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偏最小二乘法建立芒果成熟度判定指标体系

为建立“台农1号”芒果成熟度判定指标体系,并确定代表性成熟度判定指标,以不同采收期、不同产地的“台农1号”芒果为研究对象,分析果实后熟生理指标果肉和果皮色泽、质构(硬度、胶着性、弹性、咀嚼性)、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的变化,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偏最小二乘法方法进行果实后熟生理指标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在以商户初始采收成熟度相同的条件下,各批次“台农1号”芒果果实后熟生理指标间存在差异。应用偏最小二乘法方法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了果肉b*、可滴定酸、硬度作为评判果实成熟度的一、二、三级最终指标,通过三个指标的成熟度判定准确率验证一级指标为94.34%,二级指标为87.21%,三级指标为68.09%。综上所述,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偏最小二乘法建立芒果成熟度判定指标体系是可行的,该研究为各地区“台农1号”芒果适时采收及销售提供理论指导和实用价值。

食源拮抗菌-壳聚糖涂膜对采后芒果活性氧代谢和货架期发病的影响

为了明确植物乳杆菌PC11,NMGL2(Lactobacillus plantarum PC11,NMGL2)对采后芒果活性氧代谢和货架期发病的影响,采用1010CFU/mL的PC11、NMGL2发酵液结合壳聚糖涂膜处理芒果,常温贮藏环境下观察并测定芒果呼吸强度、病情指数、活性氧、清除活性氧酶、清除活性氧非酶物质、酚类物质等含量并分析。结果表明,植物乳杆菌PC11发酵液-壳聚糖复配处理组(chitosan-PC11,CH-PC11)的H2O2和O2-·含量在第8天分别比CK组低3.6%、22.6%,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scorbate peroxidase,APX)、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及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活力在第8天分别比CK组高60.9%、14.9%、27.4%、11.4%,说明CH-PC11处理能有效降低芒果活性氧的积累,提高活性氧代谢APX、SOD、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和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POD)活力和GSH的含量。植物乳杆菌NMGL2发酵液-壳聚糖复配处理组(chitosan-NMGL2,CH-NMGL2)的H2O2含量在第4天比CK组高7.7%,POD活力在第8和12天分别比CK组低28.01%、35.07%,说明CH-NMGL2处理会加快芒果活性氧的累积,降低POD活力,降低芒果的抗病性。CH-PC11处理能够使芒果保持较高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产生与清除水平,从而通过调控活性氧/谷胱甘肽途径增强芒果抗病性,有效抑制芒果炭疽病发病。

文学地理与盛唐边塞书写

盛唐时期诗人出塞的人生经历,催化了边塞诗的成熟。大漠孤烟、雄伟瑰丽的自然地理要素在显性层面上构成了边塞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而边塞地区别开生面、鲜活生动的人文地理要素则在隐形层面上呈现出浓郁的人文风情,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刺激着世人投身边塞的建功立业之心。因此,边塞诗歌创作不仅是诗人对边塞地区地理风貌的简单呈现,同样还承载着“以诗补史”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文献中对边塞地理和人情风貌的记录,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原地区与边塞少数民族的融合与交流。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秦观词探析

《淮海词》为秦观仕宦及迁谪各地所作,其中四十余首作品有明显的地理信息和空间要素。其中数量较多的“楼”“舟”“柳”等地理意象传达出秦观羁宦漂泊的孤寂情绪和因多离别而产生的思归念归之情,这与其身陷党争的处境和多愁善感的天性不无关系。扬州空间建构的大开大合、汴京空间的由外及内、潇湘空间的回环错综,均与词人当时具体的“身处”紧密绾合,而扬州——汴州——潇湘的空间脉络,勾勒出他由心怀壮志到惆怅失落,最终沉潜迷茫的心路历程。

文化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气质——以唐长安应制诗中的“地方感”和“秩序感”为考察视角

唐长安应制诗中包括丰富的景观信息,代表着长安轴心期的主流思想和审美,成为钩稽长安气质的最佳文本。应制诗人在"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上,崇"高"尚"广"重"中心",表现出自然和人在空间中的互动,因政治和权力的渗入橐龠出长安城崇高闳阔的帝都气象。应制诗中大量的仪式描写是统治秩序内化为心理结构的表现,而此心理结构又左右着诗人观察空间和安排景观的秩序,从而形成对称中以"北"为尊的秩序感。对空间的独特观照陶钧出长安城富于秩序、稳健而又不失灵动的审美趣味。

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

应制诗在物象选择、抒情方式、诗旨等方面的高度模式化使其成为一种符号和工具,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有本质的相似,朝臣竞相获取这一文化资本并力争转换为政治权力。“场域”中资本转换的规则和机制由帝王调控,帝王不同的志趣、文艺观和美学观使不同时期的文化资本各有特点,通过朝臣的创作使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微小的差异。应制诗作为一种置换权力的资本,不能用来对诗人作人格上的价值评判。

应制诗与长安气质:性别、格调与风俗

长安气质是从长安城"轴心时期"的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及"抽象氛围"的融合,唐长安应制诗是探赜这一新质的最佳文化地理文本。应制诗人善于将"坚硬"的文化景观和"柔软"的自然山水对举,表现出城市"天然壮丽"的审美趣味和中和气象;对"女性化"自然景观的关注来自于初盛唐相对淡薄的女性意识和主流社会包容的文化心态。这些都有助于钧陶平和雍容、大气庄重的城市气质。应制诗人在渲染盛大优渥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乐于表现其对圆融心境和艺术人生的追求,从而展示其懿雅清贵的生活格调。应制诗人对十三个节令的不同民俗都有点染,在"损益"的基础上将之诗化。诗意的栖居生活使城市表现出浪漫的独特气质。

巧啭岂能无本意 良辰未必有佳期——传播学视界中的唐代逐臣别诗

逐臣别诗具有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者(送者或行者)、受传者(第一、二读者)、传播内容(归朝之情或别情)、传播渠道(赠别)及传播效果等诸要素,而且其传播方式多为复杂传播,亦即其真正的受传者是间接受传者(第二读者),这个特点要求逐臣必须在加强诗歌的感染力上下功夫,力求最佳的传播效果。为此,逐臣在诗歌的抒情方式、遣词炼字等方面苦心经营,以期能打动帝王,从而也使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但逐臣别诗的传播流程是缺乏反馈的单向传播,注定其不会有很好的传播效果。这是逐臣的悲剧,却是诗歌的大幸。

应制诗的区别及成因探析

应诏、应令、应教诗分别是臣子奉帝王、太子及王侯之命而作的诗歌,因"制"的发布者不同,三类诗歌在诗旨及功能、意象和典故使用、艺术风格和气韵等方面都有着微妙的区别。由应诏到应教,诗歌由颂圣到抒情过渡,由形式向内容过渡,由功利文学向纯文学过渡,诗人主体也由隐到显。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应制诗的政治工具性及应诏、应令和应教诗与王权的距离远近不无关系。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试析唐代逐臣别诗中的回归情结——以逐臣别诗中“柳”意象的匮乏为观照点

“柳”意象在逐臣别诗中几乎销声匿迹,说明柳意象所传达的情感内蕴在逐臣那里处于弱势。逐臣别诗中惯用的“北望”、“北归”两组动态意象,道出了逐臣在别诗中所要表达的回归朝廷、重新实现生命价值的渴望,根据感情和意象对应的原则,柳意象被逐出逐臣视界。而逐臣执着的回归情结,有其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深刻原因。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应制诗对诗歌用典的影响——以“应制”和“隶事”的相似性为观照点

刘宋是诗歌用典的关捩点,锺嵘和张戒都指出诗歌大量用典始于宋诗人颜延之,这与当时风行于士族文人间的"隶事"之风不无关系。"隶事"与"应制"在帝王参与并充当裁判、评判机制、竞争氛围、现场性等方面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隶事"的场合就是"应制"场合。这使得应制诗人在创作时借鉴隶事技巧以加强在诗歌竞赛中的竞争力,促进了隶事在诗歌中的运用。而应制诗创作团体的"精英"特点又推进了用典用事由应制诗向普通诗歌渗透。在古代诗歌大量用典和最终凝定为创作技巧的进程中,应制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应制诗“冒头”现象及其成因

"冒头"指诗歌发端未切诗旨,有大量琐语铺叙,这一现象在应制诗中表现特别明显。晋宋时四言应制诗发端多颂圣冗语,数韵方及主题;在四言和五言祖饯应制诗中,诗人突出帝王在送行中的地位,隐去自身,以颂圣代替违恋之情,和"冒头"同一机杼,至唐甚至发展为在饯送诗中抒酬恩报恩之念。应制诗具有的意识形态、文化资本、仪式化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冒头"的成因,表现出应制诗的政治功利性和工具性。同时,"冒头"也反映出应制诗人对君权的策略性妥协及其屏营于人格独立和依附间的焦虑和无奈。

“第二世界”视域下嘉靖地震文学的奇幻审美——以宗臣《二华篇》为观照点

嘉靖乙卯地震文学文本述及地震情状及震后社会现实时多神异之笔,以夸张、虚构手法营造了一个奇幻世界,这与托尔金"第二世界"理论不谋而合。典型文本《二华篇》在多重视角下构筑起富有浪漫色彩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宗教空间,且在多重空间中展开书写时均能坚持"拟真写作",确保文本"真实的内在一致性"。以《二华篇》为代表的明代灾害文学文本的奇幻审美对读者产生一种"间离"效果,起到消解恐怖、抚慰人心的功能,其中塑造的英雄形象也反映出灾害文学"召唤英雄"的母题,寄托着人们希冀救拔解脱、出离苦厄的愿望。

文化地理视角下的应制诗与长安气质

文化地理学对景观"含义"的追索和对"地方感"的关注,使其成为探究城市气质的极佳视角,而文学作品中的地理信息、主观性及对地方"意义"的赋予使文本成为文化地理学者探析城市气质的重要资源.长安应制诗作为长安城"轴心时期"的典型文化地理文本,在探赜长安气质方面具有极佳的信度和效度.应制诗人有独特的"地方感",在水平向度极尽"视觉占领",在垂直向度崇"高",同时具有极强的"中心"意识,表现出长安庄严威重、雍容大气的帝京气象;诗人在中和理念的指引下对文化景观精心搭配,并在诗中描绘富于精致格调的城市习俗,钟毓出长安城刚柔相济、精雅浪漫的独特气质.

浅议杜甫“四实”格五律的景联在抒情方式上的特点

杜甫在安排“四实”格五律的景联时,采用“由远到近”、“由物至己”及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有主次、分层次地配置景联,不仅避免了景物的平板堆垛,而且从外部世界向内部精神开掘,从而在抒情方式上形成感情层层递进的艺术效果。颈联在这一艺术手法中具有关键的地位。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影片《孔子》改编得失谈

影片《孔子》试图通过＂祛魅＂来褫剥孔子身上的＂圣人＂光环,塑造一位血肉丰满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形象。编剧在史实的基础上,从现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孔子,以期符合现代观众的道德标准、情感期待和审美诉求,从而达成＂视野融合＂。影片撷取了＂弘毅＂＂仁＂＂子见南子＂等几个能深度雕刻孔子性格的侧面进行阐释,其中既有神来之笔,也有不足甚至舛误。然瑕不掩瑜,影片仍堪称难得的史诗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