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罗志田教授访谈

罗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愿意接受访谈。《学术月刊》的访谈旨在梳理知名学者的学思历程，帮助读者把握该学者的问题意识、核心观点、方法论等，从而整体性地理解该学者。首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探索开放的史学——访罗志田教授

作为一门理解人的学问,史学眼界越宽越好。任何有助于理解人的学科,都对历史研究有帮助。中国过去有一种观念,就是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和处理现在,而且是构建未来的一个基础和参照。我们认识和了解到自己或他人过去的成败,可以告诉我们曾有的机会和选择,也可以提示我们是否进行了足够努力,帮助我们思考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现代史学兴起之后,个体的人就开始慢慢退出历史研究了。但历史应该是要讲故事的,最好是在有人、有故事的基础上,再把所讲故事对我们的借鉴和影响表达出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本身的逻辑及其所蕴含的意思。就学术表述来说,如果不"了然于心",几乎就没有可能"了然于口和手"。优秀的表述要让人联想,给人以领会和想象的空间。

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

一百年前发起的古史辨,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一个表征。古史辨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史迹的整理”,或更在于以传说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自觉意识,二者在当时又有些内在的紧张。要探讨古史辨学人如何推动传说在史学中的兴起,不能不对几个重要的背景因素进行梳理:从清代开始的学术眼光移向“正经正史”之外,奠定了民国前期新史学一个颇具突破性的倾向。而近代引入的进化论与社会阶段说,导致昔人眼中的黄金古代变成一个原始的时段。怎样定位已被颠覆的古代,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新问题。在民初兴起的截断众流倾向,主张把上古史的一大段作存而不论的处理,这一倾向引发了不同的因应和纠偏举措,包括“传说时代”的提出。

重访传统:从“相忘”认识近世中国的小政府特色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发生巨变,形成一些固化的认知,导致传统常被“讲错”。传统被误读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汉代确立的经典多是为“封建”时代所设计和书写的,却承担着指引郡县时代政治和民生的重大责任。充分认识封建与郡县理念的持续紧张,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包括专制与自治是否并存、小政府或大政府的政治模式,以及乡土社会是流动的还是呆滞的等关键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通过重访并据史迹重建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相,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朝廷与民“相忘”的放任理念,在古代形成了一种上有专制、下有自治的小政府模式。而其前提,正是民间自身保持活络的流动性。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读书会

苏智良:各位学者、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是2019年第一次"光启读书会",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学者罗志田教授,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他的大作。在正式品书前有几项程序,第一项是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荣幸地邀请罗志田教授担任我们的光启学者,我们请陈恒副校长来颁发证书。第二个程序,有几位嘉宾致辞,首先有请陈恒副校长致辞。

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勾勒这一倾向在清季的兴起和推进。简述国家由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侧重"国进"冲击下社会的巨变,特别是以"道"为依据、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领域,在国家步步进逼下被迫淡出。造成一个根本的转变,即很多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了。在国家和社会各自及相互的转变中,国民也面临着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这一仍在进行中的变化进程,也明显受到"国进民退"的影响。

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 ,以西学分科为基准来认识和调整既存中国学问 ,是许多学人遵循的主流取向。一些人在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时误将图书四部分类视为学术分类 ,实则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清季学人曾据“学”与“术”分的传统观念将学问分为“学理”和“致用”两大类 ,但以 (日本式 )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方式最后得到确立并基本维持到今日。不过 ,向不提倡分科的中学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 ,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国学”在新的分类中究属何类即困扰了民初许多学人 ,实际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汉学”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

近代中国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实相当宽广,在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对许多人来说亦新亦旧恐怕正是常态。但“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则成为既存近代史研究中的失语者,包括医生群体、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以及民初的“前清遗老”和四川的“五老七贤”及其追随者等,他们似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弥补我们近代史画面上失语的部分,或者不失为今后史家的努力方向。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也互异。要理解"三十年"的史学,应回溯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之中,从学术积累的延续和中断方面考察分析。今后的研究,要警惕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保持开放的心态,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罗志田关键词：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近代中国夷夏之辨民族认同感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以冷战结束和苏欧政治体制崩溃为表征的。彼时西方一些专家即已预计今后影响世界最大的力量将是民族主义。但其具体所指，则多就民族主义对所谓第三...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可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考察。初期史学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更大,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受到自上而下的关注,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研究者思想和学术的转变明显,但老先生对新方法往往努力学而学不会。那时大多数人惯于思考宏观问题,所谓"五朵金花"就是代表。学科上提倡注重近代史研究,但真正落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今日史学言说中,"十七年"的史学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种学统的中断导致"与国际接轨"的异化。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

蒙文通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名言,主张通过多读前后左右之书来认识特定的学术思想。但这与传统的博览取向和现代的跨学科取向均不甚同,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同时侧重其学脉渊源和时代精神。一方面,不因史无明文就以为实无其事,当尽量寻觅蛛丝马迹,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上“空言”和“行事”的紧密关联,以因事证明的方式将相关时段的制度和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以见其全貌。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成果颇丰,但也出现略偏于虚悬的倾向。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将我们史学中已经淡出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

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年

192 4 -1 92 6年间 ,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 ,出现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类似趋向也体现在北洋体系演化的地缘分布上 ,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 ,吴佩孚稍后复出 ,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 ;段祺瑞虽出山 ,皖系也未能再起 ;北洋中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 ,一度颇能影响国是 ,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成为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 ,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其实先已奠定。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 ,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 ,但基本未能成功。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 ,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 ,这是困扰 2 0世纪 2 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 ,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 ?如果有 ,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 ;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 ,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转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其间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应结合起来考察分析。

与改良相通的近代中国“大革命”

从清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论域中逐渐形成一种"大革命"观,即革命不一定是政治的,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在空间上是广泛存在而可分割的,即革命可以分解到多个时段、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以成其"大"。这样的广义大革命涵括了政治革命,又超越于政治革命,体现出明显的非暴力倾向,而与全面、彻底的改良相通。正因此,革命造成的改变可能探及根本,导致天崩地裂的文化大转换,因而是划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