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

本文以“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农业家庭进城后中间一代在同居共育过程中重建家庭平衡的实践过程。一方面,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中间一代有意识地依据培养现代个体的观念与技术来抚育子代,他们对自己儿时被抚育经历的反思强化了“为人父母”时抚育理念的现代化,造成祖代与中间一代观念上的显性断裂。另一方面,在共居育儿的生活实践中,中间一代又隐性承袭了亲子一体的传统意识,既会无意识地调用亲子一体的伦理资源来平衡家庭关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化自觉”,体认到育儿的现代实践依赖传统一体的支持。“一体”与“个体”的交织塑造着家内行动者尤其是女性的感情世界。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深沉而恒常的支持力量,又蕴含着其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本文试图回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层面上,提出理解我国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一种认知框架。基于N市党群部门借助社会组织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本文提出"双向嵌入"的概念。社会组织在资源、合法性、制度支持方面嵌入于国家,而国家的意志与目标却嵌入在社会组织的运作中,从而提升政体的治理能力。这种"双向嵌入"的结构使得国家与社会双方的权力都得到了提升,形成"双向赋权"。这在客观上已成为我国构造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现实选择。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贡献有二:第一,党群部门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同化和利用社会组织网络,这种借用社会组织进行政治整合的趋向,不同于传统的资源与服务递送;第二,党群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于社会组织资源的调用,实际上提升了政党国家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

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近期社会组织研究的国家中心转向

研究社会组织的宏观理论框架,倾向于将国家的角色简化为一个在规范上具有好或坏意义、权力格局上表现强势或弱势、立场上采取压制或支持态度的主体。但是,经验本身的发展已经远超上述理论范畴所能提供的洞察力。本文认为,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出现了"国家中心"转向,呈现出一种理解与构造结社生活中国家角色的新思路。它们仍然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以国家为重要的分析中心,但是却将国家落实更为具体的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在此视角之下,近期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治理取向从"分类控制"转向了"可控发展",而国家也在整体架构与治理机制的意义上提供给社会组织更为精细与复杂的制度环境。质言之,在宏观框架和微观策略的研究取向之外,这种"国家中心"视角的分析优势在于:去规范性、多维度化、以国家为自变量和对治理实践有启发。

国家中心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以行业协会为例

近期社会组织研究领域出现了"国家中心"转向,即更具体地分析政府结构和制度环境对于社会组织生存或运转的影响。运用这一视角,本文以行业协会为对象,分析既有政府治理结构对其政策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提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导向与角色,塑造了行业协会政策参与行为的特征与后果。基层地方政府较少主动提供制度化的政策机会,更倾向于优待大型龙头企业,政商之间较多诉诸直接联系而非集体协商;中央政府需权衡公共意见与整体社会利益,才可能主动地提供更多制度化机会空间给行业协会,从而此层面上行业协会可以更有效地表达集体利益诉求,甚至争取中央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地方政府抗争。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举制功能的呈现,也能促进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理解。

“人生上进”——一个社会组织的伦理实践

针对社会组织的既有研究较为关注制度环境的塑造作用,本文着力分析了社会组织成员的伦理状态,从而贡献了一个讨论社会组织的新视角。通过对一个以女性为主要成员的读书会的个案研究,本文说明了该社会组织运营的伦理基础乃是变迁社会进程中成员对于自我的追寻与表达。作为社会组织的读书会承载了女性成员不断向上超拔、追求“上进”的人生态度,构成了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拓展生活领域的组织基础,丰富了女性塑造内心世界的精神资源与技术。个体成员在社会组织中表达并强化了“上进自我”的心灵结构,同时这一结构仍然紧紧围绕家庭、社会和国家得到确立。

社会组织与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以一个行业协会为例

本文讨论一个行业协会为何能够在地方社会中获得影响力并承载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行业协会,其组织活力来源于对市场、行政和社会等多种地方性网络的整合与联通,行会组织因此是在市场网络、行政网络与社会网络交错中产生的“果实”。从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业协会介入基层治理所依赖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目标,在提供公共品、介入市场治理和市场政策倡导等具体领域,组织的核心理念都是对于“实质公道”的遵循,而非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诉求。本文的贡献在于:(1)在组织网络的层面,展现了组织与网络的复杂交融关系;(2)在组织理念的层面,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关系。尽管行业协会要处理利益冲突和危机管理的情境越来越现代,但是它的核心精神却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色彩。

形态与伦理: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

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研究尝试提出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含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要素来源和实践影响:基于CGSS2012的分析

本文的分析说明,在个体层面上体制框架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组织样态和公众参与。基于CGSS2012的分析显示,首先,政党成员和单位就业者表现出更高的社会组织参与和公众参与水平。并且,政党身份对公众参与实践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经由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实现。其次,各类社会组织都显著地提升了实践层面的公众参与水平。最后,收入虽然显著提升个体的组织参与水平但对参与实践没有显著影响。上述发现具有以下意义:(1)从经验上看,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得到了预期效果;(2)证实基层社会生活中存在具有明确特征的积极分子,基层社会空间中存在多重治理网络的融合;(3)就理论来说,本文也提示,在科层政府技术治理的制度环境之外,体制框架构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以及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机制。

关于中国非正规金融的政治经济学 读《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一、引言 2011年以来,报章上关于民间高利贷崩盘、融资链条断裂导致企业老板出走、银行高管卷入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报道越来越多。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以探求民间金融合法化与规范化的道路。这些密集的讯号显示,市场化改革至今积累下的大量民间资本及其对更高效率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的需求,最终也使得针对民间金融（或称非正规金融）的改革日益紧迫,否则终将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结社组织与政体关系的再思考——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公民基础:意大利、西班牙与罗马尼亚1870-1945》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志愿结社是美国民主的基石,这一论点奠定了有关民主之社会条件讨论的基础（托克维尔,2009）。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部的比较研究,在当代复兴了托克维尔的论题,并且使得下列新托克维尔主义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结社组织可以培育社会规范尤其是信任与合作,从而为集体生活提供社会资本,并构成稳定民主政体的基础（帕特南,2001）。

当代中国志愿精神的多重文化源流——一项生活史研究

社区志愿者既处在制度体系的边缘又处在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生成和维系至关重要。通过使用生活史访谈方法深入社区志愿者的精神世界,提出有关社区行动者的类型学,区分出爱好者、奉献者、意见者与中立者四种类型,前两者构成广义的“社区志愿者”。分析积极社区行动者赖以产生的多重文化源流,可以发现家意识、个体意识和单位意识三重线索的交互作用是推动社区志愿者投入公共生活的根本动力。行动者是以生活实践承担多重文化脉络的负载者,社区由此成为从家庭到国家的中间结构。这一探索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志愿者与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揭示了宏观社会转型在个体行动者身上沉淀的意识与情感结构,也展示了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路径。

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

引言“代际共育”指祖代与父代共同抚育孙代这一现象,这在中国已经成为非常显著且重要的社会事实。这种祖代对成年子女家庭育儿支持的深度与普遍性,与西方社会极为不同。正是基于祖代对成年子女家庭的帮助,双职工家庭的生活才得以正常维系,可以说祖代在事实上构成农业家庭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包含着“祖代—父母—子女” 三代人的“新三代家庭”及其维系力量,因此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当下城市农业新移民家庭。

财大气粗？--私营企业规模与行政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

针对"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2006)资料的多元统计分析显示,在处理与政府的行政纠纷时,相比于中低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高经济资本的企业更可能利用行政渠道与政府直接沟通,占据政治优势。相比于高或低经济资本的企业,中等经济资本的企业更可能通过行会、商会等自组织或非正式途径来解决行政纠纷。但经济资本对于私营企业是否选择抗争性行动策略没有显著影响,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更可能抗争。同时,策略选择模式还存在着区域间差异。本文揭示了当代中国政商关系基于企业经济资本差异而产生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庇护主义的主导理解范式。这也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不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且在给定的政体条件下,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路径受到私营经济自身特征的影响。

文化、制度与结构:中国社会关系研究

非正式关系渗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之中,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本文梳理韦伯以来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研究,归纳出四种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不同路径:"特殊主义"和科层制、庇护主义、儒家社会理论与"关系",以及社会网络研究。这些路径在理论背景、研究主题和写作时间上各有特点,有些路径中还隐藏着不同程度的价值判断。梳理显示出三支讨论社会关系的脉络:侧重特定政治经济背景的制度视角、侧重伦理涵义的文化视角,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所代表的结构视角。本文认为,应当将文化、制度与结构视角相结合,分析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与伦理内涵为转型社会的科层制建设以及制度变迁提供了怎样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组织大量兴起,引发研究者试图对其政治与社会含义进行解释。过去20年间,"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两大视角主导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两者试图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中理解社会组织,并围绕其在此框架中的具体位置展开争论。本文尝试梳理既有研究及其最近进展,抽取可供拓展的研究线索,并探讨超越此种争论的路径。本文试提出三个方向供进一步研究参考:1.跳出单一维度自主性的"陷阱";2.解释经验现象在多个维度上的分化;3.探索社会组织内部群体生活的特征。

转型国家与行业协会多元关系研究——一种组织分析的视角

当前有关社会组织的研究中,缺少对于组织内部特征及其组织行动之塑造作用的分析。本文认为,除了强势国家的支配,组织自身凝聚和表达社会利益的能力同样塑造了国家与行业协会的关系。基于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一个结合组织"自主性"和"凝聚力"的二维框架,解释了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的四种类型,即合作型、对抗型、支配型和工具型。其贡献在于:1.带回组织维度的分析,突破了单一维度上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对比分析;2.提示应修正对于政会关系的"非抗争性"认知,行会亦可能构成集体抗争的基础;3.揭示了当前中国政商关系的分化,挑战了合作主义或庇护主义视角的广泛适用性。

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影响力:制度环境与层级分化

主流观点认为在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并不构成影响政府决策的制度性力量,但个案研究显示在特定情境中它们能够影响政策。但是,对行会商会在政策过程中角色的系统描述和解释尚不充分。基于既有文献,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制度环境的假设:在制度建设自上而下推行的环境中,高层级的官僚制更为理性化,政府主动地提供更多的机会空间给行会商会;在低层级上,政府较少提供制度化的参政机会给予行会商会,官僚制更加倾向于封闭。利用一项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验证了上述假设。(1)以被政府咨询意见的机会结构而言,省级行会商会显著高于地市级与区县级;(2)以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而言,省级>地市级>区县级;(3)本文还发现,凝聚力较高的协会具有更高的政策影响力。这些发现系统地呈现了社会利益能够成功地以制度化的方式输入政体的具体条件。基于此,本文主张政府应先向社会利益诉求开放更多机会空间与设置理性化的制度安排。

商会的内部分化:社会基础如何影响结社凝聚力

本文讨论了商会内部基于企业权势而产生的分化。对两个商会的个案研究显示,强权势企业、弱权势企业与无权势个体户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模式不同。强权势企业基于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能够与地方政府直接商榷,倾向于绕过商会;弱权势企业则需借助商会编织社会网络,以获得政策优待与资源,更倾向于卷入商会;无权势个体户则不愿负担与政府维持密切互动的成本,疏离于商会。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供结社的要素,但也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利益与行为的分化。当前的商会体系并不能处理这种分化,试图将它们都聚集到同一个社会组织中,破坏了组织凝聚力,阻碍了制度化利益传输渠道的形成。与以往焦虑于商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位置的研究不同,本文将视野下移,讨论了社会基础如何型塑结社的内部特征。作为建构性的个案研究,本文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