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化与“当代”发展——以湖南的“沈从文传人”群体为考察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此为标准衡量,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纪实文学,在“转化”与“发展”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创造性”与“创新性”方面还有一定提升空间。这一点,从彭学明、刘克邦、范诚等湖南“沈从文传人”群体中可清楚看到。具体而言,他们在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沈从文的传统:一是对故乡的深情挚爱与执着抒写,二是题材内容的全面与系统,三是人物描写的鲜明与人性揭示的深刻,四是民族风情、乡土特色与哲理抒情的有机融合。但还应在思想深度、宏大叙事与批判假丑恶等方面进一步“超越”。

中国当代纪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以陈廷一的纪实创作为例

陈廷一纪实创作的数量、畅销与影响等位居当代中国作家前列。题材选择的重大与独特,文体形式的多样与创新,人物再现的典型与鲜活,描写方法的生动与通俗,是他传记创作的总体特色与风格内涵。而贯穿其报告创作始终的,是他鲜明的家国大爱、深沉的责任担当与崇高的浩然正气。他之所以没登“大雅之堂”、在文学史上无地位,主要是因我们屈从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纯文学”“话语霸权”等。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创新性发展”,正视“纪实时代”的“大文学”现实,重视对陈廷一等纪实大家的研究,从“大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更新观念,挑战传统,重构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雅俗共赏”“双翼齐飞”为纯文学、通俗文学与纪实文学的“虚实互补”“三足鼎立”。

大家谈 《杜鹃红》的开拓与创新

初读尹红芳发表在《中国作家》(纪实版)上的长篇《杜鹃红:乡村振兴中一百个红军后代的故事》(选载)后,就感觉它扎实、厚重,非同一般。而细读其出版的全本后,不但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而且认为它确有众多开拓与创新,是可圈可点的典型文本之一。

报告文学的“文化扩张”与“文学性”再认识——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五

"文学性"问题与整个文学的观念革新密切相关,更与报告文学的本体特性与价值标准一脉相连。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迅猛发展的"现实",迫使其内涵与性质已发生深刻变化,因而必须以"新五性"代替传统的"旧三性"。因此,发展至今的报告文学不再是只具有文学"性"的交叉、边缘文体,而是一种强调主体创作、题材选择和理性精神的非虚构的独立"大文学"——审美文化复合体,其整体上的"文学性"表现为"非虚构美"、"崇高美"、"理性美"与"综合美"等。

“新五性”与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以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为例

"新五性"是笔者针对报告文学的"旧三性"而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新理论。它既为文体特性,也是价值标准。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观念更新与审美新变。这一点,在史传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作为其中不同年龄和文体流派的新老作家,在这方面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以他们为例进行补充论证,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

在典型叙事中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

何建明是当今影响最大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对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准确把握与成功探索。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时代主题、民族精神、典型叙事与史诗建构等方面。具体来说,又表现出选题的重大与题材的开拓、时代主题与民族精神的和谐统一、歌颂与批判的有机融合、传统精义与典型叙事的史诗建构,等等。但其创作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何建明现象"再次说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学术关怀与理论建构势在必行。

关于纪实文学研究的思考

纪实文学创作辉煌而研究滞后。其原因主要是观念的保守与理论的匮乏,也与其文化生态、文体特性等密切相关。纪实文学创作不仅丰富了有关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以及"真实"、"崇高"等理论的内涵,而且向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了有力挑战。因此,文学观念的革新与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势在必行。在这方面,首先必须破"纯文学观",立"大文学观";破"文学等于虚构"的偏见,立"文学包括虚构与纪实"的观念。其次,要破小说是老大的"大文类主义",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传统"四分法"。同时,还必须革新"文学是人学"、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和有关"经典"、"典型"等观念。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革新

"史传报告文学"是新时期涌现的报告文学流派之一。它不仅导致了报告文学的深刻革命,而且向传统中国文论提出了有力挑战。它的发展,大致经过了1980年代的发展期、1990年代的兴盛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深化期三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伴随着报告文学观念的重要变革。它逐步将报告文学传统的旧"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发展成了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与文史兼容的复合性。本文试结合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对此进行论述。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新五性”与报告文学之“文学”观念变革

"文学性"问题是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中的关键,它长期影响着报告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文学性"在内涵上不断发展和深化,在外延上不断向"非文学"开放与扩张,从而使报告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时也逐渐形成新的审美特色,并导致其本体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发展成了现代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也就是说,一方面,传统的狭义"文学性"积极影响报告文学取得了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并驾齐驱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它在哲学、历史等"文化"的挑衅与侵袭下发生深刻变革,并在新旧蜕变、交汇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渗透于"新五性"之中的广义"文学性"。

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

纪实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体的混乱与理论的缺失。这一点,又突出表现在"纪实文学"与"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的文体概念与分类标准方面。实际上,"纪实文学"大多是报告文学尤其是"史传报告文学",其他则为传记文学或纪实散文之类。因此,急需加强理论研究,确立价值标准,对"纪实文学"进行门户清理。而报告文学观念变革后的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则是其分类与评价标准的重要基础。

论茶馆派及其民族特色

话剧传入中国以来,似乎还未见什么流派;而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新时期文学中,要确定一个流派也绝非易事。然而,我却冒昧认为,在当代戏剧文学中,存在着一个“茶馆派”。其成员是一师三徒,即以老舍为师,以北京人艺的苏叔阳、李龙云和何冀平为徒;其代表作品是“左邻右舍》、《家庭大事》(苏叔平)《小井胡同》(李龙云)和《天下第一楼》(何冀平)等,它们都受到以《茶馆》为代表的老舍剧作的深刻影响。

纪实散文与“新五性”及其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以甘建华的“文史笔记”为考察重点

纪实文学的理论比散文更落后、更亟须加强。实际上,它的主要品类除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外,还包括纪实散文等;"新五性"是包括纪实散文在内的纪实文学的基本特性与评价标准。甘建华的"文史笔记"系列体现了鲜明的"新五性"特色,为纪实文学尤其是纪实散文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典型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冲突走向融合——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与90年代报告文学的成熟

以和合学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认为在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激烈冲突的20世纪,报告文学始终处于冲突、融合的过程之中,正是它在"新闻性"与"文学性"、"文学性"与"政治性"(理性)、歌颂与暴露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激烈冲突,报告文学才得以发展、进步,才走向融合、新生。而90年代报告文学的成熟与自觉,正是它遵循其自身内在规律而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聚集“三农”: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题材拓展

新世纪报告文学继续在题材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其中最集中、突出的是农民与土地问题或“三农”问题。这一题材创作,不仅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热点或一大景观,甚至还构成了整个文学界或整个社会的一股思潮。其中影响最大或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胡平的《战争状态》,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和朱凌的《灰村纪事》与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等。它们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再度繁荣,而且对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问题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研究之一

文章从形成与发展、风格与特色和成就与局限三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问题报告文学。认为问题报告文学分为酝酿与萌生、形成与兴盛和分化与发展三个时期 ;其风格特色表现为鲜明的主体人格、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等 ;其成就与贡献是参与和推进了现实改革、强化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导致了报告文学的文体革命和向传统文论提出了有力挑战 ;其局限与不足是过高估计了文学对政治的作用、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方面存在审美迷失以及题材重复、材料堆砌与手法雷同等。

中国当代文学的三套圈环

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或学科建设刻不容缓。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革新文学观念,尤其是要革新文学史观,改变传统的文学史布局结构、分类方式与编写方法,给纪实文学以应有的规格和地位。要达此目的,首先要认识"大文学"、"严肃文学"、"纪实文学"这三个种属不同的概念,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们如三套圈环,既环环相扣,又逐层递进。即:"大文学"中包括"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严肃文学"中包括"纪实文学"与部分"虚构文学";"纪实文学"中包括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等。其次,要正视目前"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三足鼎立的文化生态与文学现实。

中国报告文学流派刍议

文章第一次提出报告文学流派的概念,认为在至今为止的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历史中,存在着问题报告文学、改革报告文学、"史志性"报告文学和"哥德巴赫"派、"时代典型"派与"文体明星"派等流派,并对其分别进行了粗略勾勒与简要分析。

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近年问题报告文学新作一瞥

近年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相对于以往而言,又有新的发展与进步,且呈现出新的鲜明特色与审美趋向,即主要表现为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与以往相比,这次启蒙主要表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一、清醒、理智的态度与深邃、细密的分析;二、主要反思“三农”问题与现代化;三、重新“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作出巨大贡献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表现出对人权、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