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土空间韧性与效率的耦合关系及跃迁机制

在中国国土空间面临结构转型和“蓝图”重塑的关键时期,探究韧性与效率的耦合关系及跃迁驱动机制,对于破解国土空间路径依赖与低效利用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交互视角研究中国国土空间韧性与效率耦合关系的差异格局、动态演化及跃迁机制。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国土空间韧性和效率均符合区域发展菱形结构板块分异的共性特征,在数值指数与动态演进方面,国土空间韧性呈路径依赖与锁定,效率呈波动式增长等个性特征。(2)全国耦合关系与中部地区演化轨迹相似,呈现缓慢增长态势,四大区域呈东部(0.832)>中部(0.661)>东北(0.623)>西部(0.427)的梯度分异特征,东南省份与西北省份相比呈协作态势强于竞争态势。(3)跃迁模式的驱动机制表明二者耦合关系发展方向呈自西北向东南的“同向制约-反向发展-同向发展”梯度格局,并存在“产业-经济驱动、经济-产业-城镇化驱动、政府-科技-人口制约、科技-政府制约”4种跃迁模式。因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权衡韧性或效率的单一增长方式,还需要考虑二者耦合过程中不同跃迁模式的驱动机制,以期实现“共性兼具个性”的协同优化方案。

宅基地置换促进农村养老与用地优化:逻辑梳理与成效分析——基于“三圈理论”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以“三圈理论”为分析框架,解析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案例,梳理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和实践成效,为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案借鉴。研究方法:“三圈理论”、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价值、能力、支持”维度的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政府政绩价值实现逻辑、村委会组织职能发挥逻辑、退地老人养老福利增进逻辑,主体均在模式推进中实现各自的“价值”成效。与此同时,政府、村委会、退地老人又在模式推进中进行着相互影响的互动行为,并在互动过程中嵌入利益联结机制、行政权威驱动机制、强社会关系驱动机制,共同推动了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实施。研究结论: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多主体利益及其实现逻辑,是协同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和农村主体老龄化加剧问题的有益探索,建议持续关注农村老人需求,以资源投入和制度供给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实现三要素,保障模式的持续推进,促进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

基于POI数据和引力模型的村庄分类方法研究

村庄分类是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前提,是科学合理分配公共资源的基础。本文以新郑市为例,从乡村主体、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生活网络5方面构建乡村振兴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POI数据和引力模型分析村庄与周围地理实体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最后基于乡村振兴潜力评价成果和村庄所受空间作用效应,将村庄划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规模控制类、搬迁撤并类4类。研究表明:新郑市乡村振兴潜力整体较好,但村庄发展已初显两极化态势;新郑市拥有28个城郊融合类村庄、73个集聚提升类村庄、78个搬迁撤并类村庄和141个规模控制类村庄,占比分别为8.75%、22.81%、24.38%、44.06%;总的来说,新郑市未来乡村振兴发展工作应着重关注西北部和中南部地区,需注重分类施策、分步推进。

黄河中下游地区耕地轨迹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为探究黄河中下游地区耕地轨迹演变规律,以河南省沿黄地区和非沿黄地区为例,运用变化轨迹方法、景观格局指数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耕地轨迹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沿黄地区耕地扩张和缩减幅度高于非沿黄地区,扩张型耕地在沿黄地区主要沿黄河两岸分布,非沿黄地区分布均匀。非沿黄地区缩减型耕地向各行政区的中心集聚,沿黄地区缩减型耕地明显向郑州集聚。耕地是河南省优势景观类型,沿黄地区扩张型耕地和缩减型耕地聚集程度和连通性高于非沿黄地区,但连通聚集增长率低于非沿黄地区。Logistic分析表明,沿黄地区与非沿黄地区的耕地轨迹转化驱动因素略有差异,沿黄地区耕地的扩张对黄河水的依赖性强,非沿黄地区受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较大。缩减型耕地在沿黄地区和非沿黄地区的驱动因子基本一致,区别主要在于贡献率的不同。研究结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目标差异化的双层级村庄分类与布局优化

村庄分类与空间布局优化是精准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和县域村庄规划的基础和关键。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为稳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该研究以“发展”与“精明收缩”为不同目标导向,在行政村与自然村层级分别借助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与韧性理论形成双层级的乡村空间布局优化方案。以商丘市睢阳区为例,在行政村层级,以“发展”为目标导向,基于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构建村庄发展资本评价和Pajek复杂社会网络形成行政村类型。在自然村层级,以“精明收缩”为目标导向,基于韧性理论的村庄优化韧性指数对自然村内部进行优化,并提出相应振兴策略。结果表明:1)在行政村层级,以“发展”为目标导向,将村庄划分为城郊融合型24个、集聚提升型84个、整治改善型195个与特色保护型8个。2)在自然村层级,以“精明收缩”为目标导向,在每个行政村内部形成一个重点村,并引导拆迁撤并型村组向其精明收缩,其中,重点村303个,拆迁撤并村582个。3)依据目标差异化导向,在行政村层级,对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整治改善型和特色保护型四类村庄类型分别提出以“发展”为导向的针对性振兴策略。在自然村层级,对每个行政村内部的自然村提出以“精明收缩”为导向的渐进式优化方向。研究可为村镇布局优化重构、乡村振兴战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等提供借鉴与参考。

河南省沿黄干流地区社会-生态-生产景观恢复力演化特征及情景模拟

[目的]定量研究河南省沿黄干流地区2000—2018年社会—生态—生产景观恢复力的演化特征,指导沿黄地市社会生活,生态资源环境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协调发展。[方法]通过构建SEPLR(social-ecological-production landscape resilience,社会—生态—生产景观恢复力)评估框架,运用有序加权平均法设置情景偏好,绘制不同政策引导下恢复力预测图。[结果](1)从总体特征看,2000—2018年河南省沿黄干流地区SEPLR值为0.47~0.52之间,呈上升趋势,城市间空间差异逐渐增大,指数相似地区集中分布。(2)演化特征上,社会系统恢复力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缓慢增强,分别在0.14~0.65,0.08~0.30波动,生产系统恢复力变化微弱,在0.12~0.31波动;空间上,SEPLR及各子系统整体呈"中部强两边弱"的分布态势,层级结构具有集聚性。[结论]河南省沿黄地市在"维持现状型""生态优先型""开发优先型""农业优先型"4种政策情景下,"生态优先型"恢复力最高,未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考虑"生态优先型"政策引导。

基于景观结构的黄河沿岸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目的]探究黄河流域沿岸城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为土地景观资源保护、生态系统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管控措施制定等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河南省黄河沿岸7个城市为研究区,在GIS与Fragstats软件技术支持下,基于2005,2010,2015以及2018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将研究区划分为1737个6 km×6 km的生态评价单元,根据景观扰动指数与景观脆弱指数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借助土地转移矩阵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变化、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格局进行评价。[结果]①2005—2018年,研究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且增长趋势较快;其他几类用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耕地是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林地、草地和水域主要转化为耕地。②在研究时段内,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且“高—高”、“低—低”是生态风险主要的空间聚集模式。③2005—2018年,生态风险最小值和最大值大致呈N形变化;4个时期内高风险区分布区域大致相同,呈条状和块状分布,条状高风险区大多分布在黄河沿岸,块状高风险区大多分布在农村居民点零散分布的平原区;低和较低风险区大多分布在研究区域四周以及西南大部分区域。[结论]研究时段内,低风险区和中等风险区面积在逐年增加,较低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在逐年减少。各风险区主要向相邻风险区转化,仅有少量地区出现跨区转移,说明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相对稳定,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较小。

基于“阻力-潜力”视角的宅基地整治时序研究——以商丘市睢阳区为例

为科学安排宅基地整治时序,有序推进宅基地整治,实现乡村振兴用地空间优化,以商丘市睢阳区为例,通过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进行整治阻力评价,并根据权属调查数据进行潜力测算,结合各行政村的整治阻力与整治潜力分异,形成整治时序优先级。结果表明:受基础设施和房屋破旧率等因素影响,行政村单元间整治阻力分异明显,强、中、弱阻力级分别含有38、101、158个行政村。研究区理论整治潜力(面积)23.22 km^(2),“浅现实”整治潜力可以实现4.33~5.55 km^(2),“深现实”整治潜力可以实现19.36km^(2)。结合整治阻力和整治潜力,得到最优先、次优先、末优先三级整治时序,其分别含有98、161、38个行政村,形成以“时序优先级、对象、违占面积、违占时间”四维差异计价违占使用费倒逼宅基地退出的整治模式,按时序有序推进宅基地整治。本研究综合考虑阻力和潜力分异而形成的整治时序安排对于宅基地整治方案的制定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基于“潜力约束-概率抉择”的确权宅基地整治模拟

精准确定整治对象是有序推进宅基地整治的前提,也是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关键。该研究利用宅基地确权调查等多源数据,以行政村为单位,采用人均标准测算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系数修正法得到村级整治潜力,以地块尺度的确权宅基地图斑为基本整治单元,结合上位引导、现状驱动、意愿阻碍综合评价得到各确权地块的整治概率作为整治优先度的抉择标准,以豫东平原毛堌堆镇为研究区,分村、逐地块进行确权宅基地整治模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毛堌堆镇确权宅基地的理论整治潜力共计208.32 hm^(2),现实整治潜力为117.17 hm^(2),占现状确权宅基地面积的24.24%;2)整治概率小于0.5、0.5~0.6之间、0.6以上的确权宅基地分别占现状面积的54.60%、17.85%、27.55%;3)基于各村潜力约束,确权宅基地整治模拟共计选择4512个确权宅基地作为被整治单元,整治面积达117.79 hm^(2),其中,整治概率高于0.65的共计85.13 hm^(2)。面向国土空间规划,以确权宅基地图斑为基本单元进行宅基地整治模拟,可以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提供具体精确的决策参考。

海河流域大沙河典型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评价

为更好地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做出相应对策,本文选取海河流域大沙河典型小流域做农业面源污染数据处理,作为针对性防控措施参考依据。方法:文章运用等标污染负荷法,结合驻村调研、调查问卷及相应统计数据对大沙河流域沿河李口镇前苗村、宋集镇陈瓦房村及勒马乡吴起营村3个行政村的种植,养殖业及人居生活面源污染进行调查,核算及评价分析。包括不同种排放源间排放量和负荷量的比较,以及同种排放源不同评价成分的负荷量对比。结果:(1)在大沙河典型小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物中,以生活源污染负荷比率最高,超过了84.99%,污染物质释放总量达到41809.87kg,而其重点污染物则是COD,总量为38276.57kg;种植业和养殖业污染物的负荷比例分别为6.3%和8.71%,占比相近。其中种植业污染排放量约为3101.55kg,而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为4280.71kg。(2)在化学需氧量(COD),TN,TP三个评价因子中,以COD污染负荷比例最高,占比85.03%,TP污染物负荷比例最小,占比2.69%,其余为TN污染物,负荷率为12.28%。结论:农村日常生活污染物是该研究区农村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而COD污染物排放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分,是导致该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分析及实证研究——基于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视角

城镇化与碳排放都是国家关注重点、学界研究热点和政策治理难点。基于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视角,从“产业—人口—土地”多维度分析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并综合运用脱钩分析、Kaya-LMDI因素分解和STIRPAT-LSDV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结果发现:(1)产业、人口和土地是城镇化的关键物质要素,其交互演变构成碳排放变化的逻辑起点。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是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交互的底层逻辑、重要因素和空间保障。(2)加入WTO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关系从弱脱钩转变为增长耦合乃至增长负脱钩。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产业、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逐渐衰竭。(3)1990—2020年,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低碳经济结构、人均经济水平、经济规模、城镇人口规模、城镇人口密度、城镇用地规模、城镇用地强度的变动,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分别为1.37亿t、-139.98亿t、-138.61亿t、163.53亿t、223.95亿t、60.41亿t、-25.24亿t、85.66亿t、138.29亿t。(4)2003—2020年,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第二三产业占比、城镇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分别提升1%,碳排放相应增长1.111%、-0.560%、0.771%、0.477%、0.488%,并且城镇化与碳排放交互机制具有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和“双碳”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乡村地域系统韧性类型识别与驱动机制研究——以豫东平原区商丘市睢阳区为例

科学探究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对于重构乡村发展路径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要素支撑力—结构抵抗力—功能适应力”分析框架,以豫东平原区商丘市睢阳区为例,挖掘乡村地域系统韧性特征,进而建立“数理—机理”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韧性适应性类型识别定位方法,甄别系统韧性类型,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影响乡村地域系统韧性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乡村地域系统韧性、要素支撑力、结构抵抗力和功能适应力指数空间分异明显,存在显著正向聚集性,其中要素支撑力正向空间聚集性最为显著。(2)类型识别发现,优势发展型行政村30个,规模占比为9.74%;稳健提升型行政村67个,规模占比为21.86%;整治改善型行政村88个,规模占比为30.32%;传统控制型行政村118个,规模占比为38.08%。(3)商丘市睢阳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强弱是由多个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策扶持力度、人均收入和区位优势度是主导因子。同时,在外源扰动和内核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乡村地域系统韧性通过政策调控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区位催化机制和生态约束机制四维驱动差异引致乡村发展路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