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富豪榜、媒体关注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

每年富豪榜的新晋榜单总是吸引着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这必然会对上榜富豪的个人生活及其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收集整理了2005年—2017年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名单,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较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实际控制人上榜的公司在上榜之后相对于实际控制人没有上榜的公司捐赠水平更高,这一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媒体关注特别是负面媒体关注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上升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上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实际控制人上榜名次靠前、实际控制人有政治身份、企业初始产权有“原罪”嫌疑、企业避税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富豪身份标签给上榜企业家带来了更高的社会责任预期和更强的舆论监督,为强化自身合法性和正当性印象,上榜企业家会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活动.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国有企业改革视角,以2013—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改变变量度量方法和计量估计方法、排除替代性解释影响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推动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和政策性负担较大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考察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其市场价值。

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合肥市为例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现阶段我国各地区产业发展普遍面临产业粗放、同构和低端锁定等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以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资源短缺、产业政策滞后等为代表的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作为不力问题。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度背景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辩证统一的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通过解决融资、人才、基础设施、政务服务等基础问题以及制定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从而助力各地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地,本文选取合肥市作为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典型案例,总结归纳了合肥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就,并指出当前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总之,本文不仅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路径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能够为地方政府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改革实践提供决策依据与政策启示。

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晋江市为例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县域民营经济在发展模式、发展资源、制度环境等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严重阻碍了县域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进而构建了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即通过驱动创新转型、聚合发展要素、改善制度环境等方式,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进而逐个破解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本文选取福建省晋江市作为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分析总结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晋江经验”,同时也指出其现阶段发展中仍面临的问题。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及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能够为推动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提供政策启示。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公司创新投入:有恒产者有恒心

在公司人事管理过程中经常出现高管个人离职的同时引发团队其他成员集体跳槽的现象,不仅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人力资本损失,而且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方向。鉴于此,本文使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23289个公司—年度观察数据,从创新投入视角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潜在重要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越稳定,公司的创新投入水平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高管团队稳定性对公司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关系越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团队稳定性与公司创新投入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越弱;相比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稳定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的相关影响独立于关键高管个体变更,并且不是源自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此外,稳定的高管团队显著提高了公司未来三年的创新产出水平。

ESG表现与家族企业长期导向

基于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双重视角,利用华证ESG评级的指标数据,考察ESG表现对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ESG表现越好,其长期导向越强;家族管理涉入和市场化环境会削弱ESG表现对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正向影响。对ESG的分项指标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对于公司治理表现,环境保护表现和社会责任表现对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影响更明显。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ESG表现通过减少代理问题增强了家族企业的长期导向动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了家族企业的长期导向能力。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

近年来,上市公司经常被爆出高管团队的更迭震荡事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从外部利益相关者债权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经验影响关系。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21117个年度观察数据为研究样本,本文发现公司的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其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表明外部债权人更加看好高管团队稳定的借款公司。与此同时,高管持股有助于增强高管团队稳定性的相关影响,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减弱上述影响关系,说明不同治理机制之间存在重要的交互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主要是通过减少经营风险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两种路径发挥积极效应。本文还发现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稳定性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没有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会影响公司权益融资成本的经验证据。总之,本文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和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于公司高管团队成员更迭调整的实践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决策启示。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创新的证据

在当前国家持续推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和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大背景下,亲清政商关系是否能够发挥绿色治理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尚待深究且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10129个年度观察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亲清政商关系水平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越高,即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增量提质”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通过强化高管环保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加政府补助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机和能力,具有“意识效应”和“资源效应”。进一步,本文发现亲近和清白的政商关系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亲近政商关系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高和经济注意力低的地区、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更强。最后,绿色创新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绩效和财务绩效。总之,本文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能够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水平、推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政策启示。

亲清政商关系如何助力地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以宁波市为例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而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实现我国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必由之路。然而,培育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科技型企业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存在很多市场失灵失效的地方,需要积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引导作用。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地方政府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是助力地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制度保障,能够帮助中小科技型企业解决在技术、资金、数字化、人才等要素方面面临的现实难题。接着,本文选择隐形冠军“第一城”宁波市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总结宁波市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可取做法,同时指出培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工作既能够丰富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可为国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实践活动提供及时的决策支持和政策启示。

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后发地区经济跨越发展——以福建宁德为例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而缩小地区差距特别是促进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然而,后发地区长期面临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创新环境差等天然劣势,这些都是单纯依靠市场“无形之手”难以克服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认为应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积极引导作用,通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既为后发地区发展提供有力的政府服务和政策支持,又为激发后发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具体地,本文先分析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后发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主要路径,进而选取福建宁德市作为后发地区的典型代表,深入分析总结宁德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丰富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而且能够为实现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地区人才结构优化升级:以深圳市为例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全国各地区正在积极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对地区的人才队伍和人才结构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人才结构面临着结构层次偏低、性别比例失衡、区域聚集化显著、产业配置不合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国家和各地区有效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人才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逻辑推演出政商关系亲清化助力地区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理,即以法治支持、简政放权、企业党建、反腐倡廉等常见手段构建的亲清政商关系,有利于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创新生态、文化生态四个维度打造生态宜居宜业城市,提供贯穿人才“引、育、留、用”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从而实现城市的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然后以深圳市为典型案例,分析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地区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的成功经验和具体举措,同时指出工作中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高之处。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以及地区人才结构优化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能够为国家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攫取发展新动能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低血压及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低血压及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PEM)的影响。方法选择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武汉市汉口医院收治的68例MHD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4例,采用常规血液透析治疗)与研究组(34例,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收集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并比较两组患者低血压发生率、PEM发生率、血清白蛋白(albumin,Alb)、前白蛋白(prealbumin,PA)、血红蛋白(hemoglobin,Hb)、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炎症因子水平的变化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与对照组低血压发生率(26.47%)、PEM发生率(20.59%)比较,研究组MHD患者低血压发生率(5.88%)及PEM发生率(2.94%)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2组MHD患者SBP、DBP、Alb、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7及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MHD患者SBP为(105.84±22.93)mmHg(1 mmHg=0.133 kPa)、DBP为(72.04±9.72)mmHg、Alb为(43.89±5.22)g/L、PA为(287.03±53.38)mg/L、Hb为(94.95±23.68)g/L;对照组SBP为(92.74±18.73)mmHg、DBP为(65.94±8.66)mmHg、Alb为(38.74±5.05)g/L、PA为(248.67±49.29)mg/L、Hb为(83.35±17.67)g/L,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MHD患者IL-6为(20.51±4.05)ng/L、IL-17为(12.16±3.09)ng/L、CRP为(5.85±0.67)mg/L;对照组IL-6为(32.36±5.96)ng/L、IL-17为(25.77±4.86)ng/L、CRP为(6.96±0.95)mg/L,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2.94%、11.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穴位注射黄芪注射液能够明显降低MHD患者低血压发生率及PEM发生率,改善MHD患者的血压水平、营养状态及机体炎症,该治疗方法安全性强,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血液透析患者血清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水平与血管钙化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血清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1水平与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武汉市汉口医院诊治的168例血液透析患者,根据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对所有患者血管钙化程度进行评估,分为无钙化组45例、轻度钙化组26例、中度钙化组53例、重度钙化组44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液透析患者血清PARP1水平;Spearman法分析血液透析患者血清PARP1水平与血管钙化积分的相关性;对血清PARP1与白蛋白(albumin,Alb)、血红蛋白(hemoglobin,Hb)、Ca^(2+)、P^(3-)、甲状旁腺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水平、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的相关性进行Pearson法分析;对影响血液透析患者发生血管钙化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血清PARP1水平对血液透析患者发生血管钙化的诊断价值。结果无钙化组血液透析患者血清PARP1水平为(4.05±1.18)μg/L。与无钙化组相比,轻度、中度、重度钙化组血液透析患者血清PARP1水平均升高(P<0.05),血管钙化程度越重,PARP1水平、钙化评分越高(P<0.05);血液透析患者血清PARP1水平与钙化积分(r=0.662,P<0.05)、Ca^(2+)(r=0.547,P<0.05)、P^(3-)(r=0.421,P<0.05)、PTH(r=0.652,P<0.05)、hs-CRP(r=0.640,P<0.05)水平均呈正相关,与Alb(r=-0.600,P<0.05)、Hb(r=-0.616,P<0.05)水平均呈负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透析龄、Ca^(2+)、P^(3-)、PTH、hs-CRP、PARP1是血液透析患者发生血管钙化的危险因素(P<0.05),Alb、Hb是血液透析患者发生血管钙化的保护因素(P<0.05);血清PARP1水平诊断血液透析患者发生血管钙化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36,截断值为4.39μg/L。结论血液透析患者血清PARP1水平随着血管钙化程度的加重而升高,可较好的诊断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

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一种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

益肾化湿颗粒联合氯沙坦钾片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益肾化湿颗粒联合氯沙坦钾片对慢性肾小球肾炎(以下简称"慢性肾炎")患者肾功能指标和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1月-2016年8月我院收治的慢性肾炎患者107例,按照治疗方案分为观察组(53例)和对照组(54例)。除进行基础治疗外,对照组患者给予氯沙坦钾片50 mg,po,qd;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益肾化湿颗粒10 g,po,tid。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2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肾功能指标[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24 h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和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3(IL-13)、C反应蛋白(CRP)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86.79%)明显高于对照组(6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肾功能指标、炎症因子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肾功能指标、炎症因子水平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结论:益肾化湿颗粒联合氯沙坦钾片治疗慢性肾炎,可改善患者肾功能,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且安全性较高。

大股东持股对管理者过度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研究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管理者在职消费的代理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效应。经验证据表明:(1)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负相关,即支持管理者在职消费的代理观;(2)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水平呈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3)与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相比,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在职消费水平比较低。

股权的家族化、家族高管与家族企业业绩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A股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年度数据,从家族企业股权家族化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股权家族化对家族企业业绩以及对企业是否聘任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管的经验影响关系。结果发现:(1)同等条件下,控股家族股权分配的家族化水平越高,其经营业绩表现越差;(2)家族成员担任CEO或董事长等关键高管会加剧股权家族化对家族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关系;(3)同等条件下,公司股权的家族化更可能促使家族企业聘请家族成员担任CEO或董事长。此外,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非核心家族成员参股企业会降低股权家族化与聘请家族成员担任公司CEO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

审计师地理距离对客户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

从地理经济学视角分析审计师的地理区位特征对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可能影响,利用2004—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师与客户间的地理距离对客户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经验影响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证券分析师与审计监督两种中介组织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审计师与客户公司间的地理距离越小,客户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越低,因为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地理邻近对审计师独立性的消极影响要强于其对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积极影响,这导致审计师审计质量降低,影响客户公司股价信息含量;(2)证券分析师对客户公司的关注程度越高,审计师的地理邻近性对客户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负面影响越弱,表明证券分析师与外部审计之间主要呈现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证券分析师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监督机制。

负债融资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4—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考察了负债水平、负债期限结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负债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短期负债比例正相关，而与长期负债比例负相关，说明负债的期限结构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从负债来源看，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银行负债比例负相关，而与商业信用比例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