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边疆”一词的古今嬗变

＂边疆＂一词中,＂边＂指物体的外缘,及空间或时间的临界境况;＂疆＂表示用弓来标志步以丈量土地,可引申出止境、边界、疆域等意义。合二为一的＂边疆＂之所指,原与上古天下内部之＂国＂的定义有关,具体当指与近代国际关系近似的列国体系的疆界划分。

人类学家的凝视与环顾--王铭铭教授访谈

王老师，您好，谢谢接受访谈。我们知道，您本科的时候在厦大读的是考古学，在研究生时期方向是中国民族史，后来在博士期间，您选择了人类学这个专业。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人类学呢？这是偶然的，那时候国内博士点很少，不像今天那么多，为了求学，我就到国外去了。正好也得到中英友好奖学金的资助，得以到英国。当时也想过读考古学，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人类学，主要也是因为当时我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

基于多维度输入的水厂日取水量卷积长短期记忆网络预测

鉴于传统的单维输入卷积长短期记忆网络(CNN-LSTM)的预测精度依赖于历史数据的规律性,构建了基于多维度输入的卷积长短期记忆网络预测模型,其中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来识别数据内部特征或外界环境因子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输入,并应用于两个自来水厂日取水量预测。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单维度输入预测模型,构建的基于数据内部特征或外部环境因子的多维度输入CNN-LSTM预测导致A水厂取水量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分别降低了32%、17%;B水厂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分别降低了47%、12%,表明基于数据内部特征的多维度输入模型更高。其余评价指标也呈现类似变化;且增大水厂取水量有助于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该模型输入分析方法可为提高预测模型精度提供有效范例。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跨越边界与范式——《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导论

论文集《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待版)的导论,梳理了文集收录论文的主要内容,基于这些内容,提出"文化复合性"概念,以此概括中国西南人文世界的面貌,即不同社会共同体内部结构生成与外在社会实体的关系结构。指出尽管"文化复合性"是基于21世纪最初10余年一批新一代人类学研究者的历史民族志研究提炼出来的概念,但它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尤其是西南研究)的经验和理论研究遗产的总结,是对既有学术论述的反思性继承。在形成这种反思性继承的过程中,汲取西方人类学有关交换、结构、历史性、世界体系、族群性、神圣性等方面论述的理论养分,将之与新时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区域研究相联系,进而提出了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见解。

基于物联网的安徽省农田灌溉实时监测及自动灌溉系统研究

农田灌溉缺乏科学技术的指导,多存在大水漫灌等粗放式灌溉现象,水资源浪费问题突出。基于物联网技术,利用信息传感、实时监测和自动控制等科技手段,实现了土壤墒情及灌溉流量等信息的自动采集、数据的远程存储与分析以及灌溉的自动控制,该系统的研究对安徽省智能灌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及其终结?——一位人类学家的札记与评论

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历史纠葛不断。通过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包括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所属各个流派和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剖析,提出两个"兄弟学科"结合而非对立的思路,对认识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历史关系和探索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

文章简评25年来中国人类学在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及海外文化“三大地理空间圈”,及在亲属制度、宗教与仪式、比较政治、经济、历史、比较文化、法律诸领域的研究中获得的成就,分析了学科存在的问题,并以问题的解析为角度,展望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走势及前景。

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葛兰言(Marcel Granet)何故少有追随者?

作为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言因其学术旨趣与英美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迴异,使得学界对其关注不够。尽管他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大多来源于其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社会学理解,然而即便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亦鲜有人追随之。分析个中原因,根源在于中国社会学侧重现代社会研究的趋势,以及在观念方法上忽视中国传统,追求西方英美模式,强调所谓"科学的东方学"的取向。这些问题最终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发展方面鲜有原创性的贡献,而重新认识葛兰言的研究对突破这一局限是极具启发的。

文明,及有关于此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观点

在历史和考古背景下,考察了文明概念在西学中的不同定义,特别是其在18-19世纪被赋予的"一与多"两种意义,以及100年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及社会学在两种意义之间游移的面貌,旨在梳理一个既存概念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历史的梳理,毫不包含作者在解释上的倾向。借助这一梳理,将文明界定为超社会体系,并对超社会体系的含义加以重点说明,同时还以隐含的方式指出,因超社会体系也内在于所有社会中,故国族面对的问题是双重的——其与超越于它的地区和世界体系之间关系、其与内在于它但超越于它的文明之间关系,都给它带来沉重的负担。

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通过对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方法、市场体系理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反思,结合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应用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如将人类学的社会意义培育于公共空间之中,关注人类学的宇宙观等,并就田野工作的方法、经验及研究选题进行了讨论。

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

从汉学人类学疏离于一般人类学的过程,中印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影响力比较,人类学大师的有关经历与论著,侧面反映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留下的余地。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要成为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地区类型",就要在学科内部探索人类学知识与"当地思想"的"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出于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必要性的深刻意识,人类学大师对中国人类学才产生一个共同期待: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但是,海内外中国人类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致力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若要对世界人类学有所贡献,那就需要"反思地继承"前人成就,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政治文化的历史动态过程、帝国宇宙观展开深入研究。在中国研究中进行有历史基础和关怀的人类学研究,将对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和当代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民间权威的地方头人──闽台两村的个案考察

作为民间权威的地方头人──闽台两村的个案考察王铭铭对于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现象之一“权威”，依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界定，可以分为三类：神异性权威（ｃｈａｒｉｓｍａ）、传统权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与科层式权威（ｂｕｒｅａｕｃｒ...

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

文章就中国人类学海外视野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强调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去研究外国社会。作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人类学应该讲讲怎样使我们具有“他者的眼光”。人类学要有一种知识的良知,要获得独到的认识,如果不具有“他者的眼光”,如果不展望世界,不将中国回归于世界,那就可能进退两难。同时,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对于理解和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类学应该参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研究。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本文以康有为完成于1904年底的《意大利游记》为说明性个案,试图呈现其欧亚文明论的基本面貌。文章将文本与这位"先时之人物"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勾勒出康氏的旅欧行程、意大利考察和文明叙述的轮廓,梳理了康氏在其"异域志"中表达的有关升平一统(帝国)、中西文明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看法。文章指出,《意大利游记》是古代华文异域志的近代遗响,而康有为借之表达的看法,实构成一种"文明—现代性"主张。本文为作者所写有关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之论文的续篇。文章指出,康有为对文明的界定与其同龄人涂尔干的看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康氏与涂氏都将现实发生的文明界定为"超社会现象",视其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范畴,但相比于从结构观点看文明的涂尔干,康氏在考察文明的存在方式时更关注其历史的治乱轮替动态,也更为重视其政体实现形式。文章最后,作者思考了20世纪康氏欧亚文明论的遭际,指出相比"国族营造"之社会科学,康有为融通"我他"文明的叙述依旧有其启迪。

“道德环境”与文明——涂尔干之学的启发

本文据作者2017年11月18日在北大文研院"纪念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口头发言整理而成,述及年鉴派汉学成就、"道德环境"(社会)、文明论及学派形成等,夹叙作者个人在其学术实践中如何体会涂尔干相关思想的启迪。作者指出,涂尔干逝世百年了,但我们的处境(尤其是个体-实利主义和排他的国族主义制造的"氛围")并没有产生根本改变;"重新发现"这位前辈的教诲,学习其思想,对于我们更务实地看现实出现的问题及我们对它担当的责任,都深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