有法律面前的平等(isonomia)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但古典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反民主的,他们的著述是对雅典民主的“反动”(reaction)。当这些思想家说“劳动可耻”“劳动者没有能力和资格参与公共事务”时,我们该如何看待?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劳动、闲暇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政党政治的世纪,也就是说革命或者说解放政治总是与政党政治相勾连。但是在20世纪后期,因为"文革"的失败和60年代的终结,出现了否定阶级-政党政治的取向,这种取向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对此,潘毅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批判了巴丢与鲁索的政党-形式形而上学,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群众运动或解放政治的敌人并非纯粹的政党形式,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巴丢和鲁索将资产阶级政党抽象为政党形式本身,从而提出告别政党政治和政党国家的理论。本文旨在分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先锋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经济原因,并认为当下更需要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良性互动,从而一方面避免党国体制的彻底官僚化,另一方面造就真正有活力的解放政治。

帝国时代的“大同书”——《大同世界》中译版代序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是哈特与奈格里“帝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奈格里与哈特亦师亦友，更是本书所提倡的共同研究者（CO—researcher）。两人的合作可以追溯至1994年，在共同合作的《狄奥尼索斯的劳动》中就从劳动的角度展开了对“国家形式”的批判。而本书也并非两人合作的终结，在全球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后，两位作者于2012年出版了名为《宣言》的小册子，来探讨这些运动所昭示的反抗和民主的可能。相信他们的合作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