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雪》中的人性、悲悯与诗意——兼论路翎“朝鲜战争”书写的美学意涵

路翎于新中国初期深入朝鲜战场,创作了独具个性的“朝鲜战争”题材作品,与其时表现重大题材的写作不同,他并未把战争作为叙事的主要部分,而是将其作为演绎人之内心的广阔幕布,注重挖掘战争幕布下平凡人物的内心活动及生存状态。路翎的写作承继着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论,亦受到东西方审美文化的影响,《初雪》是其“朝鲜战争”书写中最具美学内涵的作品,展现了崇高美学之外的秀美与温情,表现出了人性美、悲悯美与诗意美。“平凡”英雄形象的塑造、叙事副线的巧妙运用、中朝友谊的生动摹写,使路翎的写作在主流战争观之外提供了理解战争与人性的新视角,而且这种温情化的“朝鲜战争”书写,还呈现出了国际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关仁山《白洋淀上》解读

满族作家关仁山,受满族文化和道家思想的滋养,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有感于生态环境危机,创作出不少饱含生态文化维度的文学作品。在《白洋淀上》这部新作中,关仁山将自然与女性联系起来,对二者的物化、崛起、亲近性做出了生动描述,形成了文本中独特的生态女性主义审美意蕴。作品中的女性视角及对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的指认,成为生态书写的新向度,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从批判到悲悯:生命美学的“大事因缘”——潘知常美学转向初探

潘知常于上世纪90年代初曾是与实践美学进行论证的主将之一,当时他试图实现其心目中"个体的觉醒"。在新世纪的开头,他又试图给美学引进信仰、神性、爱之维度,以期能够实现个体"信仰的觉醒",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同仁的支持。

“灵性文学”与中国文化传播——以施玮的创作主张、文艺实践与编辑活动为中心

从百年华文文学创作的历史链上聚焦"灵性文学"创作,既有老舍等"灵的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写作传统,也有陆征祥、吴经熊和原甸等作者于海外的华文书写历史,"新移民文学"作家施玮主张的"灵性文学"创作与其文艺实践诠释出了华文基督教文艺的特质。"灵性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化补入超验维度的启蒙书写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华文"灵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文化交融性,显示出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之"桥"的意涵,他们的写作和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诠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使"中学西传"得以落实。施玮的创作主张、文艺实践以及编辑活动,是在当代进行这项文化交融活动的典型体现。

北村“神性写作”的文化意义——以《安慰书》《施洗的河》为中心的解读

北村的"神性写作"作为一个当代"精神事件"曾获得广泛关注,其"神性写作"系列文本于新时期的"浮现",具有在当代"合法"言说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开端性意义。中国基督教文学具有文化本土性质,对其的评论存在着"错读"、"误读"与"漏读"现象,在讨论中国"忏悔文学"等问题时,应该对中国的基督教文学创作给予关注。北村的"神性写作"不仅具有庚续神性启蒙价值维度、促进中西文化进行深层对话的作用,当北村的创作被纳入"灵性文学"而融进世界华文文学时,也具有了中外文化交流之"桥"的意涵。

刘小枫1980年代前期“诗化美学”解读

刘小枫上世纪末向大陆知识界引介基督教美学精神,产生过较大影响,他的美学思想里超越性的神性之思,已经"孕育"在其1980年代前期的美学思考中。刘小枫1980年代写作的硕士毕业论文,与他之后修改扩充的《诗化哲学》在价值立场上发生了变化,他当时写作的关于古今中西的"美学评论"、德国浪漫哲学的论述,为其写作《拯救与逍遥》积累了素材资源。"诗化神学"的"拯救"精神,是刘小枫1980年代早期"诗意批判"、"呼唤灵性"的"诗化美学"精神的进伸和延续。

刘小枫学术转向批判

刘小枫是一位影响相当大的当代学者,三十多年来,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美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神学、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等领域,其治学善“变”是其为学的特点。尤其近年来,刘小枫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古典立场,与其上世纪末总体的启蒙立场形成了较大反差,引发不少争议。

当前中国文学中的伦理问题

主持人 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与者： 杨超高、蔡秋培、翟崇光、周哲、龙永琼等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会议时间：2016年12月10日 会议地点：暨南大学第一文科楼205室 一、文学与伦理的关系 贺仲明：在当前中国文学中，伦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与我们当前社会整体的伦理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多方面的因素，如消费主义的盛行，

困惑、反思、神圣、抑或诗意的栖居——镜头后“静默伫立”的田壮壮

田壮壮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猎场扎撤》、《盗马贼》、《德拉姆》三部影片是其以西南边陲为题材而拍摄的重要作品,无论是其80年代还是本世纪初的两次"出离"和"走向",田壮壮的电影始终都以它高度"静默"的语言视角、独特的影像题材,沉静地执着于边缘处。在他镜头下的"民族",我们看到的是欣赏、尊重、包容;在他展现的"宗教"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困惑、矛盾,但也可以发现他对信仰的体认——"敬畏、给予和施舍";随着他边缘处执着的行走,我们还看到了平凡而尊严者的静默的"栖居"。总之,田壮壮的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介于多种文化之间而又静默直观的难得的视野。

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嬗变:人的发现、失落与寻找

新时期文学的主导范型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对“人”的诠释表现为以人道主义的“大写的人”反叛集体的“阶级的人”,再到发现“个体的人”的发展变迁过程。当新时期文学中“个体的人”被立起来之后,如何安顿个体人的价值,随着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更为重要的伦理问题。“寻根派”文学是寻找个体精神价值安顿的一种路径,此时也出现了以宗教文化,尤其以基督教文化精神为旨归的文学写作现象。

祈向神性之维--余虹文论研究与刘小枫诗化美学互文性论析

余虹与刘小枫都是当代中国知名的人文学者,两位学者的人文学术研究都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特质,他们都从存在论角度入思、批判现代审美精神。两者的共同点尤其在追寻神性精神维度上表现出互文性关系,这使得他们的美学言述具有伦理层面的价值关怀。余虹与刘小枫神性维度的精神资源,受到了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诗歌等美学资源的影响。

从“虚设”到“实有”——史铁生新时期写作转向评述

史铁生是对人的生存问题进行持久思索的思想型作家,但他的文学写作并非一成不变。史铁生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文学创作与彼时的文学思潮有较强的亲缘性,80年代中期,当其逐渐开始展露自我心魂式的文学写作时,他越来越具有了寓言化、哲思化的写作个性。从史铁生的文学写作思想来看,他是在进行一种“过程哲学”写作,从《命若琴弦》中“虚设”目的之“过程”,到《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上帝设计”的“过程”,反映了史铁生发生了较能代表其写作特质的转向。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学研究史述评

中国'史诗'观念的产生受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来华传教士和晚清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和茅盾等中国学者都曾探讨过有关'史诗'的问题~①。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体制的组织推动下,大批少数民族史诗文本被搜集、整理出来,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格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统称'三大史诗'——于这一时期被发掘出来。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研究史述评

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都曾有过宗教的印迹。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各种宗教传统源远流长。纵然'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具有较强的世俗性,中国的本土道教混同民间信仰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被有些学者认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中国文化在孔子之前就有祭天、祭祖等远古宗教传统,中国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原生性宗教传统,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也有深刻影响.

潘知常生命美学“信仰转向”现象批判

潘知常以"生命美学"的代表而著称,新世纪以来更大力提倡为中国美学补上"信仰之维、爱之维",其思想、言说为刘小枫所代表的"诗化神学"美学诠释之延续,自有"神性启蒙"的现代性意义,也因此而同染以二元对立思维扬西贬中之弊。此实为当代学人所共有之长短,似不必苛责。但潘先生经常自诩、四处"讲道",却放大了其知识上的欠缺和学理上的轻率,也使得他的"生命美学""信仰"和"爱",远离了肉身与灵魂的沉重,成为消费时代的时尚,浮华为空洞美丽的辞藻、无所不能的爱之"心灵鸡汤"。"布道"所指高远,结果却失之浅近,虽有浮华时代之因,但既以"信仰"与"宣道"为己任,恐首先当自省。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基督教话语的伦理向度

新时期以来,基督教精神资源在中国文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它是作为一种"伦理救济资源"而出现的,其中以刘小枫的美学论说最有代表性。谢有顺、余虹和潘知常等带有基督教价值倾向的中国文论和美学言说,都具有较明显的伦理向度,这些基督教话语的伦理化言说是基督教文化精神在当代文论中的世俗化呈现。从刘小枫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关言述中,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载道"传统对现代士人的深刻影响。中国当代文论里的基督教话语,不仅在转型期起到了伦理建构的作用,是启蒙与"立人"的思想资源,也在现代语境中激活着中国文学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