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

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其核心是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核心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特征,不仅对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化源流之一,而且对我们今天重塑新的理想人格以及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法共治的理论意蕴及时代价值——当前学界关于德法共治的观点述评

德法共治是古今中外共同认可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德治与法治既相互差别,又相互补足、相辅相成。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法共治,以保障人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德法共治必须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遵循,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重点,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南。德法共治必须从德治和法治两方面着手,关键在从严治党,需要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

清初复古思想之文化意蕴

清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可以追溯到清初,清初复古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古为尚的历史观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反映,复古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新变",即思想家们以复古为武器来批判现实,寻求社会变革。

清代封建论的文化意蕴初探

清代封建论早已突破了先前封建论主要着眼于体制之争的框框,成为一种思想资源,或是藉以反思明亡清兴,或是藉以批判郡县制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或是借封建"分权"的内涵倡导地方自治。除上述社会及政治的现实之外,长期延续的宗法传统、儒家文化中"公"的思想观念及其与法家制度文化之间的明显紧张,正是清代封建论的文化背景和主要内容之一。

宋明理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由于它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极具思辨性的理论体系,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强化了爱国主义,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这些承担并体现了形成与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锤炼和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

杨慎“封建论”发微

明代中期,在当时多数论者提倡"封建"之际,杨慎却极力反对"封建",支持郡县,认为"封建"非圣人意,郡县取代"封建"乃势所必趋,并以其时云贵川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史实来加以论证。杨慎"封建论"与其反理学、心学的立场是一贯的,同时反映了明代藩王给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尽管杨慎反对"封建",但他与支持"封建"者一样,对于当时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

颜元的批判精神与泥古情结——兼论清初士人的“文化宿命”

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当时空疏的学风进行猛烈批判,力排宋学、汉学,主张"习行",从实事实物中求道,但因其自身气质性格及所凭藉思想资源都来自传说中的"三代",使得他在拿起批判的思想武器的同时又过于泥古而不知变通,无法突破旧有思想的桎梏。这或许正是颜元以及与他同时代士人们所难以摆脱的"文化宿命"。

试论“崇宁兴学”兴起的必然性

从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来看,北宋后期由蔡京所主持的“崇宁兴学”有其历史必然性。北宋长期以来的右文政策,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科举取士制度在北宋更趋完善,以学田制为核心的多种教育经费筹措方式的更加成熟,雕版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兴盛以及北宋中期历次兴学已有的成就,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在教育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创新都为“崇宁兴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宋徽宗、蔡京等人借北宋后期加强思想专制的趋势,大兴党禁、打击异己,不自觉地促成了这种可能性向必然性的转化。

选人用人中的“老实人”新解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以为,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层含义是执行层面的,干部的作用发挥好了,才有可能实现上级党委的工作意图,保证各项工作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层含义则是决策层面的,就是用什么人和怎样用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党中央早已有了明确的要求和规范的提法,

清代封建论的阶段性特征

清代封建论早已摆脱了先前单纯体制之争的窠臼,成为论者借以表达其政治抱负与理想的凭借。清初封建论主要从郡县制的本质及其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反思和检讨了明亡清兴;清中叶封建论则以较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当下君主专制的批判;而晚清封建论则受传统封建论以及西方宪政思想的双重影响,主旨多维。清代封建论的顽强表达及其阶段性特征突显了儒家文化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儒家思想强烈的现实关怀品质。

试论颜元的圣人观及其历史意义

颜元一反宋儒完全以人伦道德立论的圣人观,将它重新回复到先秦儒家涵盖"道德、智慧、事功"的本来面目,进而更开出了一条简易平近的成圣之路,即不再是空讲本体证悟,索求内在道德的无尽追寻,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日用人生间,人各就其质性所近、心志所愿、才力所能而专精一技一艺;或是素位而行,尽其本分;或是改过迁善、道德践履。这不但没有使人疏于圣人之道的追求,反而更加鼓起了人自觉努力以成就尧舜圣道的实践精神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