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陵五题》到“金陵四十八景”——兼论古代文学对南京历史文化地标的形塑作用

从刘禹锡《金陵五题》、孙玄晏《六朝咏史诗》、曾极《金陵百咏诗》,到明清时代的"金陵二十景"、"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古代作家的吟咏品题为古都南京建立一个历史文化地标体系。南京历史文化地标代有更新,其历史文化内涵亦不断丰富。古典文学创作不但形塑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对后代的城市想象亦有化育、衍生、润饰之功。

墓志文体起源新论

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

玩物: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

兴起于嘉道年间的碑学,至晚清臻于鼎盛,碑拓市场的高度繁荣是其表现之一。碑拓买卖不仅活跃于北京琉璃厂,在苏州、南京等文化古城甚至上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也盛极一时。其中不仅有金石学家、书画家以及众多文人学者的积极参与,也有书估、碑估、拓工以至外国人忙碌的身影。碑拓流通凸显了晚清文化市场的特色,碑拓流通成为晚清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与动力。

石刻文献之“四本论”

石刻作为一种文献形式,具有写本、刻本、拓本、辑本等四种形态。石刻的四种版本形态,构成了石刻文献从生产、阅读、流通到利用的生命循环的完整过程。不同版本形态,代表不同的生产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生产者参与,“四本”突出了石刻文献的物质性与复杂性。从这四个角度来分析和解读这一过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四本”彼此的异同和关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思考“四本”对于重建整个中国古典文献学体系尤其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意义。

尺牍书疏 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的状况与检讨

书札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写本文献,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多种多样,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第二,整理出版的思路,经常围绕某一名人或者某地、某收藏单位而展开。第三,视野更加开阔。现当代名人学者的书札文献,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整理出版者的视野。第四,考释研究进一步深化。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必须采取多方位整理相结合的方法。在观念认识上,要与时俱进,加强对书札文献的重视,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机构的收藏资源。在资源搜集上,要开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在形式方法上,着眼不同的读者对象与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样化,初步整理与精细加工并行不悖。在研究利用上,对书札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综合文化研究。

捶石入纸:拓本生产与流通中的拓工——以晚清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

拓本是金石学的中心,拓工是拓本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缪荃孙格外重视拓工,他与很多拓工保持密切交往,其中包括李云从、聂明山、黄士林、沙士瓒、富华阁碑贾小王等人。晚清金石学家与拓工之间的互动,塑造了拓本生产与流通的方式及其特点,晚清拓工的身份地位及其在拓本生产流通中的作用也因而得以突显。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

拟古相当于扮演古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既是对三十家各具特色的古代诗人风格的模拟,也是对三十位古人的扮演。在拟古作品中,亦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和表达习惯。文章着重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通过《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其他作品的比较与举证,揭示《杂体诗三十首》中所体现的江淹个性特点。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本文的重点则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

方物: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

永州位于潇湘二水交汇之地,又处于荆楚—岭南南北交通要道之上,其独具特色的“水石文化”,为永州摩崖石刻的产生提供了自然地理的条件。中唐时代,生性浪漫的文学家元结对永州山水泉石情有独钟,他对阳华岩、朝阳岩、三吾胜迹的命名与文化开发,他对《大唐中兴颂》的改写与书刻,使永州摩崖成为南北乃至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并由此形成永州摩崖石刻的三大特色系列:偏重政治性的铭颂、偏重文化性的榜题以及偏重文艺性的诗文。这不仅丰富了永州地方文化和古代石刻文化的内涵,而且从一个特殊角度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尤物: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古代石刻

在古代汉语的言说体系中,物既有作为"物体"的对象性、客体性,也有作为"人"的社会性、文化性,物的双重属性,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尤物"一词中。石刻就是中国文献文化史上的尤物,作为物,石刻游走于写本、石本、拓本与印本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形态。从物质文化角度来研究古代石刻,可以为古代文献研究开启一个新的论述视角:物是文献的重要属性之一,文献既有作为文本的文化性,也有作为物的文化性。

汉唐石刻：中国式的纪念与记忆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汉唐石刻——中国式的纪念和记忆”。关于纪念和记忆，首先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解释，说明我所谓的纪念和记忆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理解，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如果用中国古代的词语来说，那就是说，人是一种“群”的动物，人必须跟群体生活在一起，

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及其唐研究

作为美国最知名的汉学家之一,薛爱华的研究涉及唐代文学、历史、艺术等诸多方面,注重华裔研究,关注中外文化来往与文明交流,以流动的、发展的、历史的概念观察中国的塑造与成形。他注重语言能力的分析,穿越语言进入古典文献,进入古代中国丰富而生动的世界;他既继承欧洲汉学家的经文文献传统,又注意吸收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他爱好并擅长从名物的角度切入,进行物质文化的探究;注重文采,善于营造文学氛围,在与时俱进中,形成鲜明汉学特色。

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以唐代墓志铭为例

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以唐代墓志铭为例程章灿翻开《唐代墓志汇编》，可以发现，尽管都是墓志，标题的名目却是多种多样。除了最常见的墓志、墓志铭、墓志铭并序（叙）三种之外，还有墓、墓铭（并序）、墓表、墓记（并序）、墓志文（并序）、墓铭（并序）、墓志铭（并序...

汉诗英译与英语现代诗歌——以魏理的汉诗英译及跳跃韵律为中心

魏理 (ArthurWaley)不仅是 2 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与翻译家之一 ,也是英语现代诗歌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英译汉诗中 ,他经过不断探索 ,成功地总结出一套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的原则 ,与 1 9世纪后期诗人霍普金斯 (GerardManleyHopkins)在诗歌创作中所运用的“跳跃韵律”(sprungrhythm)不谋而合。魏理英译汉诗语言优美 ,富有诗意 ,在英语现代诗歌大潮中风行一时 ,并成为英语现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他的翻译就是一种诗歌创作 。

学术翻译的软肋——对欧美汉学论著之中译诸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门日开,海外汉学论著之译介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译入数量日多,并通过新的观念思维与方法之挹注,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研究之进展。但不可否认,此中也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存在的问题甚至比其他领域的翻译更多、更严重。这些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选目不平衡、译文不准确、专名翻译错误、中文文献未还原、版本选择及译注问题。应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与特殊性,以便共同努力提高海外汉学中译之水平,为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学术进步提供良好的基础。

重定时间标准与历史位置——《新刻漏铭》新论

萧梁初年,陆倕先后撰写了《石阙铭》和《新刻漏铭》两篇铭文,这两篇文章同样被《文选》卷56选录,传诵千古。如果说《石阙铭》主要是从空间角度着眼进行文化正统的论证,那么,《新刻漏铭》就是从时间角度进行历史正统的论证。漏刻之实际功用,本在铭刻时间,而作为一种礼制,它则象征着权力和制度之权威("气均衡石,晷正权概"),亦被作为治世乃至盛世之表征("乃置挈壶,是为熙载")。在南北朝对立之世,新制刻漏足以宣扬皇威,重定时间标准,并将南方的萧梁王朝置于古圣先贤的历史承传序列之中("爰究爰度,时惟我皇""配皇等极,为世作程"),永垂不朽。

题画诗的卷内与卷外——郭麐《两峰山人罗聘〈鬼趣图〉并序》笺证

郭麐集中的《两峰山人罗聘〈鬼趣图〉并序》一组八首题画诗是在《鬼趣图卷》前人题诗(如蒋士铨、张问陶、汪端光等)的影响下创作的。从八首题画诗分别用了三言、四言、五古、七古、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八种诗体可以看出,郭麐是有意在前人的影响下别出心裁,体现自己的个性。《鬼趣图卷》上众人的题诗次序井然,当郭麐看到这一诗画双全的图本时,他自然会回想起自己与这些题画之人的交往,因此郭麐的题画活动又仿佛是一次与故人的诗会雅集,这种心态驱使他与前人在《鬼趣图》题画诗上一较高下。虽然郭麐精心写作的八首题画诗并未进入《鬼趣图》的图本系统,但以集本别传的形态仍然与《鬼趣图卷》内的前人题咏互相角力。由此,卷内与卷外的文本便构成了题画诗的两个互相呼应的系统,这也提醒题画诗研究应对二者不可偏废。

明僧绍与栖霞立寺史实考──重读《摄山栖霞寺碑》与《明征君碑》

南京栖霞寺的创立与南齐征君明僧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明僧绍出生于山东平原郡一个有信佛传统的世族家庭里。他有很高的儒学修养,自宋至齐,多次拒绝朝廷的征辟。最初,他在长广郡即今山东青岛一带聚徒讲学。泰始二年(466),由于淮北四州沦于北魏,他随家族南下建康,升明元年(477),又随其弟明庆符到郁州。三年后,他回到建康,并定居摄山,修筑栖霞精舍。永明二年(484)明僧绍去世后,他的儿子明仲璋舍宅为寺,永明七年(489)法度禅师以栖霞精舍为基础,正式创立了栖霞寺。

唐代墓志丛考

唐代墓志丛考程章灿一、《伯饶墓志》考《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以下简称《隋·洛》）１５一１４为《伯饶墓志》，前四行断裂，右下角佚失，致使碑题残缺，墓主姓氏未详，今犹可见者仅＂唐故朝散大夫……。＂志文云：＂君讳伯饶，字……贾，以国民，大宗布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