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制度创新、问题与完善

为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益的保障,我国修订了《工会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但是,从实践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缺乏入会积极性,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不够充分,集体协商效果尚未凸显。从成因来看,现行制度有关主体资格、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等方面,与新就业形态不相适配。我国宜从立法上明确建会入会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提高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的层级;提升工会服务质量,促进建会入会积极性;拓宽企业民主管理参与的资格与形式;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匹配的集体协商制度,强化对算法等新问题的关注。

独家签约模式下主播“跳槽”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主播“跳槽”纠纷频频发生。实践中,独家签约主播“跳槽”纠纷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竞业限制制度和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的适用问题,相关裁判存在分歧,有损司法权威。根据网络主播法律身份,劳动关系下主播竞业限制具有合法性基础,应依据《劳动合同法》审查各项要件。具有演艺经纪关系主播可以与直播公司约定竞业限制,但应严格审查该条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审查认定竞业限制约定有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违约金司法酌减的举证责任分配与具体考量因素。

平台工人数据可携带权:法理证成与制度构建

平台企业在用工过程中强化了对平台工人的数据收集与算法管理,平台工人的数据权利保护亟待提上日程。数据可携带权已经得到欧盟立法的确认,在我国,进一步明确平台工人的数据可携带权存在必要性,该权利的设立不仅有利于维护平台工人的人格利益、财产利益,还有利于保障其择业自由。然而,该制度的设立存在诸多难点,平台工人数据可携带权的适用对象的模糊可能导致数据权属争议,数据存储转移格式不统一将引发监管困难,还存在限制平台用工市场竞争的风险。宜从平台用工中不同主体义务的立法设置、平台工人数据可携带权的适用对象和数据存储转移标准三条进路,构建平台工人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以充分保障平台工人的数据权利。

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优化路径

作为居家养老服务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机整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成为未来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的方向。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社区为中枢实现多元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和配置,辐射兜底型与普惠型服务对象,具有多样化服务内容、多元化的运行方式与服务模式。然而,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养老服务低效运转,重建设轻运营;从业人员稳定性较差且专业性有待提高;对政府补贴依赖性高,缺乏自身“造血”能力;法律风险突出,权责不明。为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应当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价机制与资源整合渠道,探索市场化服务与公益性服务并联的运营方式,从多方面推进服务从业人员链条式职业化道路,并建立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外部风险防范机制。

数字时代我国劳动者离线权保护的规则构建——以西班牙为例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工作场所的普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的连接日益便捷,这使得劳动者休息时间受到侵蚀,对其职业安全与健康产生危害,远程工作的快速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西班牙先后通过《个人数据与数字权利保护法》《工人法》《远程工作法》引入劳动者的离线权,明确其主体与内容,并通过集体协议的方式加以落实,但仍存在实践效果不佳的问题。我国在引入劳动者离线权时,应当以休息权作为保障离线权的首要路径,在劳动立法中明确离线权的内容,并辅以离线权的保障与豁免机制,从而为数字时代下劳动者的休息权提供更为有力和合理的保障。

我国职业足球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基于新修《体育法》的考察

在我国职业足球劳动争议问题上,当前的制度框架内存在两种可行的解决路径,即体育纠纷和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新修订的《体育法》虽强化了体育仲裁的地位,将劳动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之外,但未明确行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关系。从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的性质、排他性管辖合法性、一裁终局的外部性监督来看,其不具有排除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基础。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足球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应协调足协仲裁与劳动仲裁的受理关系,增强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中立性,发挥其调解功能,提升劳动仲裁的专业性;法院应甄别职业足球劳动争议的涉案类型,明确司法介入的可行性路径,以确保体育自治与司法外部监督的平衡。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劳动争议法律适用:规则、困境与破解

目次一、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的规则检视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的现实困境三、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的困境破解四、结语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板块,一系列畅通粤港澳三地人才交流渠道、激励和保障人才流动的政策“组合拳”①在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成效显著,粤港澳三地劳动力要素配置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目前,被纳入广东省就业登记管理的港澳居民超过8.51万人.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软性劳工条款的风险及应对——以欧韩FTA争端案为视角

从《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将劳工条款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以相对软性机制促进缔约国对劳工标准的遵守,但该模式一直被批评实效甚微。为此,欧盟意欲加强条款的执行力度,发起了欧韩劳工条款争端案,并首次启动专家组程序。该案明确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争议可纳入专家组受案范围,强化了核心劳工标准的义务性约束,并推动韩国修改国内立法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核心公约。为了应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后的劳工条款争端风险,中国应当加快修改立法和实践中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明显不符之处,推动相关核心公约的批准进程,加大对国际劳工法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重视发挥“法庭之友”的作用。

论“分享经济”下我国劳动法保护对象的扩张——以互联网专车为视角

近些年,以互联网专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在全球迅速发展。这一经济模式创造了从属性更加松散的就业模式,就业主体的工作独立性相对较高,也面临一定的就业风险。然而,传统的以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为界分的劳动法调整路径难以很好地平衡分享经济的发展与就业主体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为此,现行劳动法有必要扩大传统的保护对象范围,在劳动者和劳务提供者之间增设具有经济依赖性的劳务提供者主体,并为其提供适当的类似劳动者的法律保护,从而为分享经济下的劳务提供者提供更为合理的保护路径选择。

远程工作形态下职业安全保护制度的困境与因应

借助信息通讯技术,远程工作为劳动者摆脱传统的固定工作场所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远程工作的办公场所相对脱离用人单位的控制,建立在传统工作场所基础之上的职业安全保护制度存在适用困境.用人单位和劳动行政部门对工作场所安全的监督检查权与劳动者住宅隐私权面临冲突,工作的移动性亦为职业安全风险预防带来困难;封闭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伤认定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劳动者还面临肌肉骨骼系统等特殊职业病问题.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下新的用工发展趋势,职业安全立法应当加强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保障,注重安全风险的预防,完善远程工作形态下工伤认定规则,并适时地扩张职业病目录,从而保障远程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

完善不定时工作制的法律思考——以李某诉某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案为视角

目前，我国有关不定时工作制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不足，立法较为笼统，范围界定模糊。实践中一些地方立法试图改进目前的状况，如2009年5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但已有人对该地方立法的政策倾向表示担忧。本文拟通过对一件不定时工作制的案例进行评析，对完善不定时工作制的规定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更加科学地规范不定时工作制的用工，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从政策化到法制化:我国企业新型学徒制改革的现状与反思

企业新型学徒制是我国政府当前着力推行的职业培训模式,具有双元的培训内涵与价值。但是,该制度仍以政策为主导,存在企校合作的割裂、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培训过程缺乏相应的标准与监管、法律关系定位不够清晰的问题。我国应当立足于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以法律的形式加快推进学徒培养的法制化,以增强学徒培养的重要性,并调动各方行政管理主体的配合;完善对学徒培训方案的规范,保障培训方案的标准化与灵活性;加强对企业参与学徒培训的财政补贴,降低其面临的学徒违约风险,以提高其参与学徒培训的积极性;准确定性学徒的法律身份,为学徒提供适当的劳动法保障,并打击虚假培训的行为。

共享发展、供给侧改革与社会法问题——“共享发展与社会法法制建设高端论坛”综述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作为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福利制度的社会法,共享发展是其基本理念和本来要求。但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反思“996”工作制:我国工作时间基准的强制性与弹性化问题

互联网企业“996”工作制涉嫌违反我国工作时间立法的强制性规定,侵害劳动者的休息权。该工作模式仅仅是我国当前加班文化盛行的一个缩影,劳动监察执法不足、加班工资补偿功能弱化、“自愿加班”规避手段的运用均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过度加班现象的蔓延,而工时基准立法的弹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了影响了立法实施效果。为了进一步遏制“996”现象,我国劳动执法与司法机关应当切实维护工作时间基准立法的强制性效力;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推动相关行业关于工作时间的集体协商,允许确立差异化的工作时间制度;立法也应当加快完善特殊工时制度,满足新型行业和劳动者对弹性工时制的需求。

论雇主联合限制竞争雇员的反垄断规制——以美国法为视角

基于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存在的关联性,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将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扩张至劳动力市场限制竞争的行为。雇主联合限制竞争雇员的行为可能会被美国法院依据'本身违法'原则视为垄断行为,雇员因此受到损害时,有资格提起反垄断赔偿诉讼。如果限制竞争是基于其他合法事由,法院则会选择'合理法则'作为反垄断分析路径。限制竞争影响的大小或者是否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以及限制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法院着重考虑的因素。规范用人单位联合限制竞争劳动者的行为在我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备立法上的可行性,《反垄断法》应当明确将此类限制竞争行为纳入调整范围。

论法学案例教学方式的二元化及其互补发展

案例教学法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已形成文本式案例教学法和法律诊所式案例教学法的二元格局。前者实施相对较为容易,但面临案例选取困难、学生参与度参差不齐、实践体验缺乏的问题;后者虽能够使学生直接参与到真实的案件处理中,但面临资金和案件来源等方面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法学案例教学的发展,各高校法学院系应当推动案例教学库的建设。建立明确的案例教学指引,设置模拟式法律诊所,并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外部法律公共服务平台资源,以解决两种案例教学方法中存在的缺陷。

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身份定性与法律保护

目前,我国相关规范将职业足球运动员界定为劳动者,但法律效力位阶较低,导致司法实践出现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和明显的裁判差异化现象。本文从欧洲五大足球联赛职业足球运动员身份比较研究中发现,职业运动员通常被界定为特殊劳动者,以立法或行业规范设置特殊劳动规则,从而区别于普通劳动关系。为加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法律保护,我国应在《劳动法》中将职业足球运动员定性为特殊劳动者,以《体育法》与中国足球协会的相关规范建构特殊保护体系。

安全与灵活并重:我国非全日制工作时间标准之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法》以促进就业为立法理念,为非全日制用工确立了特定的工作时间门槛,但由于工作时间标准的僵化性与模糊性,使得非全日制用工在工作时间的计算、与全日制用工的边界划分以及特殊短时工作的法律性质认定等方面存在争议。与我国相比,国际劳工组织、欧盟等在确立平等待遇权的基础上,对非全日制用工采取了以"可比较对象"为基础的界定模式,去除了工作时间门槛规定,并丰富了非全日制用工的种类。为了实现非全日制用工安全与灵活的并重,我国立法应当修正非全日制用工制度理念,在保障劳动者平等待遇权的基础上,扩大非全日制用工的工作时间范围,纳入召唤型非全日制用工,并确立合理的权利适用例外工时门槛,以构建更加完善的非全日制用工制度。

就业转换权:破解非典型就业困境的优化路径

非典型劳动者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普遍面临不稳定就业的困境。由于立法和司法上多种因素的制约,平等保护原则难以充分解决非典型劳动者的就业困境。基于劳动者就业发展权、倾斜保护理念以及打击隐蔽雇佣关系的需要,立法应当赋予非典型劳动者更为积极的就业转换权,以帮助其突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为落实这一权利,立法应当在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制度中,明确用人单位的相关义务和就业转换的相关情形,并加强对非典型劳动者职业培训权利的保护,从而确保非典型劳动者能够获得标准就业的机会。

论员工利益与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成为我国GDP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解决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然而,我国中小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资现状却不是很理想。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员工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进一步分析我国中小企业员工利益的现状,并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