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性质论略

劳动权是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也是人权的核心内容。劳动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权是社会权的具体体现,是建立在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的基础之上,包含应有劳动权利;而狭义的劳动权则是建立在生存权的基础之上,是指实有劳动权利,它是对劳动异化的法律补救。劳动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的构成部分,是介于公权与私权间的社会权。

农业院校参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认识与实践

农业院校参与支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是历史赋予的重任，也是农业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本文总结了参与支持农村教育的实践和经验，并提出了把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推向２１世纪的思考。

社会公平正义视阈中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农村社会管理是在国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整体布局下的社会体制和机制改革,目的是在政府与市场、秩序与自由之间建构起合理的矛盾缓和领域和良性协调机制。社会管理是把"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理念,把社会机制和社会法规范作为其价值实现机制的,以此来矫正政府和市场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上的偏执。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经历了4个阶段的演变,在当前情势下,应把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理顺社会机制和完善落实好公民的社会权利作为其主要工作内容,而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法规范建设则是这一路径的首要解答。

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制度“协同”观察

解决贫困问题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精准扶贫工作可与社会救助协同发展。一方面,推进精准扶贫计划,完善社会救助立法,将相关精准扶贫项目增列为社会救助项目,适时扩展社会救助的内容,提高救助水平,促使社会救助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另一方面,借助社会救助制度的普遍实施,增强精准扶贫对相关风险的应对,坚持以"济"为主、以"扶"为辅的综合治理思路,注意区分各项目的主次关系,着力解决项目碎块化与不适宜、"运动式"与可持续性差、"多头"管理与监管难等问题,使其规范化、普遍化、科学化、系统化。

关于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几点思考

在 21世纪到来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从宏观上作出了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将此纳入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远景目标纲要之中，而西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又是这一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要发展，必须抓住机遇，改善生态环境。通过社会调查，总结这一年来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的经验和不足，提出研究对策，为西部大开发良好运作作出努力。

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一体化可行性反思与对策

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一体化是破解我国社会治理二元体制障碍的关键。如何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一体化,是一道现实难题。依据我国城乡经济社会条件,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一体化只能是保持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在合理限度内的有限统筹一体化,是城乡社会保障统筹模式、体系结构、功能、区域和发展的一体化,而不应是所有社会保障项目条件一体化、"保基本"标准一体化,更不是平均化。要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制度的有效落实,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分配上的基本平衡。

社会法的社会语境:人民社会的政治观念——兼与公法、私法社会语境的比较

社会语境是介于社会需求事实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媒介场景,作为第三法域或是部门法的社会法也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社会语境系统。当代西方国家因社会内部压力对市民社会自由性和自利性的有限改造,促成了"律他、利他"的人民社会初级语境形成,体现出"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的政治观念,西方国家的社会法是对该政治观念的法制反映。"以人为本、谋求社会成员共同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社会语境的政治观念,中国的社会法建设除应具有"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之相同经济、社会功效外,还具有制度自觉的政治功效。人民社会不同层次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法立法目标与任务和其在法律体系中不同的实体地位。

从政策到程序:农村社会保障程序制度的解构与取向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围绕政策实体展开的,应急性质突出,程序建设散乱,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整合机制,影响农村社会保障规范运行。农村社会保障程序制度设计要以"公平""效率"为价值核心,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指导,进行制度整合,在深化农村社会保障实体规则改革的基础上,做好规范化建设;在深化行政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做好系统化建设;在尊重程序理性的基础上,做好科学化建设,进而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工作的改良。

农村社会管理的误区、选择与制度保障

探究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机制,最为根本的是要创造与实现保障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社会条件和社会机制。农村社会管理应以农村社会建设为工作轴心和基本内容。农村社会管理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以促进农村社会体制改革、确立良性社会机制、保障社会民生、规范社会事业建设、促成社会结构优化为目标,紧紧围绕社会建设进行制度上的整体安排。

社会权初探

社会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应由自然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部分组成 ,文章通过四元结构的法律体例划分 ,分析了社会权的特征 ,结合我国宪法、法律、国际公约等规定 ,初步探讨建立我国社会权的内容体系。

输入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困境与公共品供给的现代转型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整体呈公共品输入型特征,是一种政府保障模式安排。由于存在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农户二元经济行为与农民缴费难、城乡社会保障的合理差距、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理念设计与衔接等困境,政府保障模式亟须改良与规范。依据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资源配置关系和社会现状,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在总布局上依然是城乡二元体系安排,但应保持在合理差距内。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应分两个阶段,最终实现社保公补模式和范围有限的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一体化。

社会法起源新论——生存的社会维护和社会立法进程视角

人类生存的维护形式,经历了原始社会集体维护,到特殊关系(家族、身份、家庭)内部维护和个体维护,最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面前完全崩溃。在完全的私有制和极端的贪欲下,生存所依赖的相关资源配置发生严重的不平衡,权力、财富、报酬分配过多地向社会强者聚集,社会弱者生存资源单一且微薄,生存与发展问题十分严重。当国家和社会把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义务背负起来,形成生存的社会维护,并使再次分配成为生存的基本资源一部分时,社会立法回应了这一新状况,西方国家的社会法就是在此中产生并得以发展。

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保护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阶层法律地位的分析,从法理角度指出农民工一方面作为我国公民拥有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另一方面却又得不到有力的法律保护而处于边缘化的法律地位。由于其劳动法律地位的模糊,造成对其在立法和实践中的冷落,也是这种模糊成为我国农民工权利受阻或缺失的前提。文章在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特征及权益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民工权利受阻的最大障碍主要是因立法不平等和适用不严格以及权利调节救济机制设置不合理所致。农民工所享有的个别劳动权是其维护个人利益的权利基础,集体劳动权是维护其社会利益的权利基础。农民工可以通过私力救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东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证分析与社会救助立法的完善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例,导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特征鲜明,且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计、救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进而影响社会救助立法整体定位与结构功能发挥。社会救助立法应着重结构功能定位,与慈善救助法分野互补,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责划分,科学且分层界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专项救助与临时救助整合为临时困难救助,规范居民收入、财产确认措施和救助程序,确保生存型社会救助立法与适用完善,使其充分发挥"最后一道社会安全保障网"的作用。

对深化农职业技术师资教育改革的思考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没有这样一支技术劳动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并进一步指出,有关大专院校要担负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任务。

浅议劳动报酬权

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生存权的重要内容,它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生存和生活质量,本文围绕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特征,较为全面地构建了劳动报酬权的内容,提出了在破产案件中劳动报酬权应优先于税收、所有权和抵押权的相关理论,并对欠薪保障制度作了分析。

税收筹划与避税的法律分析

税收筹划作为一种与税法密不可分的法律要素,对其开展法律视角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直接涉及到纳税人在法律上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义务的规定性。文章通过对税收筹划进行界定,并分析其与避税、节税和偷逃税的联系与区别,阐述了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和法律特征,旨在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税收筹划与正确运用税收筹划权。

农民工问题的法社会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阶层法律地位及其权益状况的分析,从法理角度指出:农民工一方面作为我国公民拥有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另一方面却又得不到有力的法律保护而处于边缘化的法律地位;我国农民工权利受阻的最大障碍主要是立法不平等和适用不严格以及权利调节救济机制设置不合理。农民工所享有的个别劳动权是其维护个人利益的权利基础,集体劳动权是维护其社会利益的权利基础。农民工可以通过私力救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财政支出法定原则及其法律体系之完善

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使得我国的财税法体系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仅提及"收"的法定,并未涉及"支"的法定。我国现行关于财政支出的法律规定极少,财政权很大程度上处于行政权主导下的无序、失范状态。由于财政支出已越来越广泛的介入社会公共领域,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权力性,涉及经济社会基础资源的利益再分配,也需要确立财政支出法定原则,完善财政支出法律体系,使其趋于规范化,更加注重财政民主、财政公开,强化财政支出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