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事变化: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神灵叙述

在早期中国思想的研究中,神(deities)、灵(spirit)及其内涵变迁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同的语境中意涵各异的神、灵及其诠释不仅是一个概念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古典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不一定存在着一个划一的类型学框架来说明神、灵及其相关语汇的意涵。与之相对,神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组语词在传统思想文本中的使用是多线索并行的、互不统属的、非结构化和线索性的。这些语词在不同文本中的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自觉的连贯性和结构性,恰恰相反,它们的意涵是随事变化的。以一种类型学或线索性框架形成的对“神灵”意义的诠释是一种全局性预设的结果。“随事变化”(varying with changing contexts)的理解进路一方面提出“全局性”和“词典式”预设在思想史和观念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尝试进一步探究以经验边缘的独特叙述方法为经验世界及其秩序奠基的描述性方法,以及它对于理解早期中国思想可能的方法论意义。

界限感与边界性——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知”与“不知”

早期中国思想中知、不知与“知不知”是并行、兼容和共存的。知不仅是指对外物和他人、自我的识见,还是一种源自独特能力和机制的持续过程,更是指人在整个生命进程从不间断的、对与包括自身在内的天地万物的体察和理解。“不知”则同时涵括了“不知晓”与“不可知”,以此标定了知的能力及其内容的有限性,同时凸显了世界的深邃与经验的无限。在上述两者的对照中,我们才能理解“知不知”的独特意义。在玄冥深邃的道体与持续涌入的经验面前,人如何与其有限的识见能力和经验限度共处。与之相对,“知”在现代语境中的名词化、器物化以及对日常经验的统摄在一定程度上将“不知”以及“知不知”的思想价值忽略了。对照现代语境中的“知识”概念的内涵边界,可以看到,早期中国思想对“知”的刻画,不仅确立了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也同时明确了非公共性的、个体基于经验的洞澈体悟的合理性。这为精神生活在客观知识的统摄中保留了朝向自身理解和个体经验的空间。也许这样的保留并不会产生更多的、可器物化的知识,但却可以为丰富的个体精神世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基。

言辞的纹理:早期中国思想的场景性

亘古不变的天地之道是早期中国思想展开的前设,天地之道由圣人体悟并呈现为三代之治时的理想秩序,秩序的崩塌和重建无非就是对理想秩序及其背后的天地之道的疏离与复归。作为先王政典的经就是圣王通过他们的治理故事展现天地之道的载体和津梁。历史记载的事件与思想家的价值就以经为中介形成了互证的关系。不同的理解就造成了从言到辞的转变,引发了论辩。思想论辩的对象并不直接指向天地之道,而是先王政典与经中故事的所指和真义,这就引出了除了历史事件之外的场景性方法。我们应该认识到,场景性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受制于语言特性的、不得不然的书写特征。场景性的方法保障了早期中国思想的敞开性和经验性,在此基础上,朝向天地之道的思想实践始终是开放和生动的。

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五斗米道”——中古士人道教信仰形态之一探

王羲之是魏晋时期道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之一,书帖是研究王羲之信仰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一般而言,学界都接受"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说法。然而,如果细究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道教信仰形态,章仪、服食与养生,可知其与五斗米道的关联仍是模糊的。因此,可以围绕王羲之的书帖,在深入分析书帖内容基础上,尝试将书帖与道教经典文献对参,重述书帖中所见的王氏的道教信仰与实践,依此说明:王羲之在信仰实践中使用的章仪继承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首过疗疾的观念,但在形式上是否属于"张氏五斗米道"仍存疑;王羲之的信仰实践不能脱离两晋之际士族的信仰"常态",并不能将他的信仰简单归结为"张氏五斗米道"或"天师道"。

素王、方仙与赤龙——谶纬中所见的儒家与道教之互动

在勃兴于两汉之际的谶纬传统中,孔子的形象由战国时期的君子及圣人转变为神圣的素王,学界多以此认为自董子之后的儒家宗教化更趋明显,然而,作为政治谶语的素王形象的根基实为刘汉政权提供合法性的神圣历史。在谶纬传统中,自方仙及黄老转化的神仙信仰及养生方术体现了两汉之际儒道信仰分工。赤龙与素王的神权政治与黄老方仙的长生之术在谶纬文书中的互动凸显了两汉之际信仰的两种向度。文章寄望于在细致的文本研究之前提出一个方向性和线索性的论点,并为进一步的文献梳理提供方向。

重访、拼图与激生——“做中国哲学”的“手筋”

自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开始,中国哲学就一直在划界:哲学在中国,抑或中国的哲学?“照着讲”的译介工作与历史叙述,抑或“接着讲”的思想探索与理论建构?划界的尝试凸显了中国哲学的三重理论困境:其一,哲学反思被预设了的“普遍性”与中国的哲学的“中国性”之间的张力;其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中抽绎出哲学性并加以申发的哲学史,与面向当下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哲学探索之间的牵扯;其三,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与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之间的双重他者性。

信仰的公共知识基础——两汉时期宇宙图式的信仰价值

冠以"方术"之名的知识系统本身并非特定知识团体的专美之术,而是知识阶层的公共知识。这些公共知识体系既可以成为政治神学灾异推说的基础,亦可以成为道教神仙的信仰技术。东汉恒明之际灾异推说之滥觞最终导致了政治神学的退场,而被称为"方术"的公共知识最终变成了信仰技术,这一角色转换为审视汉晋之际思想的流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隐没与显扬:经学与哲学视角下的“经典性”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传统的语境中理解以"经"为中心的语汇群,可以展现这一独特的语汇群如何创造了一个贯通各个文明和思想层次的意义网络。"经"以独特的方式联结了天道、历史、典章、教化、修养与政治制度,成为纵贯文明结构的枢纽。经学则以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历史意识为基础,创造了前经学时代的理想秩序与圣王想象,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历史纪事为基本形式的天道与人性展现方式,成为宇宙人伦、政治权力,乃至个体修养的教化,更推动了诸子时代思想家追求理想秩序与天道人性的思想创造。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与经学的关系,揭示在哲学性规范与思想家为中心的"历史观"统摄下的"经典"制造与"经典性"重塑。传统中国思想、信仰乃至制度、政治的"经"的丰富内涵的隐没与中国哲学研究中频繁出现的"经典"的显扬,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意识支配下的"经典性"的嬗变,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学与哲学两个视角下的"经典性"可以组成传统中国思想图景中不可或缺且互相支撑的两个面相。

涵泳与截当--《一花一世界》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纹理

宗白华先生眼中,美的感受是不堪筹划的随性、无须苦思的豁然。如同散步一样,"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燕石"。鲜花与燕石,其妙处在偶尔,而不在其美艳与异型。这样的感受本来就是从自然之中流溢出来的,等待着能感能知的"我"的悠游和徜徉中的感应与共鸣。其中既有活泼泼融入天地的自我,也有超迈于一己之限的精神。

内外之間與古今之際——信仰的義理建構與道教的文化價值

在内外中西之間、古舊今時之際,道教在現代社會的知識體系、觀念結構與精神生活中似乎是缺乏活力的。從道教信仰與現代生活之間的巨大張力和差異出發,道教信仰似乎從其自身特點和傳統内涵就缺失了適應並融入現代社會與精神生活的能力,更遑論以信仰實踐和精神生活的方式爲現代社會的心靈世界提供觀念與行動資源。我們嘗試换一個視角理解道教信仰與當代社會這種看似“漸行漸遠”的表像背後的觀念性偏差和實踐性衝突,説明道教可以通過重塑面向當代社會和精神生活的、具有公共性特徵的義理體系來重光道教作爲本土性宗教的文化價值。從本土性的内涵分析説明本土性與傳統性之間的概念轉换機制,並强調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被獨特歷史觀製造的“傳統性”在内涵上的空洞和謬誤。以此爲基礎,分析道教信仰與當代社會在知識形態和精神生活模式上的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講,道教面向當代知識形態的公共性義理的重塑不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灵验与虔敬:信仰的一体两面

在信仰叙述中时常被强调的灵验是信仰真理与日常经验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既可以从信仰的视角进行讨论和分析;也可以被纳入日常经验体系中进行理解。在现代知识标准和验证性模式的支配下,灵验的内涵及其内在理路被套上了知识性的底色。超越力量的存在成为一个知识性的假设,灵验成了这一假设的经验性证据。这样的理解是偏离信仰的特性的,对于信仰者而言,超越力量的存在不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假设,而是所有认识和理解的出发点。灵验是一种正确的、见证超越力量的方式,虔敬的态度与灵验的呈现是信仰世界的两个环节。通过澄清现代知识标准及日常性预设与信仰的理路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可以避免对信仰的误解,从而回归信仰的本然。

元氣、天心與太平——《太平經》中所見的“心”及其思想意義

天人關係是漢代思想的重要主題之一,湯用彤先生强調了漢代思想發展對於《太平經》思想之形成的基石作用,也敏鋭地指出《太平經》與太平道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經典在思想内容上的差異。從漢代思想的語境——特别是以黄老道家爲代表的思想脉絡——出發,不難看到,《太平經》所描述的天人關係,一方面集中體現了兩漢時期天人關係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有其獨特的性質:天人關係主題框架中的身體、心靈、天地乃至國家等層次都被一種神秘且具有倫理意涵的意志支配著,人、神靈、天地都遵循著這種共同的倫理意志;在此基礎上,以共同的倫理意志爲標準,確立了個人行爲和命運、國家治理和命運的評判及運行機制;從評判和運行的機制出發,完善了從身體煉養到國家治理的方法,並落實到帶有信仰性的生命活動和政治實踐中。元氣、天心與太平等三個概念起到關鍵的紐帶作用:以流行於漢代的氣本宇宙論爲基礎的元氣描述形成了《太平經》獨特的天人關係和宇宙圖景;以稷下道家思想爲出發點,在元氣論的天人關係模式中拓展了"心"的概念内涵,用"天心"概念描述個體乃至國家命運與道德價值之間的必然聯繫;圍繞著"天心"這一觀念,解釋"太平之治"這一政治神學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講,"心"這一概念成爲《太平經》多層次思想的關鍵連接點:一方面,通過人身體内的心與神將元氣構成的宇宙與個人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通過具有道德内涵的"天心"爲君人施政提供了倫理化且帶著神秘信仰色彩的合理性基礎。

言语的虚置:“名”与先秦思想的秩序预设

先秦时期的“名”是在名物对应的天道揭示和发明天意的圣人制名基础上完成了秩序预设,并且用名分与名实来规范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政治权力的结构。正名是一种持续的行动,其必要性来自名的误解、误用和擅作,这些都来自从理想秩序设定与具体事件和事态之间的巨大差异。人以认识或行动方式参与其中的事件与事态总是不断变化的,被天道规定了的理想的秩序需要得到不断的调整。名的造制、运用和稽核都必须以辩说和言语的方式展开,而言语有双向的能力。如果说名可以被视为理想的秩序性预设与实际经验中的动态秩序的桥梁,那么正名的辩说就是被虚置在两种秩序之间的言语,在正说与巧辞之间凸显了人的理解和行为对于“名”的决定性作用,也以动态的方式实现了“名”兼顾理想秩序与动态秩序的功能。

单数,抑或复数的道教--从道教学到道教义理的建构

从不同学术进路展开的,关于道教信仰的实践与观念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不断丰富我们对道教信仰的内在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腠理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由此,“道教是什么”的理论课题也逐步被“什么是道教”的具体研究凸显出来。就学理上看,处理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需要有多面相的视角综合,即我们需要一个复数的道教才能充分阐发道教信仰基于社会生活的本土性。从另一个视角看,面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知识模式的道教信仰,需要有一个内在自洽的自我叙述性义理建构,以展开其应有公共空间及当代价值,加入具有当下性的本土社会与文化生活。道教的义理建构需要内在的一贯性,而这一单数的道教可以成为道教学指向的复数的道教的映照和渊鉴,形成学术潜力和信仰活力的双向互动。

本土性与现代语境:道家道教与文化自信的建构

当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都离不开现代价值和全球化的语境,同时也要十分突出本土性与主体性。中国文化应该改变被动、应激性的回应模式,主动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挑战,这不仅是重新找到当下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是在全球化文化图景中建立主体性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体系又是十分复杂、内部互补的,任何一种本土文化都可以为现代化和全球化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中道家与道教传统以独特的生命观、历史观、超越性达成社会政治及个体精神的平衡,更应该完成公共领域指向的话语建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才可能是世界的,也才可能是可持续的。

两种“陌生人”:儒家人际伦理面对的现代性错置

一、陌生人社会:儒家人际伦理面对的挑战自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和“私德模式”概括传统中国的人际伦理之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伦理就陷入了一种面对“团体格局”和“公德形态”的窘迫的辩护性境地。费孝通先生对于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的区分,延伸至现代社会的公德缺失问题。

促进首都职业教育提升

2022年,北京市印发《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全面部署推动职业教育工作。文件分别从发展理念、人才结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校企融合、技能人才评价、教师激励、保障就业、打造示范项目等方面阐述了具体的政策方向和实施建议。

在语词与概念之间的为“自然”--兼论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概念化方法

本文虽然以“自然”为主题,但其目标并不是要在学界前贤工作的基础上提出“自然”意涵的新解。与此相对,笔者尝试从“自然”这一语词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化机制人手,讨论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广泛存在的概念化方法。作为一种方法的概念化操作,是否就能够赋予特定语词某种概念性?

讲理: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

如何寻求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在分歧中寻找共识,在实践中捍卫常识,成为我们日常交往与认知的重要内容。三年大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但日常生活积淀的那些恒久、坚实、朴素的道理,如尊重常识和科学、悍卫法治、守护良知、坚持理性、寻求共识等,它们在关键时刻守护着我们,也成了我们战胜疫情,度过至暗时刻的法宝,进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韧性又坚实的基座。

在语词与概念之间的“自然”——兼论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概念化方法

通过回顾学界近年对于“自然”含义的研究,梳理其中所见的语文学及观念史等方法,以此说明这些研究方法背后的理论预设。针对“自然”义的诠解性尝试强化了“自然”意涵的收束性,并且呈现出概念性的特征。概念的意涵总是在一个先在的概念化思想操作中被预设的,即概念是以“可定义性”为前提的。收束性的意涵探究一方面奠基于概念性的预设和概念化的操作,另一方面意涵探究的结果又使得“自然”成为体系性思想分析和建构的工具。以此提示,在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对“自然”等关键性语汇的概念性预设与概念化操作需要有方法上的自觉。语词的可概念化并不等同于语词本身具有概念性,我们需要对“概念化”及其必要性保持自觉。在此基础上,让语词回归经验并凸显其“非概念性”可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