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刑法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刑法学价值存在从侧重自由保障到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并重的转型需要,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塑刑法的价值需求,推进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在刑法中的融合。犯罪学实践范式具有消极性、滞后性,难以承担引领刑法学研究的理论重担,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构刑法的实践范式,重视具有积极性、前瞻性的国家安全学实践范式对刑法学发展的指引作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一要调整刑事政策,坚持刑事政策发展的系统性导向;二要强化安全的刑法保障,以人民安全为理论根基促进刑事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三要激发刑事司法机能化,推进刑事司法在个人、社会、国家三重安全面向的机能性构建。

冒用花呗行为定性之争:问题、本质及解释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刑事犯罪治理难题表现出消极的点面效应。围绕冒用花呗的行为定性,至少存在花呗的法律属性定位、机器能否被骗、机器如何被骗的分析难题。其一,对于花呗的法律属性,研究论证的瑕疵在于客观解释立场的缺失。根据客观解释立场,“其他金融机构”中的“其他”意表除了商业银行以外的可以发行信用卡的金融机构,花呗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其二,关于机器能否被骗。机器不具有自我意识的认识桎梏不能说明机器不可以被骗,否则只会固化人机关系“二元认识论”的旧观念,故机器不能被骗的立场应当被摒弃。其三,关于机器如何被骗。在探讨人工智能作为诈骗对象时引入预设同意理论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该理论的运用现状过于粗简,其不仅可以说明机器的处分意识来源,更能说明人机关系的一体化。冒用花呗的行为定性中,关键特征是“人机交互的一体关系”,机器是自然人的电子代理人,人所排斥之事项即为机器所排斥之事项。第三方支付对于冒用者的身份要素陷入了错误认识,进而导致被害人财产受损。冒用花呗的行为应当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

持有的行为定型之争:立场、方法和标准

持有行为的性质归属至今争论不休,主要表现为作为说与第三行为形式说的立场对立。第三行为形式说认为持有具有动静交融的特点,并以自然行为论为基点认为持有与作为、不作为存在本质差异。第三行为形式说的逻辑误区在于持有的静止性特征仅存在于事实评价层面,不具有动静交融的规范意义。持有行为性质的理论进路中,应当重申社会行为论,以实质解释持有的行为性质;应当肯定规范区分论具有优势地位,在规范区分论下,作为与不作为形成二元关系。作为与不作为的具体判断中,应当从类型化的角度新构“语义表达与前提条件之证成”的双重判断标准。持有型犯罪的罪状呈现的是禁止性规范,持有是背反禁止性规范的作为。同时,唯有作为属性的定论方能落实持有型犯罪的刑事政策和实践需求。

被害人自杀之介入对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影响——基于16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针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我国司法实务采取了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包括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间接/直接原因说、条件说、重要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等。但是,上述理论学说都存在难以修正的缺陷,不仅未能提供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而且未能类型化地把握介入因素的性质,还使裁判者承载着一次性完成归因与归责的思想重担。相较而言,客观归属理论消除了上述因果关系理论的弊端,较为合理。客观归属理论对介入被害人自杀行为的案件进行了三个步骤的考量,即以条件说为基础,以危险增加作为危险创设的判断标准,以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危险实现的认定尺度。同时,在危险实现中,该理论认为应首先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蕴含致人死亡的危险。若蕴含,则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若不蕴含,则要引入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若符合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成立要件,则由被害人自我答责;若不符合,则要依据具体情况判断责任归属。具体而言,若被害人不具有自我决定能力,则由负有监护义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若被害人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则仍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需求理论视阈下不想腐的心理形成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不想腐”的建设仍以思想教育引导为主,缺乏一套完善的心理形成机制。需求是腐败行为的源动力,要构建“不想腐”的心理形成机制,应当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为依据,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心理动因,将腐败心理按照物质导向、安全稳定导向、归属导向与自尊导向归为四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不想腐”的体制机制闭环。具体而言,“不想腐”的心理形成机制应当包含如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完善“不想腐”的内部心理保障机制,筑牢思想根基,培育廉政心理;二是构建“不想腐”的外部物质激励机制,完善薪酬待遇体系,满足公职人员的合理需求;三是建立外部廉洁文化涵养机制,形成全社会的廉洁文化,涵养公职人员的廉政作为;四是注重“三不腐”之间的相互贯通与一体推进,促使“不敢腐”与“不能腐”向“不想腐”转化。

迈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路径选择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与落实,是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立法、执法、司法、社会参与以及涉外保障人才支撑的需要。然而,面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要求具备政治定力、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给传统的法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强化政治素养,坚持风险导向,建立协同机制,优化学科交叉,拓宽国际视野。具体来说,通过明确培养标准、创新培养体系、多元培养模式、促进教研联动等具体措施,构建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界定——基于刑法技术性工具的合理性研究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界定虽立足于有效指导司法实践这一理念,然而从技术性处理的角度考察,则仍存在缺陷:并非所有的非法集资犯罪的成立都须具备社会性这一特征;亲友以及口口相传的界定也颇为模糊。应在"亲友"的范围之内,以超过三个层级为准将其界定为向"公众"集资。同时,主动型的口口相传应认定为公开宣传。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执法对中国治理海外商业贿赂的借鉴

中资企业的海外商业贿赂问题引人关注,现有的处置工具无法有效发挥预防及规制海外商业贿赂的效果。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执法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利用"组织体量刑指南"以及审前分流制度等技术性工具,促进美国企业施行有效的合规计划,进而净化市场环境,对于中国规制海外贿赂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在刑罚量定中考虑多种因素,将合规或内控作为减刑情节予以引入,并有限度地适用暂缓起诉制度,能够有效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刑法理论中的客观归属论

德、日刑法理论中客观归属论 ,是在解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发展的 ,以条件说为前提 ,进而以危险联系论、规范的保护目的论 ,提出客观方面对一定行为进行责任归属的模式和标准。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 ,值得借鉴。

共同过失犯初论

所谓共同过失犯是指 ,在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 ,二人以上的行为人由于过失违反自己的注意义务 ,共同引起基本内容相同的违法结果的一种犯罪形态。共同过失犯的成立 ,除了要具有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外 ,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同时 ,必须注意共同过失犯与“过失共同犯”的不同。

从刑法解释到刑法论证

当前刑法解释是根据理想情境构建起来的、封闭法律认识体系。其主要缺点有三:目标不明确、根基不可靠、结论不可信,它无力担负起法律适用的重任。在风险社会结构中,根据法律适用中的道德根基一致性要求和不可避免的政治角力,考虑到法官造法的事实和其中隐含的道德论争,需要将基于解释展开的法律论证作为刑法适用的基本方式。刑法论证以合理性为诉求目标,通过促进在开放刑法结构中的论证主体间的对话而展开。

非法经营罪规制目的的预设与生成

非法经营罪在实践中存在扩张适用的倾向,被认为是“口袋罪”,对其司法适用有必要进行限缩。传统限缩方法是采取等价解释,但无法对该罪的规制目的予以合理解释。立法者在创制该规范之际并无明确的目的预设,且可能希望该罪的规范保护范围通过自发方式在司法中生成。在整体法秩序发展之中,基于经济、法治等外部系统的变化,非法经营罪除了要保障行政许可制度之外,还应越来越关注对市场调整方式的现实保障。行业性的合规制度作为市场调整的方式,将成为判断非法经营罪的根据。

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层次及其标准

研究刑法因果关系 ,必须放弃必然性或偶然性的一层次逻辑方式 ,而以三个层次 ,分别依不同标准进行判断。在判断条件关系是否成立时 ,依据一般经验法则 ;在定量分析时 ,根据“动力规则” ;在定性时 ,则要兼顾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刑法的“但书”

数据犯罪的保护法益新论——“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的证成与展开

理论上以数据为对象实施的犯罪统称为数据犯罪,数据犯罪已然成为各个法域的规范重点。数据犯罪的法益问题反映了新时期人们有关数据安全保护的价值共识,数据犯罪在司法适用中的诸多问题在于法益界定不清。数据犯罪的法益定位与阐明应统筹法益的立法与司法两个面向的思考,即从应然与实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首先,数据犯罪的保护法益应独立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次,刑法保护的数据安全是指数据内容安全而非数据载体安全;最后,数据犯罪保护的法益应为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据此,一方面,基于当前刑法规定,应合理运用“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法益的规范解释机能,使得部分有争议数据犯罪案件得到最大程度的妥当处理。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数据内容的保密性和效用性”法益的立法批判机能,确立数据犯罪的独立地位,弱化数据犯罪的技术手段要求,加强普通数据内容的保密性保护,推进数据价值开发合规并确认数据的财产属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国外现代刑法学中主、客观主义源流论

本文对于外国刑法学说中的主、客观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介绍 ,列举了两派观点中存在着的九个方面的主要分歧 ,并就刑法学基础的学说 ,联系今天国外和我国刑法学研究现状 。

刑法中的客观归属——关于因果关联的新视角

刑法果关系论的主要任务不是确证结果由哪个行为引起的,而是探求作为归责的客观条件,决定哪些事实性原因具有刑法规制的意义,从而能够归责于造成该事实的行为。刑法中所谓的因果关系论,应当为客观归属论所替代。客观归属要依次判断行为的条件关系、是否制造了危险,这个危险是否在规范的保护目的中实现。它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危险增加论和规范的保护目的论。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财产权利分离模式下财产罪法益的类型化研究

财产罪的法益概念是研究财产犯罪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在受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问题形成了本权说、占有说和所有权说聚讼的局面,对于实定法上财产罪规范进行文理解释和体系性解释的结论也截然对立。这些争鸣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同财产权利分离模式下法益保护的差异性。基于法益衡量的原理,刑法对财产权利保护的侧重有所不同,因而应当根据财产权利分离的不同方式分别构建财产罪法益的内涵:在财产权利未发生分离的场合,应以保护占有为财产罪法益的基底;在财产权利平和式分离的场合,应以侧重保护占有人的占有权属利益为必要;在财产权利冲突式分离的场合,应以侧重保护本权人的所有权权属利益为必要;在财产权利因无效而冲突的场合,应当侧重保护占有者的事实性占有。

寻衅滋事罪的建构理性与司法经验

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一方面源于观念误解,另一方面源于部分司法不当。其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或者不合现实地理解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结果,学界提出废止寻衅滋事罪立法的观点,其司法实践也出现了异化问题。缺乏以社会秩序法益为条件的规范目的的引导,寻衅滋事罪的判断就无目标。本罪的规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其建构的根据是,在行为对身体和财物的损害具有低强度性的场合,行为的多次性、行为对象的复数性和行为场所的公开性等因素加强了行为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缺乏个人法益的佐证,寻衅滋事罪的判断就无可靠抓手。社会秩序构成成分复杂,本罪构成要件繁杂,且包括较多规范要件。传统“唯结果导向”的司法经验,异化了本罪规范保护目的并扩大其规制范围。有些扩大化措施必须加以合理限制。只有运用统合方法,才能建立社会秩序与本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之间的论证联系。

特殊行为的诈骗性质探析

在诈骗的定性中存在一些争议。依据对支付意思和支付行为的新理解,除了消费在先的单纯逃跑型,行为人逃付费用的行为一般构成诈骗罪。依据受骗人和被害人不一致的立场,将诉讼诈骗认定为诈骗符合诈骗罪的规范保护范围,有利于发挥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行为人滥用信用卡的,要依据取得电子货币的行为而不是行为人使用行为认定其性质,该行为一般不构成犯罪,但在金融机构要求归还而不归还的情况下,可构成侵占罪;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时候,使用拾得的他人记名的信用卡,属于信用卡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