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论吕碧城的护生思想

作为晚清重要的女词人、女权主义者和教育家,吕碧城后半生毅然皈依于佛门,致力于护生活动。吕碧城的护生思想是吕碧城中年后所有行为活动的一个思想的指南针,在看似简简单单对于儒家和佛教戒杀的规定的传承背后有着深刻的一套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关怀体系。吕碧城的护生思想最主要的立足点便是戒杀,其次是禁止虐待动物。她将国际保护动物以及素食的观念积极地引进中国,在国内的佛教人士中间产生了共鸣,积极地促成了护生组织的建立。吕碧城的护生观念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社会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资源。

论吕碧城护生思想的产生原因

晚清著名女词人吕碧城早年致力于女权运动和兴办女学,中年后却致力于护生,从事动物保护运动。她之所以选择与早年不同的人生轨迹,其实包含了许多对于宗教、和平与文明的深刻思考,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吕碧城经过多年思考而得出的选择,是身为佛教徒的她对纷乱社会的拯救方式。

革命传统与困境克服:“延安时代革命生活展览会”的举办

1960年11月,上海举办了延安时代革命生活展览会。展览的内容、逻辑及其相关活动,调动了延安的历史记忆资源,激发了参观者的情感,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互为呼应。革命与生活合二为一的主题既是对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代”主题的重新阐释,更反映了中共试图弥合计划经济中物质生产、消费与革命话语之间的裂缝。举办展览既是中共克服经济困境的尝试,也是采用视觉形式梳理革命传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解决革命伦理与日常生活之间紧张关系的一次历史实践。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式微的表现、成因及应对

当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大学生吸引力、说服力和向心力不够,难以做到完全"入脑赢心",部分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听""不服""不信",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面临式微的危险。究其原因,主要是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身建设能力弱、整合能力低,社会思潮之话语渗透能力强。迫切需要通过加速高校主流话语构建、加强高校主流话语转化、加大高校主流话语传播,以增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说服力、凝聚力、影响力和向心力,确保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听得进、说得服、传得开。

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危机及消解策略

微空间的主体多样性、信息碎片化、文化多元性为各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对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形成挑战、权威性产生冲击、理论性带来消解,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出现边缘化危机。要克服微空间中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渗透、主流意识形态"失语"、传播信息整合能力弱化的影响,必须增强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向心力和辐射凝聚力意识,通过更新话语体系提升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效力,强化人文关怀改进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重视培养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队伍的媒介素养与隐性传播方式的运用,建立和完善微空间信息评估反馈监管机制,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微空间信息的整合力度,以消解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危机。

论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对于更好地凝聚和增强人们的国家共识、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促进民族复兴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当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既要注意区分“统一”的层次性,又要注意把握“统一”的对象性,还要注意研判“统一”的真假性。新时代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在实践上需要以史共情激发情感共鸣、以情蕴理涵养理性素养、以理铸魂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在爱党中体现爱国、在爱国中体现爱社会主义、在爱社会主义中体现爱党。

短暂的“时尚之春”:服装改革在上海的开展(1955-1957)

服装改革是人们对革命时尚的反思、探讨与改进,就上海而言,它主要在“社会”和“国家”两个领域开展。舆论与日常着装构成服装改革的“社会”层面,政府部门的改革措施则是“国家”着装实践在地方的展现。社会舆论试图突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却落入构建阶级美的窠臼;群众的日常着装因“过度”追求美观而导致国家干预,着装秩序出现。上海创造性地实践了国家政策,既扩大了着装主体的阶层和性别,又试图平衡节约与美之间的内在张力。虽然此次改革以失败告终,然而舆论、群众日常参与和改革措施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紧张与融合的双重面相,呈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着装时尚的另类探索。

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四重维度

近年来,学界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地深度思考和研究。尤其对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需要做进一步的精细化研究。为此,我们要通过对不同国别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实时观测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深度思考并不断挖掘不同国别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值”,即挖掘比较的价值;通过对不同学科进行综合性比较,逐步完善并深入研究不同学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级”,即研判比较的层级;通过对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比较,区分鉴别不同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性”,即鉴别比较的特性;通过在不同方法的比较运用中,深度挖掘不同方法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域”,即拓展比较的域系。

“饥饿”的政治——关于1948年国民大会退让名额风波

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前夕,国民政府强迫通过签署方式当选为代表的国民党党员退让名额,导致了10名落选者采取绝食行动。与此同时,此次绝食事件被刻意引入媒体的视域,引起了报刊对此事的报道和讨论。一部分媒体将"目光"聚焦于绝食者的身体,渲染他们的病情,使其行为具有了表演性;另一部分媒体则对绝食者的"绝食"行为进行不同的评价和判断。媒体对身体状态的关注,以及对此事的不同态度,反映了身体与政治的关系在不同身体观中的差异。由此,身体、政治与媒体形成了颇具张力的三种博弈性的力量。

地方妇联干部培养的历史透视(1949—1956)——以江苏为考察中心

妇联干部的匮乏是新中国妇女组织建立后发动妇女群众参与社会建设面临的一个困境,江苏因此积极开展了干部培训工作。妇联和党校等单位通过文化学习、思想改造、政治理论灌输等方式培养了大批基层的妇联干部。随着新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妇联干部的培养逐渐工农化并形成体系,大量的基层妇女得以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中共将妇联干部、妇女组织、妇女工作三位一体相结合,贯彻了一套践行群众路线的干部培养路径,顺利地完成了地方建设。

性别与党治:刘蘅静在民国政坛的崛起与退出

刘蘅静是五四时期典型的知识女青年,她热衷政治活动,并在国民革命期间加入国民党从事妇女运动,由此开启了政治生涯。不过因国民党内汪蒋斗争的影响,她的政治生命屡受困扰。汪精卫投日以后,刘蘅静加入了CC派,这为她民国末期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保障。从最开始的激进参与到中途的被迫出走,再到妇运领袖的“显著”地位,最后在台湾政坛黯然退出,她的参政历程反映了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复杂、妇运体制化的困境,是国民党政治生态环境在女性政治精英身上的折射。

北部湾冬季潮间带小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和自由生活海洋线虫多样性研究

2019年2月,采集了北部湾潮间带5个站位沉积物样品,对该区域小型底栖动物的丰度、生物量和生产量进行了分析,对自由生活线虫进行了分类研究。结果表明,北部湾潮间带5个站位共发现自由生活线虫、桡足类、多毛类等7个小型底栖动物类群,小型底栖动物的平均丰度为2352±936 ind·10 cm^(-2),平均生物量和生产量分别为2075.6±528.9μg dwt·10 cm^(-2)和21165.0±7478.0μg dwt·10 cm^(-2)·a^(-1)。小型底栖动物主要分布在沉积物0~2 cm的表层,平均丰度为1706 ind·10 cm^(-2),占总丰度的72.5%。5个站位自由生活线虫平均丰度为2195±843 ind·10 cm^(-2),占小型底栖动物平均丰度的93.3%。关于自由生活线虫的摄食类型,刮食者或硅藻捕食者(2A型)占比最多,其次为选择性沉积食性者(1A型)、非选择性沉积食性者(1B型)和捕食者或杂食者(2B型)。5个站位线虫群落中雌雄比例平均为1.2∶1,幼体占线虫群落个体总数的平均值为35.4%,成熟个体远多于幼体,说明取样时并非线虫主要的繁殖季节。5个站位共鉴定出自由生活海洋线虫120种,隶属于76个属,34科,8目,主要优势种为Terschellingia longicaudata de Man,1907、Ptycholaimellus ocellatus Huang&Wang,2011、Pseudochromadora rossica Mordukhovich,Fadeeva,Semenchenko&Zograf,2015等。物种丰富度指数为3.192~7.535,均匀度指数介于0.5206~0.8206之间,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为1.894~2.844,该海区自由生活线虫群落的多样性低于南海东北部(3.97~4.551)。

萧锋：电影产业化背景下的中国主流电影

问：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主流电影的商业价值？ 萧：主流电影商业化，关系到中国电影前途的问题。现在的国产电影收回成本基本要依靠海外市场，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却很难做到。从导演本身来讲，导演要战胜自我。中国导演比较普遍的一个特点，

不懈追求,攀登高峰

蝴蝶钻出虫茧方能沐浴阳光,候鸟冲过风雨而后飞向蓝天,溪流越过阻碍最终奔向大海,它们以不懈的信念登顶生命的巅峰。而又有多少人持之以恒地追求,探索人生的顶端。徐霞客游历河山大川,踏遍祖国的每个角落;李时珍尝遍世间百草,为中国医学史增添了《本草纲目》。“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王国维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而这三个境界需要不懈追求来一以贯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大唐诗仙李白的执着,“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是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的坚守。

公共会计行业自律监管的人力资源配置与同业互查质量--来自中注协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检查的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围绕上市公司年审开展的同业互查质量如何受到所配置专业检查人员过往经验的影响。尽管质量复核的原则是检查人员的执业经验应高于被检查人员,但受监管资源约束,现实运行中前者经验低于后者的情形也较为普遍。基于2007-2017年同业互查数据,我们发现当检查人员过往担任上市公司年审负责人的经验低于被检查项目负责人时,实际惩戒结果和预期惩戒概率之间的偏差幅度更大。当检查人员以往参加过同业互查,或来自质量控制岗,或来自规模较大事务所时,检查人员执业经验不足伴随的惩戒决策偏误得到显著缓解。本文展示了在监管资源约束下合理配置检查人员对提升监督质量的价值,对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体系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大片的“圆桌”讨论

中国电影自2002年《英雄》问世以来,开创了中国当代电影史的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大片时代”。现在,各界对大片众说纷纭;对大片的功过各执一词;对大片的褒奖不尽一致。尽管这样,大片已经成为我们认识、判断、分析中国当代电影不容忽视的一个领域。对大片的研究也理当进入学术批评的视野。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贾磊磊和影视研究所的几位电影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对中国大片的源流和发展走向,进行分析和讨论,我刊特节选几篇文章的精要,以求大家对大片、对中国电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

在"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由企业推动的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水平,并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制造业以及竞争性行业中促进效果更加显著;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不仅揭示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机理及经济后果,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不确定性冲击下纵向一体化与企业价值——来自新冠疫情的自然实验证据

利用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本文考察了当不确定性提高时,纵向一体化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研究发现,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与疫情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且当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冲击对外部交易成本的提升较高或对企业内部管控成本的提升较低时,上述影响更加显著。结果表明纵向一体化可以有效规避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为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关于不确定性与纵向一体化的相关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区司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提升司法水平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本文在构建地区司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借助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地区司法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巡回法庭的设立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体现为巡回区内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得到了相对更快的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巡回法庭通过提升地方司法系统审判能力以及减少地方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微观渠道检验表明,巡回法庭设立显著促进了巡回区内高技术复杂度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此实现对产业发展的促进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巡回法庭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果在初始法制环境较差的省份更加显著,但在设立地址所在省份和巡回区内其他省份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巡回法庭制度提供了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