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开始致力于扩充在华电信力量,晚清政府拒阻海底电报登陆及在中国陆地设线,但由于缺乏领海权意识,并不禁止外国在中国沿海海底敷设电报线缆。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面对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进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海底电报登陆控制权。

基于动力分析的两岸持续合作机制建构

两岸持续合作逐步成为普遍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深入发掘和培植合作的动力,并进而构建两岸持续合作机制,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和关键之一。两岸关系中多元的两岸行动者,包括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等,是两岸持续合作的动力主体,不同主体在各层次、各领域两岸合作上的力度与向度各有不同,通过自身的行为能动地影响着两岸持续合作的范围、深度、历程和方向;两岸持续合作的动力来源于两岸行动者的意愿和行动,最终体现为政治领域的公权力和非政治领域的社会力两种形式,两者间交互影响;两岸主体间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两岸社会力与政治力的博弈,持续合作的动力能够传导,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得以实现,推进两岸持续合作的媒介不仅包括利益和权力,更依赖于情感和信息。两岸应深化和拓展"一个中国"框架下两岸的国际性共同事务合作,为持续合作开创新的增长空间;拓展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渠道,促成两岸各主体间的直接互动乃至合作,提升频率与效率;优化并合理配置两岸持续合作的动力媒介,使两岸合作的动力传导更加协调均衡。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国两制"既有构想奠定了"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框架,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应尽可能地预估并规避既有构想中的可能风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遵循有别于港澳实践的政治逻辑,在内战法理基础上形成新的宪制法理规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宪制安排先经由统一协议确认,并明确相关法律文件的时效、序列与位阶,保障台湾方面在其内部事务上的自治权、在全国治理事务上相应的参与权以及相关的外事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还应从行政协调、立法控制、司法限制和人民制约等路径去构建维护主权权威和中央管治权的实践机制。

两岸政治定位的分歧处理及建议

本文以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为中心,结合实际,通过对国家与政府、两岸、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分裂与分离等基本概念进行学理上的辨析,以建立两岸政治定位分析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岸政治定位分歧诊断及处理的考察,认为"一个中国"框架下明晰的两岸政治定位有利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进而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中国代表权互补"两岸政治定位底线的建议,而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两岸政治定位也将有助于解决两岸"一个中国"意涵之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机制探析

基于两岸关系的政治与社会互动逻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存在着权力制衡、权利规范和社会支撑等多种构建机制,而社会机制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和基础组成部分。社会机制的内容分析涵盖社会动力、激励、整合、协调及保障等几个方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机制为当前两岸关系提供了诸多启示:应确立两岸关系的多元主体多维定位,深化两岸交流沟通范围和层次,注意各项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化与协调,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

两岸关系的内战法理及政策逻辑

中国内部的政府继承因内战而发生,内战的延续导致政府继承过程仍在持续,内战的结束将带来中国的完全统一以及政府继承实践的完成。两岸关系的实质是一场尚未终结的内战,两岸之间从内战行动发展为内战状态,从内战的双边行动发展为单方控制,作为叛乱团体的台湾政权并不具备交战团体的权利和地位,而合法政府则具有选择适当方式完成继承、阻遏分裂以及终结内战的权利。两岸关系中的内战法理逻辑确证并巩固着"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现实,保障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权利,限定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路径与方式,在首选"和平统一"终结内战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央政府被动使用非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权利与合法性。

和平发展与统一进程中的两岸文化整合

文化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发挥着资源和约束的功能。两岸的文化互动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统一既有正向作用,也存在诸多问题。两岸文化整合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统一的应有之义。两岸文化整合存在着"原生式"、"境况式"和"建构式"三种路径,整合应着眼于和致力于彰显两岸文化的同质性、同源性、共同的"境况"感和一体性,建构两岸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强调一致性与差异性对立统一、先天遗存与后天建构的共同作用。

外国法院判决中台湾的法律地位

在涉及台湾法律地位的典型判决中,外国法院基本上遵从"政治问题"原则、"一个声音"原则及"一个中国"规范进行判决。在外国法院判决中,台湾当局丧失了或缺乏代表中国的权利,其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行为能力和管辖效力得到部分认可,台湾当局的诉讼当事人能力有时也被接受,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宜性程序行为能力;台湾的法律身份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于台湾的主权权利也被尊重;所谓"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国家地位"并不被支持,也不具有一般性的实体权利能力;台湾在某些判决中得以参照适用"功能性豁免权",但这些不等于法院默认或支持所谓台湾"事实独立"及其主张。

“交叉压力”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两岸关系中的冲突或分歧或将长期存在于和平发展进程中,冲突本身所具有的整合性功能却可能使其成为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力量。随着两岸民众、团体、政府间互动的深化,两岸多元化的社会逐步形成,相应的冲突或分歧也逐步增加,作用于两岸主体和社会的各种冲突或分歧的交错产生了"交叉压力",而高度"交叉压力"有助于消解两岸分歧的两极化危机,两岸间多维的角色、组织、利益、认同联结,最终影响两岸主体的行为模式,作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践,将两岸连缀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过渡到和谐发展,"交叉压力"是一种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反外部法律介入问题探析

综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既有构想、外部法律介入港台事务的异同和完全统一前后美国涉台介入的可能变化等多个方面因素进行考虑,外部势力对未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其实践的法律介入可能以方案中的“高度自治”、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管治权与自治权关系等为着力点。面对外部法律介入,一方面要加强外交、政治乃至于军事等方面的沟通与斗争,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优化“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法律构造和实践机制。反介入机制的法律构造大致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路径入手,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静态权力配置的“法制化”,以及“一国两制”台湾实践中动态运行机制的“法治化”。

“鲁蛇世代”:台湾地区青年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前景

台湾地区青年对于“鲁蛇世代”的群体文化经历了从他者定义到自我认同、从结构使动到自主赋能的转变,具有与东亚地区其他同类群体不同的特质。时代变迁、世代差异、阶级分化、贫富固化限定了“鲁蛇时代”的生存空间以及亚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世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诉求成为“鲁蛇世代”的差异点和特质,但台湾地区社会的发展困境无法有效回应这种诉求。“鲁蛇世代”的生成与发展历程体现了当下台湾地区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发展困境。而走向两岸融合发展是突破困境的理性选择和理想之路。

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危机

所谓政治民主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应该说民主的价值，是具有普世性的，但是由于各国、各地区的特殊处境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因此，政治民主化在世界各地常常呈现出各种特有的民主发展的模型和轨迹。

政治效应视域下的两岸经济融合

两岸经济融合有助于两岸共同认知、集体认同及共享价值观念的形成与深化,并产生积极的政治效应。但由于当前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中利益扩散和分配机制存在不足,不同主体利益认知差异较大,以及台湾当局政治操弄,两岸经济关系的“促统”效应尚不明显。大陆应以利益为核心要素,从政策竞争、利益调配、地缘经济等路径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吸引更多的台湾企业、资本、技术和人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将台湾对外经贸、两岸经济融合进一步纳入区域经济合作中,在新形势下实现两岸互利双赢,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两岸青年网络交流中的偏见生成机制

网络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但市场导向的网络新媒体技术利用并强化人性偏好进而造成信息诱导,两岸青年也因认知局限产生对新媒体的信息依赖。技术权力与认知局限共同削弱了网络交流在消除两岸偏见上的潜能,形塑着两岸青年在网络世界中的彼此刻板印象。在两岸青年网络交流过程中,两岸政治对立限制了传统政治权力的网络治理能力,而新兴的技术权力催生着技术与人性的“共谋”格局、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状态以及权力迭代与偏见强化的“循环”局面。

晚清中外陆线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谋求中国内陆的电信利权,使用各种手段,或劝说中国设线,或求中外合办,或请自设,并期望将陆线与海线相接,建立起符合其利益和需要的电信网络。而清政府则坚守陆地设线权,极力拒阻列强在中国内陆设立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积极收回外人所设立的侵权线路,并以发展中外陆路边界接线来谋求或争夺经济权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电信利权。

再论“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

作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接受程度遭遇瓶颈。本文正视现实,探讨了两岸政治定位、互动框架和实践模式等基础问题,在理论上借鉴"协合式民主"精神,立足于两岸关系实际,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加以深化和拓展。维护"一个中国"的统一性,保持台湾在单纯内部事务上具有独占性权利或完全自主权,在两岸事务上台湾得适用否决性权利,在一般性的国家事务上台湾享有比例性权利;通过协合式民主的治理方式,促进两岸间异质性民主的正常运转,实现和维护两岸权力分享、国家权威的统一与稳定。

“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本文根据"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内在逻辑顺序,阐述了一国两制的基础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及其与港澳模式的区别、台湾模式的新构想或思维。为推动两岸尽快实现完全统一,今后应深化对"一国两制"理论精神、台湾模式的具体设计的研究,并加强两岸学者的交流和共同探索。

耳迷走神经刺激对运动员赛前焦虑状态影响的研究

目的观察耳迷走神经刺激对赛前焦虑运动员心理状态与运动成绩的影响。方法2022年3月至2023年1月在成都体育学院达到二级跳远运动员标准的运动员55例,随机数字法分为治疗组29例和对照组26例,分别接受耳迷走神经刺激治疗和非迷走神经刺激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得分、焦虑自评量表(SAS)得分、赛时最差、平均和最差优跳远成绩。结果耳迷走神经刺激治疗后,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HAMA与SAS均较治疗前降低,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运动员比赛中的最低成绩与平均成绩均较治疗前提升,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最高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耳迷走神经刺激能显著改善赛前焦虑跳远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改善其比赛中的竞技状态。

台湾“国际活动空间”问题探析

台湾"国际活动空间"问题是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因台湾自我定位主张与国际法理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落差所产生的难题。文章回顾了台湾方面对外政策变迁,分析了"国际活动空间"问题的面向、症结与难点,探讨了在"一个中国"框架的基础上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可能路径。

一个中国原则对国际社会涉台用语的规制研究

一个中国原则是识别、评估和处置涉台用语问题的总体规范,形塑了国际社会涉台用语规范的基本框架与适用惯例。台湾地区方面以及外部势力基于各种动机和图谋不断地在涉台用语上尝试挑战和逾越这一话语规范体系,国际社会及个别国家也存在一些未能规范运用涉台用语的例外情况。对于国际社会涉台用语的规范,在国际组织中、主权国家内以及国际活动和商业领域上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进展,未来一个中国原则对国际社会涉台用语的规制,需要持续完善涉台用语规则体系的构建,推进涉台用语规制主体协同,细化涉台用语规制客体甄别,深化涉台用语规制路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