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四十年

从1980年初开始,中国行政法学人留学日本,译介日本行政法的论文著作,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并获得影响力。南博方、盐野宏、藤田宙靖等人的近10本教材推动了我国行政法知识的体系化认识,大桥洋一、小早川光郎等人的10余本行政法专著推动了我国相关原理的纵深化发展。国内有近10本著作对日本行政法展开了通论和专题研究,但总体上仍不够充分。日本行政法既有开放性,也有特殊性,不可轻视。学习日本行政法,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原理,也可以利用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发生角度,开展对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只要能避免简单的“对接”,更多、更新的日本法研究都是有益的。

基于冠状动脉造影计算的微循环阻力指数在不同类型冠心病中的临床应用进展

冠状动脉微循环在心肌血流灌注调节中发挥关键作用,微循环阻力指数是评价微血管功能的金标准。随着计算流体力学技术的发展,基于冠状动脉造影计算的微循环阻力指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方法无需使用压力导丝和血管扩张剂,并且与基于压力导丝的微循环阻力指数有较好的诊断一致性。目前已在心肌梗死、慢性冠脉综合征和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中得到应用。现对基于冠状动脉造影计算的微循环阻力指数在不同类型冠心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综述。

中国行政法学的涅槃重生

改革开放之后,行政法学重新建立并逐步走上正轨。20世纪80年代行政法学的主要知识源自苏联行政法学和民国行政法学。在行政法学体系上,短暂延续了苏联式行政法学的体系,但很快就转为民国式行政法学的体系,进而以行政法律关系、双线理论等尝试着发展行政法总论的体系。在行政法的基本范畴上,短暂接受过苏联式行政法学的影响,并在行政处罚等个别范畴上保留了一定遗迹,而行政立法、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执行等更多的范畴则是延续了民国行政法学,但也存在一定的革新。新生的行政法学既与过去的行政法学之间保持了承继性,也构成当代行政法学的基础。

十届医学生中精神障碍患者资料分析

对１０届２５７５名医学本科生中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医学大学生中精神障碍发生率相当高，且很普遍。与有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精神障碍这一疾病是因病休学的主要原因，它已严重影响或中断了大学生的学业。提示，注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大学生心理疾病的预防工作，及时给予分类指导和正规治疗。

冠状动脉造影评价ST↑_(Ⅲ>Ⅱ)与ST_(V4R)↑诊断右心室心肌梗死的价值

目的以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显示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RCA)右室支近端闭塞作为右心室心肌梗死(right ventricu lar myocard ial infarction,RVM I)的诊断依据,评价心电图Ⅲ导联ST段抬高幅度大于Ⅱ导联(ST↑Ⅲ>Ⅱ)与V4R导联ST段抬高(STV4R↑)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发病12小时内入院的急性下壁M I患者158例,分别计数存在ST↑Ⅲ>Ⅱ或STV4R↑的病例数。根据CAG结果判断RCA或LCX的闭塞部位,以RCA右室支近端闭塞作为RVM I的诊断依据,计算并比较ST↑Ⅲ>Ⅱ与STV4R↑诊断RVM I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158例急性下壁M I患者中,CAG证实为RCA右室支近端闭塞即合并RVM I者69例,其余89例为RCA右室支远端或LCX闭塞。ST↑Ⅲ>Ⅱ诊断RVM I的敏感性明显高于STV4R↑(98.6%vs 66.7%,P<0.01),而特异性前者明显低于后者(58.4%vs 80.9%,P<0.01)。当两种心电图指标并存(ST↑Ⅲ>Ⅱ+STV4R↑)时,其敏感性不低于STV4R↑(P>0.05),而特异性高于两者单独存在(P<0.05)。结论以CAG结果为依据评价急性下壁M I时Ⅲ导联ST段抬高幅度大于Ⅱ导联与V4R导联ST段抬高诊断RVM I的价值具有较大临床意义,前者敏感性较高,后者特异性较高,两者并存时进一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围绝经期女性心肌梗死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特点及其与雌激素水平的关系

为探讨围绝经期女性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特点及其与雌激素水平的关系，对２６ 例围绝经期和３８ 例绝经期后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及血清雌二醇和血脂水平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围绝经期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冠状动脉轻、中度狭窄及单支血管病变明显多于绝经期后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Ｐ＜ ０ ．０１） ，其血清雌二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较正常对照者明显降低，但高于绝经期后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Ｐ 均＜ ０ ．０１） ；而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较正常对照者明显升高，但低于绝经期后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Ｐ 均＜ ０ ．０１） 。结果提示，围绝经期女性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以轻、中度狭窄和单支血管病变为主，其血清雌激素水平降低幅度较小，脂代谢异常程度较轻。

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

只有行为人在实施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行政机关才能予以处罚,这就是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在我国过去的法律和理论上,对行政处罚多持结果责任的立场,只要客观行为违法即予处罚。根据宪法上人格尊严的要求,为了维护公民的意志自由、实现处罚的目的,行政处罚应当实行责任主义。我国《行政处罚法》应当确定以故意为原则的责任条件,再由特别法在具体情形中根据责任主义的要求,并考虑制裁有限性和行政效率等因素,对行政处罚是否允许以过失为责任条件逐一作出权衡判断。对于过失的认定,不应实行过错推定原则,而仍应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可以在行为人没有达到一般注意义务的要求时,考察行为人有无正当理由而作出认定。

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

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确认判决是行为诉讼中的判决,而非法律关系的一般确认诉讼的判决。只有确认事实行为违法判决和确认无效判决具有独立性,其他的确认行为违法判决、确认不作为违法判决均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的衍生品。撤销判决、履行判决不仅具有确认违法的功能,还能施以直接有效的救济,应当优先发挥撤销判决、履行判决的功能,只有无法作出撤销判决、履行判决时,才有发挥确认违法判决作用的空间。鉴于行政活动存在多样性,我国应增加新的判决种类,以期实现权利的无漏洞实效性救济。

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

不确定法律概念源自法律对于一般性属性的需要。要适用一般性的法律,就有必要将不确定法律概念面向案件具体化。具体化的过程因经验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而有所不同,但因不确定法律概念中可能存在着盖然性判断部分,无论是经验性概念还是价值性概念,均无法转化为纯粹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是一个价值补充和经验证明的过程。因不确定法律概念仍为法律概念,很多仍可用经验事实来证明,故而,司法应原则上对其全面审查;对于具体化中的价值判断,只要处于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司法就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

行政裁量基准的设定与适用

行政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以判断选择的标准化方式将行政法规范授予的裁量权限予以具体化。从平等原则出发,应将设定裁量基准规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裁量基准相对于立法而言是裁量权的一般行使,相对于公务员而言则又是裁量权的控制手段。裁量基准虽非立法,但经由平等对待、信赖保护等原则的转换而对行政机关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适用裁量基准并不免除行政机关的个案考虑义务。在裁量基准适用的典型案件中,行政机关应当适用裁量基准作出决定;在非典型案件中,行政机关可以不适用裁量基准,但应当说明理由。在审查存在裁量基准的案件时,法院要进行两阶段审查,先审查裁量基准自身有无合法性,再审查在适用裁量基准上有无合法性。

论行政裁量理由的说明

理由是将特定事实带入某一法律要件作出决定的原因说明。在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不说明裁量理由,就无法让人知晓为何在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该决定。根据行政法治原理,应当将说明裁量理由设定为法定义务,以论证裁量决定合乎法律。公开裁量决定的判断和选择过程,这既有助于抑制行政机关的恣意,也有助于说服行政相对人,也便于私人寻求救济和司法实施审查。裁量理由与裁量决定应当具有同时性和一体性。没有说明或者说明不充分时,因行政机关没有按照要求说明裁量理由,为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起见,法院应撤销裁量决定;如果行政机关在事后以其他理由替换原先已说明的理由,在没有改变主要理由时,法院则可基于诉讼经济原则一并审查,一次性解决纠纷。

SYNTAX积分对左主干和多支血管病变患者临床结果的预测价值

多年来,对于左主干病变和多支血管病变如何选择合理的血运重建策略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多项比较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与单纯球囊扩张或金属裸支架（baremetal stent,BMS）置入治疗多支血管病变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

食品安全风险公告的界限与责任

在现代社会,政府发布由食品安全等所引发的风险信息已成为其职责所在。但这种风险公告也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给付行政的一种方式给人民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也可能侵害企业的营业自由和财产权,损毁企业的名誉信用。我国在风险公告方面的法律规范过于简约,应当在是否发布风险公告、如何发布风险公告问题上着力提升风险公告行为的合法性,同时应当允许提起撤销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和国家补偿诉讼,以便更好地协调私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一对一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廖宗荣诉重庆市交警二支队行政处罚决定案评析

在某些案件中,仅有原告和被告针锋相对的两个证据,即一对一的证据。这种证据的审查与认定不仅要考虑证据的证明力,根据案件情形采取相应的证明标准,还要考虑证据形式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在廖宗荣案中,依法根据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行为所作的记载可作为现场笔录来使用。如果没有相反的可佐证的证据否定其客观真实性,且没有证据证明执法人员与违法行为人之间存在个人的利害关系,该记载可以作为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优势证据。但该证据因系通过一人执法程序收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不具有合法性,故而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行政协议无效的认定

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活动的一种方式,需要遵守依法律行政原理;同时具有合同的属性,也要遵守契约的基本原则。在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时,可以适用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但仍可存在针对行政协议的特别无效标准;也可以准用民事合同法的无效标准,但仍需要与公法原则相协调。行政协议无效标准的确定与选取,需要在依法律行政原理与契约严守原则、法律优位与法安定性、信赖保护原则之间进行价值衡量。

善之途多歧路:五权宪法的理想与现实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是其宪法思想的一部分 ,而非全部。五权宪法思想是关于国家权力如何配置与控制的理论 ,具体包括权能区分论、权能平衡论、五权分立论和五权关系论四个部分 ,其根本目的在于造就一个人民希望的而又不惧怕的万能政府 ,从而为人民谋幸福。《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贯彻了五权宪法思想 ,但均对其作出了一定的修改。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隔阂。五权宪法追求一个善的目的 ,但其缺乏对政府权力的警惕 ,过分强调权力之间的协调合作 ,走向了贤人政治。这是在宪法中国化的过程中值得记取的一个教训。

危险防止型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承担

行政主体负有防止危险的责任。如果行政主体履行这一责任时存在不作为,导致损害发生,行政主体应该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行政主体究竟应承担多大的国家赔偿责任、真正的危险制造者是否可以逃避民事赔偿责任、行政主体与危险制造者之间是否存在赔偿责任的分配等问题,需要从国家赔偿的功能和危险防止责任的性质角度进行透视,还需要从行政主体与危险制造者之间的关系上给予厘清。那种根据责任大小按比例承担赔偿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应允许受害人在行政主体与危险制造者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行政主体承担了全部责任,则应承认行政主体向危险制造者的追偿权。

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局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评析

利害关系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要件。黄陆军案判决认为,这里的利害关系还应当是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如果申请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有受到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权益损害与行政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这时就可认定申请人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而其具体的判断方法则是回到实体法的行为规范,考察适用行为要件时是否将保护个别性私人利益作为考虑事项。这种判断基准暗含着保护规范说的要求,为利害关系的判断提供了相对确定的框架。

宪法概念的认知方法及其反思

认知宪法概念是宪法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宪法概念多数是不确定的法概念,充满着不确定性、多义性,需要宪法解释、制定法律等行为来予以具体化,据此我们也可以认知宪法概念的内涵。宪法概念究竟如何合乎宪法地具体化,具体化了的宪法概念与宪法文本中的宪法概念能否等同,如何在整个宪法价值秩序中认知宪法概念,都值得宪法文本的研究者认真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