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题记

这是六十多年来我所写关于民族宗教的论述的选集。我别有关于历史、史学和历史教育的论述,将另行出版。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件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一点是,中国多民族的统一,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悠久过程。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民族友好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的地位。

《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

这是我六十多年来所写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等文章的选集,所收文章写的最早的是在1929年,最近的是在1993年。这些文章原来是跟民族宗教的文章编在一起的,当时称作《困学存稿》,并请周林同志题了字。1992年8月,民族宗教方面的文章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名义单行出版了,剩下更多的文章,编成这部《史学论集》。本书所谓史学。

白寿彝佚文二篇

白寿彝先生于1939年(时年30岁)到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教史,系统收集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赡思丁、杜文秀、马复初资料,曾编写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发表了《滇南丛话》,并一度主编《清真铎报》,还写有《云南伊斯兰略史》、《丙辰九十年》两篇文章,感谢云南省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马颖生先生搜集到后两篇文章,展读之下,深感这对当前云南回族、伊斯兰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本刊特予转载。

祝《农业考古》越办越好

《农业考古》是近年来办得很有生气、很有特色、很有影响的一个刊物。我国被称为“以农立国”,农业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农业发展在整个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农业历史的研究,过去比较薄弱。为数不多的专业研究者,多着重于古代农学文献的整理校释。《农业考古》大大超越了这个范围,它利用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和成果研究农史,从而以农史研究为中心,融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于一炉,不但使农史研究增添了新内容、新活力,提出了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新任务、新方向,同时也为经济史、物质文化史、通史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多学科的交叉融汇、相互渗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农业考古》

悼念顾颉刚先生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我们对他怀着深刻的悼念。颉刚先生苏州人,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后来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任教,担任过北平研究院历史学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交通书局编辑所所长,创办过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会、通俗读物编刊社,主编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大众知识》、《边疆周刊》。

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几点意见

本文系据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长白寿彝先生在1990年11月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现征得作者同意，正式发表于此，发表时略有删节。本着百家争鸣精神，希望学术界同仁就有关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讨论。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民族关系史是一个重要问题，无论从理论上、从政治实践上来说，还是从历史研究工作上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翁独健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从那时以来，这个会是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整个史学界的工作来看，这个会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在这个会以后，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将不断向前发展。它将成为民族工作和当代史学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次会上，同志们拿出许多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写得很好。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项研究工作一定能达到很好的水平。今天，我想谈谈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回顾这六十年史学领域的经历来纪念党的成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六十年的史学,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921年到1949年,是第一个时期。1949年以后到现在,是又一个时期。一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八年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这时期的史学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跟革命形势的发展相一致的。1921年到1927年是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这个阶段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也做了许多理论工作。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传播是很有贡献的。可以说,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李大钊写了不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他在1920年所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里,指出历史跟历史资料的区别:

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

同志们: 今天我们这次大会,是回族史研究工作者和关心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大会,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召开的这样的大会,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这样的大会。我们感谢国家民委五种丛书编委会的倡议,感谢宁夏社会科学院的组织工作,感谢自治区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关注和支持,使这个大会能够在宁夏胜利地召开。我很愿意并且应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最近一段身体不怎么好,没有能够亲自来这里跟同志们见面,向同志们领教,我很抱歉。现在我利用录音向同志们谈几点意见,请同志们指教。我想谈六点意见。第一点,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谈得已经够多了,同志们也都曾经发表过很多意见。但是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它的新的重要性。这就是说。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点体会

现在我想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谈几点粗浅的体会。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我不能对这三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请同志们进行研究,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关于第一个问题,统一规模的发展,我想提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在统一问题上的历史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的规模有好几种形式。一种是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

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庐同志学术纪念会。外庐同志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外庐同志去世以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侯外庐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本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三十年代的理论成就。四十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他特殊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讲得很含蓄,但这种说法是经过长期考虑酝酿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是对的。

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

客甲:今天我们谈谈历史文献学的问题好不好?现在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学,有什么用处?答:我们所谓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这是历史的本身。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人们写出来的历史,这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但不能说就是历史的本身。我们平常总是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呢?这是因为客观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加以考察。我们研究客观历史,主要是依靠历史记录。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地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

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在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十年来的史学史工作,应该如何看?我说,一方面,这四十年应该说有很大的成绩。这有两个意思。一是比着旧社会有很大的成绩。这四十年间虽然碰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挫折,也还是有不断的发展。特别近十年,可以说是收获最大的。在另一方面,如果建立一个象样的史学史科学体系,恐怕现在方在起步,还早得很。这不是妄自菲薄。现在出版的专书、文章很多,但是历史文献学性质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我们要求史学史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也还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满足,我们的工作还只在开端。

这三十年

《史学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了。回顾这三十年来,刊物从形式到内容的发展过程,也是史学史学科和学科队伍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6月,刊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这是史学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1962年文科教材会议上,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把编写史学史的任务明确地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担从先秦到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由于近代部分写作难度大,经过协商,北京师大负责鸦片战争以前的部分。

民俗学和历史学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来说,历史书里也常常记载不少的民俗材料。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也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解释。

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

时间:一九八一年六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来客:客甲、客乙客甲:三月间听您谈历史文献学,不觉有三个月了。现在想请您谈谈历史编纂学的问题。答:今月一月间曾谈到历史编纂学这个名词。现在好多人都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从historiography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样的译法是否合适,我们还可以研究。我想,现在我们暂时不用这个名词,就谈谈史书的编撰吧。你们看,关于这个问题,谈些什么好呢?

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只有二十七万字的通俗读物,上起远古,下迄“五四”运动前夕。以这样少的文字写这么长的历史,只能提纲举要,故名《纲要》。这本小书,自一九七七年十月至一九八○年十月,整整写了三年,也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再嘱我谈谈编著《纲要》一书的经验,我实在感到有些为难,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经验”

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我们这个会开得很丰满,许多同志的发言听着很开眼界。有的同志讲得很好,我没来得及听,事后也就是听个大概,可以说篇篇精彩,每一位同志的发言是很有内容的。今天想谈谈个人的意见,也是很粗浅的看法,没有很成熟的探讨。第一点是史学史在史学工作中的地位应该怎么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出现了历史记载,这是件大事情。历史反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认识。在没有人类记载以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一般是自发的活动。把自己的社会活动写在字面上,从零星的,到系统的,从目的不很显著。

说“疏通知远”

《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实际上,“疏通知远”是先秦人运用历史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仅仅限于《书》。所谓“疏通知远”,可以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