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勇:领导干部调研要往矛盾“窝”里钻

矛盾“窝”中聚民情。“窝”就是各种矛盾问题集中显现的地方,是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最为集中的地方。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领导干部看到矛盾“窝”不能绕着走、避着说、躲着干。矛盾“窝”中出业绩。领导干部只有直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才能作出关键有效的决策,让人民群众真真正正受惠受益。

郑杭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

郑杭生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从两种类型论出发,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发展史,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典范教材,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理论品格;他强调以人民性为根本的价值立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逻辑和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他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假设和重要命题,界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郑杭生先生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数智化背景下广东省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构建物流业与制造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分析2013—2022年物流业和制造业评价指标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分析计算物流业与制造业发展灰色关联度,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发现,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发展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两业联动是促进物流业发展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数智化背景下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及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从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促进两业联动发展的对策:物流业层面,物流企业协助制造企业数智化升级,发展智慧物流为制造业提供更多增值服务;制造业层面,珠三角制造业产业集群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实现转型升级;政府层面,政府部门引导制造业与物流业共同推进智慧物流标准化。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广东省制造业和物流业融合发展研究

广东省制造业、物流业均处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推动制造业和物流业两业融合发展是构建新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促进广东省制造业、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途径。针对当前两业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广东省须建立面向支柱性制造产业的专业化物流基地、大力推动制造企业物流业务社会化和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来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双向融合发展,以此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移集聚和产业协调高质量发展。

农民市民化:传统超越与社会资本转型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农民超越自身的传统性的过程。通过对定县(定州市)的再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在接受现代市民素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在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向: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出现转变,自发性组织在增多,而且信任观也从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开始走向现代市民性的普遍主义制度信任。在建构和完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体系时,这些都值得重视。

芪参益气滴丸对高血压左心室肥厚影响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芪参益气滴丸对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左室肥厚以及左室舒张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原发性高血压患者76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38例,对照组38例。对照组给予依那普利和硝苯地平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同时服用芪参益气滴丸。共治疗4个月。同时观察患者血压、临床症状以及左室相关指标的变化。结果两组均能有效降低患者血压,但治疗组对左室肥厚、左室舒张功能以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芪参益气滴丸能改善高血压患者临床症状和左室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左室肥厚。

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以对皖南S村农民的访谈为例

通过对皖南S村留守农民与农民工的访谈,我们发现,农民的社会风险意识正处于过渡时期,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新型风险意识急需确立,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亟待完善。

西方居住隔离理论:发展历程与现实启示

自恩格斯首次揭示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状态以来,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取向的居住隔离理论,即强调不同人群空间分离的人文区位学居住分异理论,强调住宅更替规律的住房过滤理论,以及强调住宅阶级的新都市社会学居住隔离理论。这些理论共同提醒人们,在当代中国的城镇发展和住房建设中,必须有效预防居住空间隔离,阻止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隔离和对抗。

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自涂尔干开始,主流的西方社会学就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生成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并且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以及交往伦理等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现象表明,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新的社会特质,尤其是社会个体化趋势使集体意识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以一致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创造出良好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团结状态。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及其与西方社会互动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需要通过共同体重建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局面。

改革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管理理念变迁及发展趋势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理念从拒绝管理,经有限管理和管理服务,已经发展到服务管理阶段。由于目前在管理实践中还存在着流动人口浅层城市化的问题和城市对流动人口逆向淘汰的问题,因此未来中国的流动人口管理应当树立"实有人口"理念,不断完善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安排。

社会称谓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形象变迁

一个群体的社会称谓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总体认知和评价。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人口拥有众多的社会称谓,如流民、盲流、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等,这些社会称谓与主流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相吻合,因此形成的农民工社会形象是在农民工主体缺位的背景下由主流社会根据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塑造。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亟须通过社会的全力合作,引导农民工主体回归,最终实现农民工相关社会称谓的消亡。

社会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传统

在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形成了多个学科意义上的认识论传统。最早形成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与主观主义认识论建基于近代哲学的预设主义,至今仍是社会学家认识社会和构建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到20世纪中后期,基于哲学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形成了相对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传统以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和解构主义认识论这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进入主流社会学的视野。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家为超越过去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论传统做出巨大努力,虽然最终没有逃脱偏向于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宿命,但持续多年的这种努力使反思主义渐成一种新的认识论传统。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由郑杭生先生等人提出的社会互构论以新型现代性为现实基础,对以上社会学认识论传统进行了批判性吸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社会与获得理论知识的路径。

新农村建设与城郊农民市民化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城郊村庄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素质较高,可资利用的模式较多,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农村地区的特殊性。大力推进城郊农民市民化是城郊村庄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要统筹城乡规划,在生存空间上融入城市;全面提升农民素质,在文化上增强现代市民意识;协调各项政策安排,在制度上与城市相衔接,才能全面推进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探微

小城镇建设中土地利用非集约化必将制约小城镇的长期发展 ,给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巨大的供养风险。必须对小城镇重点发展战略重新进行理性思考 ,只有重点发展部分有潜力的县城和县域中心镇 ,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为此有关政策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农民市民化:内涵、进程与政策

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代表的城市新市民在漫长的市民化过程中,将会实现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他们将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涵化、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为此,急需从政策层面构建一个应对体系,对此给予帮助和引导。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演进路径与创新趋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实现了从人民自发的创新治理到党建引领的合作治理、从社会治安的技术治理到社会安全的全域治理、从共同利益凝聚到共同意识塑造的转型,其突出的实践成效是帮助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大治”局面、构建了社会共治的中国模式。在新征程中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新使命新地位,为此要进一步创新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实现与领导干部自上而下地接访群众的制度的有机融合,构建起基层治理的闭合循环;加强基层社会的能力建设,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基层社会;等等。

从内嵌到内生:乡村合作治理变革新趋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中国乡村的简约式合作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权力日益下沉,最终出现国家政权-乡村社会的吞没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乡村治理发展的需要,技术治理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催生了事本主义的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党整合乡村的能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政党“向前一步”,通过强化治理引领、重构治理体系和新铸治理形式等,强势地将政党因素持续内嵌于乡村社会。从总体趋势看,政党叙事的发展重心在于省思和优化政党行动,逐步从强调政党内嵌走向引导乡村内生,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乡村社会,从而彻底超越传统的吞没困局。

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主要约束与对策思路

全体农民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议题。推动农民共同富裕面临着明显的“结构—个体”约束。对我国11个省份村民抽样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这种结构性约束主要包括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内部收入分化严重、农业劳动收益偏低、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缺口大等;而农民的个体特质,如年龄大、学历低,利用市场机会和政策机遇能力差,也是重要的约束因素。突破“结构—个体”约束需要协调推进宏观的结构性改革与微观的农民个体增收,具体思路是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提高土地要素产出,优化资本帮扶形式,夯实知识产出基础,最终通过“城乡等值”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存量改革时期的社会建设与社会合作

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存量改革性质日益明显。存量改革时期的社会建设关键是要做到顺利实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让渡。为此,在思想上要倡导不走极端的社会合作意识;在制度上要重点推进社会合作型的社会制度建设;在方式上要更多地探索利用社会合作型的利益让渡方式,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深层次的存量改革,促进社会持续走向现代化。

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固化与社会合作

利益固化是未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在财富和风险分配的过程中,在累加、转嫁和代际传递等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利益固化可能会日益向异常方向演进,最终会走向阶层固化乃至阶层对抗。为此,必须在利益固化演化成阶层固化之前采取社会合作行动,阻止社会分裂。这就要求在全社会普及社会合作理念,要求社会底层形成利益妥协意识,更要求社会上层自愿参与各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