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君德论起源于殷周,发展于两汉,兴盛于唐,繁荣于两宋,变革于明末清初,一脉相承而内容不断丰富。君德的内容包含了君主的德性、器识、才智、能力等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修养以及施政过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完善君德的方式主要有经筵讲读、皇储教育、家训教化、大臣谏诤、史书褒贬。古代君德论特征鲜明,君主地位的尊崇、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是君德论的起点,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理论是君德论的思想基础,读经观史,以经为则、以史为鉴是完善君德的重要手段,“致君尧舜”是君德修养的重点。古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围绕君主而展开的关于君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古人讨论君德,既存在“师道”与“君道”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反映的只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伦理观。

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以乾隆朝为中心

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并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在一起。

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王国维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释证文献,建立古史体系。"二重证据法"不是虚玄的历史哲学,而是切实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能否定。当代简帛佚籍研究出现了盲信出土文献的现象,实乃未能很好地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王氏强调"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这正是当代学者正确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修史与政治:清代帝王的政治需要与官方当代史的书写

在皇权专制社会,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尤其是帝王控制的官方修史,直接被纳入权力话语体系中。有清一代,由于帝王的政治需要,官方当代史的书写始终与政治纠葛在一起。帝王巧妙地把史学的经世观念转化为统治者的权谋手段,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把史学当作政治倾轧的借口,官方修史活动本身充满了现实的血腥争斗;二是把修史当作树立纲常、整饬人心、施行教化的工具,借修史推行帝王的思想观念,实行文治;三是通过删改史书和材料取舍来美化帝王形象,掩盖政治丑闻。理解清代史学的完整性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必须考虑＂帝王史学＂所起的作用,这是认识中国传统史学本质的根本所在。

公众史学在中国:发展路径与理论建构

从学术渊源上看,中国公众史学是美国公众史学与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交融汇合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众史学传入中国,在新世纪引发了史学界对公众史学概念、特性的讨论,并试图以此为参照建构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大众化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上同时起步,成为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学术资源和实践基础。当下,中国公众史学在发展路径上应立足本土,借鉴西方,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自身社会及历史实际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上,必须考虑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点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复杂关系。继续进行多学科对话,深化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丰富的实践催生原创性理论。加强公众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利用不同的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样态。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该刊自觉拓展史学研究新领域,刊登了大量关于人口、民族、地理、宗教、交通等方面的论文,为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人口史等史学新兴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该刊力主扩大史料范围,倡导合作研究,重视平等讨论,创造出思想上活跃开放、学术上自由争鸣的良好氛围。该刊还特别重视译介西学成果和资料,为中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开辟了一个窗口,为近代中国学人借鉴外国研究方法提供了帮助。

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近十年来“通俗历史热”现象探析

近十年来出现的"通俗历史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历史通俗化的历史传统,阅读的多样化、自由化、个性化,以及现代媒体的推动,都是历史热出现的重要原因。通俗历史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一是破除了传统历史写作枯燥乏味的痼疾,采用文学化的演绎和表达;二是从微观视角出发,注重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三是从平民化和人性化的角度切入,引起读者的共鸣;四是合理的心理分析,使读者有一种"心灵回归"的感受。当然,"通俗历史热"也存在内容庸俗、史实讹舛和史观错误等一系列问题。要想把这种"通俗历史热"保持下去并避免庸俗化,必须提高历史普及者自身的修养,增强普及者及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处理好普及与提高、严肃性和娱乐性的关系。

论清初三大思想家对李贽的批判——兼谈早期启蒙思想问题

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猛烈批判李贽,是思想史上值得深思的问题。三大思想家在理欲观、佛禅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三个方面与李贽存在严重分歧。李贽提倡私欲,蔑视天理,三大思想家理欲并重,反对纵欲;李贽佞佛,三大思想家辟佛;李贽称赞冯道为"吏隐",三大思想家坚持气节,贬抑冯道。从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分歧,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阶段性特点,启蒙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缺乏一种自觉的连续性。李贽的思想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抗争,三大思想家则是既批判了专制制度,又照顾到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特征,二者都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三大思想家虽然批判了李贽,但二者之间深层次的思想逻辑上的一致性还是相当明显的。

评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分类具有弘道设教、崇经重儒等超文本的道德劝戒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在目录分类的表象背后蕴含着适应专制统治的政教人伦观念。二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认知思想。考辨学术派别及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图书的分类与流变反映的是学术的分野和衍化,目录学担当着学术史的重任。三是具有损益旧制、另开新篇的批判创新意识。传统目录学家不断反思前人目录分类的利弊得失,根据文献及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在分类与著录方面进行变革,在学术演进的整体框架中推论图书要旨。总之,传统目录学触及了文献背后的文化意蕴,展示了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观、伦理观和学术观。

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

从历史书写的目的性和治史观念来看,当代中国史学存在着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史学形态。主流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和系统完整的史学话语体系;精英史学重视思想独立,富有批判精神,有着与主流史学差别甚大的学术评判标准和话语系统;大众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社会大众均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三种史学形态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主宰史坛,从各个方面支配着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198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面临考验,精英史学不断崛起,大众史学异军突出,并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三种史学形态都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主流史学要想继续保持主流地位,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上形成不同学派,张扬其理论的个性力量,与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互动;精英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术流派渐趋形成,个性化研究日渐凸显,不断为认识历史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逐渐引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大众史学发展迅速,影响日大,但乱象不断,亟待进行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需要进入大众史学领域,参与大众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

两宋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发展

正统观念是传统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自汉代以来迄于清代,各时代的史学都普遍重视于对历史王朝正统与否的评判。由于时代特点和政治需要不同,各时代史学的正统观念也有差异。以往的史学研究,对历代史学的正统观念虽有涉猎,但多不系统。本期这组专题讨论文章,通过对历代传统史学正统观念系统梳理和探讨,以期揭示其具体内涵、思想本质及其发展变化。汪高鑫的《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一文,论述了两汉史学正统观念的具体表现:重视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以为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出神意解说;通过构建历史王朝统系,以确立史学上的正统主义;通过"摒秦"与"宣汉",来否定秦朝的历史统绪,确定汉朝的历史地位。这都与两汉经学的具体影响密不可分。马小能的《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一文,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与民族融合背景之下史学的正统观念,认为王朝更迭频仍促使史家在史书撰修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都非常注意弥缝与讳饰;强调南北朝时期史学正统之争通过夷夏之辨的方式进行,而结果却是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的加强。王记录的《两宋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发展》一文,肯定两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正统观念发展的鼎盛时期和转折时期。说它是鼎盛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关于正统问题的讨论理论色彩更浓重;说它是转折时期,是因为宋代学者不仅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而且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许殿才的《王夫之的正统之辨》一文,认为王夫之作为传统史学正统论的总结者,并不赞成使用正统论进行历史评判,因为其理论根基有先天缺陷,在实际运用中也因遭遇多重困难而导致混乱。王夫之肯定君主是维系天下秩序的核心,立君统以定天下是天经地义,但需要有道统与之配合,才会形成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局面。

理学与两宋史学的义理化特征

两宋史学受理学影响,表现出义理化的特征。在史学思想上,两宋史家倡导"以史明理",把史学作为求理的手段,理学贯通天地古今的思维方式使史学通识意识增强,人们以义理为标准衡评历史,史学正统观念被赋予了新内容。在史书编纂上,为了更好地贯通历史以求理,出现了通史撰述的勃兴,理学重视《春秋》经,导致编年体史书的振兴,适应理学重议论、重说理的要求,专门史评兴起。理学自身的发展及"格物穷理"的要求,催生了纲目体、学案体和纪事本末体等新史体。两宋史学的义理化倾向提高了传统史学的哲理化程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导致史学思想的僵化。史学义理化倾向没有导致以义理代替史学,史学也没有沦为理学的附庸。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明儒学案》缘何不为李贽立学案?——兼谈黄宗义的学术史观

《明儒学案》不为李贽立学案,不是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由黄宗羲的学术史观所决定的。黄宗羲主张打破学术门户,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成为众矢之的的学术背景下,亟辩儒释界限,力主心学非禅学,反对人们将王门后学的禅学流弊加在阳明头上,并细致区分了王学末流的学术归属,认为有儒学中夹杂禅学,但仍为儒学者;有失却儒学本质,归于禅学者。李贽是极端“狂禅”,且落发为僧,其学术已失儒学本质,被黄宗羲划归禅学,从而在总结明代儒学发展的《明儒学案》中悄然隐去了李贽。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三长”的深化与“心术”的提出:宋元时期史家修养论的发展与特征

宋元时期的史家修养论承旧开新,处在承上启下的阶段,其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宋元学者深化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把才、学、识当作评价史家修养的标尺,充实了才、学、识的内容,丰富了才、学、识的内涵,并由此引申出自成一体的史家修养论。他们进一步强调史识,彰显才、学、识"三长"之中以识为重的思想,并用理学的纲常名教观念充实史识,以此评判古今史家的历史见识,带有明显的义理化倾向。宋元学者特别重视史家的品德修养,在道德心性之学的影响下,把帝王的"修心"观念引申到史学领域,并不断发展,提出了"心术"说,直接开启了后世史家重视道德内省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