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政府:对“党和国家”的一种理解

“国家治理”一词存在“country’s governance”“national governance”“state governance”等多种官方英文翻译方式。这些翻译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如疆域范围意义的国家治理、民族群体意义的国家治理以及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治理等。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主要从公共权力体系与运行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问题。实践中,常以“党和国家”这一概念指代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state)。然而,并非所有的党组织都行使国家公共权力,因此,在理论上只能将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性质党组织带入“国家”,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的“国家”概念,我们称之为“广义政府”。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讨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主要研究广义政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整体性的广义政府体制具有决策统一、协调能力强、便于打破科层束缚等独特优势,但也存在双重逻辑、多重价值之间的冲突取代等潜在风险。推进广义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政党逻辑和国家逻辑、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制约关系与协调关系等,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中效率价值、公平价值、廉洁价值等的均衡发展。

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机理及规避对策——以价值累加理论为视角

近年来,邻避型群体事件屡见不鲜,极大地危害着社会治安。对于群体性事件,斯梅尔塞提出了著名的"价值累加理论",即从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性信念、集体行动的触发因素、参加者的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六个累加的流程因素来分析群体性事件,为分析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机理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将这六个因素的累加过程划分为前期蓄势阶段、中期造势阶段和紧急处理阶段,从各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所存在的治理障碍,有利于提出相应的规避对策。

基于国家—社会分析的党组织属性识别与分类建设

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体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在国家—社会的分析视野下,中国共产党490多万个党组织通过嵌入国家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方式形成了从国家性质党组织到社会性质党组织的连续谱。实践中,由于没有清晰认识和科学区分党组织的不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效能的发挥。因此,需要在坚持党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依据党组织的不同类型分别引入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通过党组织双向嵌入的方式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从而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整体水平。

在线协作、数据共享与整体性政府——基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分析

政府相对于公民本应是一个整体的组织,但政府科层制的组织架构带来了部门化、碎片化的风险,导致公民受制于政府多部门的管理,往往烦琐且效率低下,民众多有所抱怨。浙江省率先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最多跑一次"这一看似极端的政府承诺之所以能够得到基本履行,是因为整体性政府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事务的综合性和政府职能的碎片化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整体性政府的建设,突出表现为在线协作和数据共享的发展。在线协作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在不改变政府部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加以整合,构建起协调沟通机制,从而实现在线联结与实时合作,有效地降低了政府部门间的各项合作成本。数据共享的推行使数据得以在政府部门间流动,成为一种流动的数据资源,极大地降低了数据搜集、数据处理等所带来的成本,也进一步助推了政府部门间的融合。与此同时,在线协作和数据共享的深入推进还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如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等。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体中邻苯二甲酸酯

建立了液-液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测定水体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的方法.采用二氯甲烷萃取、氧化铝柱层析分离法预处理水样,以甲醇-水(95:5)作流动相,流动相流速1.0mL/min,柱温35℃,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测定水体中DMP、DBP、DOP.方法的线性相关系数大于0.99,相对标准偏差小于6.6%,检测限分别为0.42μg/L、1.30μg/L、1.33μg/L,加标回收率为78.4%～98.6%.

运动式治理研究:核心议题与学术论争

尽管学界对运动式治理褒贬不一,但作为一种工具,运动式治理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有效性供给相对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补充;作为一种范式,运动式治理是与常规式治理相对应的客观存在。现有研究对运动式治理绩效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的研究尚显不足,对其长期存在的多维因素及其互动机制的探索还应加强。"治理工具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的充分性-治理工具与本土治理生态的契合度"是探讨这一机制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同时,跳出或批评或肯定的惯性思维,转而探索运动式治理的应用范围、限度、方法等,将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中空纤维—固相微萃取—高效气相色谱法测定地表水多种苯系物

采用高孔隙率丙烯中空纤维,通过溶胶—凝胶技术将δ-Al_(2)O_(3)-SiO_(2)吸附剂沉积在中空纤维表面,制备得δ-Al_(2)O_(3)-SiO_(2)-HF固相微萃取纤维。建立中空纤维—固相微萃取—高效气相色谱(SPME-GC)法,用于定量分析地表水中苯系物含量。经预处理条件优化得到最优萃取温度55℃、时间20 min,8种苯系物在0.1~50.0μg/L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R2>0.993),方法检出限0.144~2.253 ng/L,相对标准偏差2.53%~9.62%,加标回收率90.1%~108.9%。经实际样品应用,该方法操作简便,灵敏度较高,精密度及准确度可满足分析需求,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以整体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经验与作用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逻辑从精简转向整合。地方典型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组织服务、信息技术等多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和整体性治理。从长远看,这一改革内含的社会分权机制和基础性权力增长机制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需要进一步实现四个转变:从碎片化改革向整体性设计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和服务本位转变,从过程导向向效果导向转变,从制度改革向制度与技术的融合创新转变。

现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行政审批改革——基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案例

当前,行政审批制度存在审批事项繁杂、审批标准不统一、审批次数过多、审批与监管分离等难题。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或许可以破解行政审批领域的诸多难题。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案例说明,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了组织结构的整合性和统一性,行政行为的经济性、精简化和效率化,行政决策的预见性、精准化和民主化,行政理念的服务性、责任性和廉洁性,从而使得“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较为显著。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在浙江对行政审批改革发挥作用,在于顶层设计的直接动因、地方政府营造良好政务环境的内在动力、行政中心整合能力的重要保障、政务服务标准化的有效手段以及数据共享信息化的关键环节,这也是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对行政审批甚至行政体制改革产生作用的有效路径。

党的领导与基层有效治理:引领与自主机制的合理配置

党的领导与基层自治的有机融合关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否高效有序。当前基层治理可以党的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合理配置不同类别党组织功能的方式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具体来说,乡镇(街道)党委应遵循引领逻辑,既要将权力下放给村(社)党支部,又要对其行为划定界限。村(社)党支部则应遵循自主逻辑,以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并解决人民群众的显性和隐性需求。只有实现两类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治理格局。

烟花禁燃对包头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典型实例分析

烟花禁燃对大气污染防治、消除重污染天气和环境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包头市2020—2023年春节期间环境空气颗粒物自动监测数据和激光雷达扫描监测,通过分析烟花燃放对环境空气质量变化产生的影响,制定严格的烟花禁燃措施,以改善包头市春节期间环境空气质量。研究结果表明,自2020年8月全市对烟花爆竹进行禁放管控措施后,2022年除夕至正月初一PM_(2.5)、PM_(10)浓度较2020年同时段降幅最大,PM_(2.5)浓度下降了94.6%,PM_(10)浓度下降了93.6%。由此可见,严格的烟花爆竹管控措施对春节期间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消除严重污染天气,改善空气质量有重要意义。

高职高专院校美术创作师资培养研究

在国家大力推动艺术教育发展的背景下,美术教育受到广泛的关注。大部分本科院校美育课堂中的美术创作教育飞速发展,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变,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然而,在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美术创作教育因缺乏师资而发展缓慢。基于此,从高职高专院校美术创作师资培养研究价值及意义、美术创作师资培养的实施路径及培养内容方面展开论述,力求将高职高专院校美术创作师资培养“是什么”“怎么做”的问题阐述清楚,推进高职高专院校美术创作师资队伍的建设。

包头市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组成特征及来源解析

2022年5—12月,采用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对包头市城区挥发性有机物进行了实时连续监测,对其污染特征、臭氧生成潜势(OFP)进行了研究,并利用PMF源解析模型对VOCs的来源进行了解析。结果表明,前体物浓度最高值出现在9月,2022年VOCs整体浓度贡献以烷烃为主,烯烃和芳香烃对O3生成影响较大。结合来源分析,应重视机动车尾气排放、燃料燃烧及工业生产等源产生的影响。

功能性分权:中国特色的权力分立体系

权力分工是国家治理复杂化的客观要求,但不同国家的权力分工形态存在着较大差异。以“三权分立”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性分权是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我国无论在政治实践还是学理探索中都否定了政治性分权对于中国的适用性。近十年来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权体系,提出以功能性分权解决我国公共权力的分工问题,即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在基本理念上,功能性分权强调积极权力观下的有为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公权力的运行效率;政治性分权则强调消极权力观下的有限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专断与滥用#在制度基础上,功能性分权与公有制经济占主导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政治性分权与私有制经济占主导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表现形式上,功能性分权表现为权力集中统一下的组织内分权,是一种过程性分权;政治性分权则表现为国家权力的一分为三,是一种组织性分权。

功能性分权体系的制约与协调机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在现代公权力体制中,权力的绝对集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分权模式。虽然西方三权分立式的政治性分权不适合中国,但是中国有着自身特色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的功能性分权体系,这一体系力图通过构建多重的制约与协调机制实现既保障权力运行效率又防止权力滥用专断的双重目标。中国特色功能性分权体系建基于广义政府,基本要义是政治集权与组织分权、核心特征是功能性与嵌套性。实践中,中国特色功能性分权已初步形成了权力结构与权力过程双重维度上的制约与协调机制,在总体上呈现出"强协调-弱制约"、"强监督-弱制约"的特征。基于此,实务工作者与理论研究者应从权力结构和权力过程来审视、提升功能性分权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约与协调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据共享、系统性创新与地方政府效能提升——基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案例

数字时代的数据共享必须通过系统性创新这一中介变量来提升地方政府效能。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人民群众和公务人员的现实需求为数据共享提供了较强的认同基础、持续推进的政策规划为数据共享提供了较强的政策基础、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数据共享提供了较强的技术基础。然而,实践中的数据共享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即数据共享要以法律依据为限、以数据信息安全为限,要遵循必要性的原则。数字时代的数据共享必定是一次重大的系统性创新,其背后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有关理念转变、权力整合、流程再造以及方式融合的内在逻辑。充分挖掘数据共享的驱动作用,深刻进行系统性创新,可以有效提升地方政府效能,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促进政府绩效改进,在政治效益、管理效益方面提升政府综合能力。

责任缺失下的村民自治:基于不完全权力的解释

村民自治是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然而,责任缺失已逐步成为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掣肘。本文以自治主体的权力为出发点,构建了不完全权力的理论模型,试图从"情境"和"过程"的双重视角为村民自治中广泛存在的责任缺失现象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所谓"情境",是指村民自治结构的集权性质,即自治权力向村民委员会集中、村民委员会权力向村民委员会主任集中;所谓"过程",是指自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主观原因或被动原因未能完全行使,即"主动不完全"和"被动不完全",二者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生成逻辑。

国家治理的热点议题与理论谱系——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与思维导图

尽管国家治理研究已由基础研究逐渐转向应用研究,但围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共识尚未形成,国家治理的热点议题和理论谱系有待进一步梳理。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文献计量与思维导图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和归纳2014—2017年的基础研究成果,发现现有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党的领导"等热点议题展开,并自发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谱系。未来相关研究应从既有的热点议题出发,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核心要旨和基本精神;从既有的理论谱系入手,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的合理分工,推动国家治理研究从宏观向中观和微观、从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的深入。

高校周边商业服务体系的模式探析——基于四种模式的实证调研

当前我国高校周边的商业服务体系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城中校型1、无序待改型、空白待建型和企校合作型,通过实证调查,发现这四种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一个完善的商业服务体系可以使多方受益,有利于高校周边商业区的规范管理,辅助高校后勤服务体系的建设,增加社区税收,提供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益,提高环境效益等。

国家监察权的基本属性与运行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标志着一种新型公权力——国家监察权的诞生。作为一种新型公权力,国家监察权具有复合性、主动性和强制性的基本特征,其运行原则是独立性、专业性、责任性和程序性。国家监察权具有反腐倡廉建设、廉政制度建设、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处置的职能定位以及协调、制度制定、监督、调查、处置等的职权配置。这些基本问题的厘清,有利于增强国家监察权的实践合法性,便于拓展国家监察权实现机制等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