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2007年中国经济与犯罪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对1955—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率、城市化水平和犯罪率变化的数据运用岭回归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犯罪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率、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犯罪率有重要影响,不管在何种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增长始终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而收入差距扩大都会带来犯罪率上升,由于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率上升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区域经济差异与犯罪率的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对全国31个省的截面数据和15个省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不同区域的犯罪率与经济增长、流动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在统计上的关系,结合相关理论分析了区域经济差异对犯罪率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涉众型金融犯罪中检察、银监部门合作模式探析

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银监部门的共同职责,也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中检察、银监部门合作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处置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各个环节中,两部门都有合作空间。本文主要探讨检察、银监部门在协作工作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息共享、交互培训、协作接访等,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赵堡太极拳传承危机成因及发展路径探析

赵堡太极拳发源于河南赵堡镇,是重要的太极拳派之一。民国时期,“二郑一侯”等传赵堡太极拳于西安,奠定其在西安乃至全国的传承。在太极拳的蓬勃发展的近二十年间,赵堡太极拳也在发展,但相较其他五派太极拳的发展,依然滞后、缓慢。在相对不平衡的发展中,赵堡太极拳所呈现出的状态:“传承人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组织机构不健全,发展不平衡,缺乏领军人物;武术界、学术界的影响力弱,没有话语权;中老年继承为主,传承缺乏活力;传人珍视拳法,却轻推广,导致后继乏力等”,这也将其置于传承的危机之中。而危机的成因在于,“体育”阐释的影响,师-徒关系的异化与传承的“形式大于内容”。如何避免危机,促成发展?认为成立组织和联盟,突出领军人物;把握“传承人”的认定,推动传承;政府支持,加强人文关怀是赵堡太极拳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

法院聘用制书记员分类管理改革之探

书记员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书记员队伍对审判工作至关重要。目前,聘用制书记员在招录形式、与其他辅助人员职责的区分、岗位保障和晋升机制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笔者拟从聘用制书记员职业角色定位、现有的管理体制有待完善之处、提升法院队伍整体素质等方面对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分类管理进行分析。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组织成本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比较。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曝管科斯研究的对象是市场经济主体，但其所运用的成本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公共组织。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公众对政府运营成本越来越关注，政府财政控制更加透明、规范。行政成本无疑成为公共部门设置和运行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大部制并不只是意味着不同部门的合并，也包括对部门内设机构的整合。

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绩效研究

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以保证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正确性。二是通过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作,促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不断提高。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和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进行数量关系验证,分析结果证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起就发挥出制度的即时效应。从制度的长期绩效来看,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进了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

诉访分离模式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以检察监督为视角

诉访分离模式要求将诉讼请求和信访请求导入不同程序分类处置,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出现分而未决的现象,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予以补正,但为此需要采取类信访工作措施,会与诉访分离模式出现冲突。检察机关应准确把握好两者之间理念和目的相合、程序分离和手段相济关系,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协作配合,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审慎谦抑行使检察权。

陕甘宁边区判词功能研究及启示

司法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保驾护航。司法的功能最终要通过司法裁判来实现,而裁判文书则是司法功能的折射和投影。随着司法之演进,法律文书实现其功能的方式和技巧也在不断提高完善,使之在司法价值之外也彰显了文化和社会价值,成为精神文明的财富。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关系论

在有限监督与全面监督的关系上,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在民事活动领域和行政权运行领域行使时应当是审慎的,其范围也应当是有限的,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领域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范围则应当是广泛的。在抗诉手段与其他监督手段关系上,职务犯罪侦查应当成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最主要的监督手段;抗诉作为常规的监督手段,应当慎重使用;检察建议可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使用。为了保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效果,在抗诉案件数量与质量关系上,应当把案件质量目标放在首位,当案件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发生冲突时,优先选择质量目标。

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发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等决定,以及随后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提出的完善司法责任制的要求,必将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处在司法改革宏观背景下的检察委员会工作来说,一方面,要求检察委员会制度必须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相协调;另一方面,检察委员会制度也必须在司法改革中不断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