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诗教”说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他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而他教人写诗亦并非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以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论皎然与陈子昂的诗学分歧——兼论皎然批评陈子昂的原因

皎然和陈子昂的诗学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不同。陈子昂处在高宗、武后时期,此期文坛的主要使命是批评齐梁文风,倡导汉魏传统;皎然活跃于大历时期,此期作家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多种途径的创新来实现对盛唐的超越。二是诗歌理想不同。陈子昂所重的是慷慨悲壮、雄浑激昂的阳刚之美,皎然则恰好相反。三是诗道观不同。皎然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陈子昂则更注重对诗歌内容的关切。四是两人的文学史观及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不同。皎然的文学史观继承了刘勰等人的辩证思想而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主张变中有复,方法上主张论代和论人的统一;陈子昂则主张复多变少,方法上更着眼于整体,对个体的多样性顾及较少。这些分歧是皎然批评陈子昂的主要原因,也是皎然建立其诗学体系的前提。

中唐联唱诗风与皎然诗学

唐代广德至贞元八年间,在同属江南道的越州和湖州两个地区形成了两个创作群体。这两个群体因参与人数多、创作方式主要为联唱而被学者称为联唱集团。

论竹林名士的超越意识

魏晋之际,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在现实苦难、精神失落等多重打击之下选择超越作为平衡内心的手段。他们的超越意识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追求自由,渴望长生,企慕“大人”。

类书编撰与皎然诗学

盛兴于隋唐时期的类书编撰之风,对皎然诗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日趋精密的类书编排体制,对皎然先分类后以事例佐之的编排方式有深远影响。二是唐代兴起的秀句类书,为将秀句与诗文批评的进一步结合起了催化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皎然诗学的秀句批评方法。三是与文学批评史中一致声讨齐梁文学的情况相反,唐代编修的类书对齐梁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些类书的大规模流行和普及,对于深化和扩大齐梁文学和文风的影响无疑具有推动作用,从而影响了皎然的齐梁文学观。四是《韵海镜源》的编纂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编书的过程同时就是诗歌创作与讨论的盛会,这样的盛会为皎然诗学的成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但更重要的是,《韵海镜源》的内容本身对皎然诗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皎然建安文学观新论

学界评价皎然时,大多以为皎然对建安文学持贬抑态度,实际上,皎然是追慕建安文学的,这在他的"高逸"观、对谢灵运的评价,以及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他对建安文学的批评性意见,是建立在客观、公正基础上的。

佛教与《文心雕龙》关系问题研究述略

佛教与《文心雕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围绕这一话题产生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由于刘勰本人和《文心雕龙》本身的复杂性,此问题始终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检视近百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这些研究头绪众多,但实际上它们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佛学有没有可能影响刘勰及《文心雕龙》或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简称"可能性研究");一是以认定佛教对刘勰及《文心雕龙》产生影响为前提,重点探究影响的具体表现(简称"表现研究")。

王骥德曲学与佛教中道观

王骥德的曲学与佛教中道观有着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王骥德在论述"本色"问题时采用了中观思维方式,描述"本色"内涵时又融化了中道观的"无分别"理论;在阐释戏曲曲文咏物的作法等问题时则直接运用了佛教中观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

刘勰节情观的思想史考察

在南朝普遍重情、任情的风气下,刘勰独标节情一说,虽然是他主张"宗经"的结果,也有儒家传统的教化说的因子,但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是和当时儒、释、玄三家对情性问题的深入讨论密切相关。其中先秦以来的情性论是这一学说的合理内核,南朝佛教心性论思潮的兴起和律学的兴盛则为它的萌生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土壤。

李调元“诗道性情”论发微

李调元的"诗道性情"论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审美意蕴。这一理论不是对袁枚性灵说的模仿和照搬,而是李调元从自己的创作旨趣出发,在吸收了巴蜀文学范式的有益养分和少年时游学江浙的丰富经历后,培育出的理论硕果。

汉、藏佛经语体略论

汉、藏两系佛经,由于受语言文化、译场组织,以及社会心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语体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这种特点对汉、藏两地的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道家文化与皎然诗学

皎然与道家文化有甚深因缘,这一方面表现在他曾经信奉过道教,学习过长生驻颜之术;另一方面表现在其作品大量吸收和化用老庄术语和思想。这种因缘对皎然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自然观、"言外之重旨"说、"意静神王"论,以及"逸"格理论均受到道家文化的沾溉。

皎然“作用”说考论

在皎然诗学中,"作用"是一个佛学意味极其浓郁的诗学概念。在佛典中两种基本用法:一是表示有为法诸相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一种客观性;一是指佛性的外在显现,强调一种主观性。皎然是第一个将之引进诗学的诗论家,不仅以之论诗,还以之评诗,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诗歌"作用"论。皎然引进这一概念并非是对佛典语义原封不动的照搬照用,而是结合自己的诗美理想赋予了它以新的内涵。

玄学背景与话语权力:东晋佛教兴盛原因管窥

东晋时,佛教一改过去结好道教亲近儒家的面目,开始用一种独立的声音向思想界宣布它的存在。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佛教有关义理相仿佛的玄学思想普遍地被人接受,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汉末出现危机的话语权力,及时调整思路,重新开始新的选择,是佛教勃兴的内在原因。

论吴楚文化对皎然诗学的影响

皎然具有强烈的吴、楚文化意识。这种意识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又渗透到了他的诗学理论中。吴楚文化与皎然诗学间之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吴楚狂、逸士风是皎然尚俗、尚逸理论形成的文化背景;吴、楚名胜古迹是皎然齐梁文学观得以成型的一个重要原因;皎然审美理想的形成与吴、楚文化之间有不可分割之联系。

《文心雕龙》“情”论探微

《文心雕龙》中的"情"论主要有以下要点:"情"要真、"情"为文之经、"情"要受道德的约束。刘勰强调"情"对文学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受魏晋世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先秦诸子人性论的继承和发展。

皎然“诗教”说暨《诗式》创作动机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这层意义在字里行间及编排体例上都有充分表现。他教人写诗并非是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价值刍论

现存的苏轼海外诗文集有十多个版本。这些版本根据流传情况大致可分为“居儋录”和“海外集”两系。一般以为,前者的首本为陈荣选编《苏文忠公居儋录》,后者为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进入研究视野后,改变了这种认识。该本编于陈本后樊本前,是联通“居儋录”系与“海外集”系的中间桥梁。该本保存了陈本的很多面貌,同时又作为底本影响了樊本,在苏轼海外诗文保存及海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辞达”说再论

作为产生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背景下一种极富创新意味的理论,苏轼的“辞达”说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该理论的形成是动态的,经历了一个师从孔子旧说到赋予其新意发展过程。苏轼首次提出“辞达”问题,这一学说是对传统“辞达”说的突破,也对后世相关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