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任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进一步强调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的联合作用下实现快速发展,并将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着眼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创新政策思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农村土地调整的实现逻辑及影响因素——基于D村民小组的田野调查

以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视角,借助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通过一个村组的案例,采用理论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探讨土地调整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调整具有复杂的发生逻辑,单一因素难以决定其实现,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作用结果;村庄的自然物质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通用制度规则等外部变量通过影响土地调整的交易成本,影响了土地调整的选择。在土地调整的过程中,土地调整的参与者数量越少,越容易达成决策和实践的统一。另外,调地传统为土地调整提供了非正式的制度依据,促成了土地调整的实现。研究结果展现了土地调整的成因与过程,提供了来自试点地区土地调整的经验证据,为理解农村的土地调整问题和二轮延包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秸秆焚烧治理的困境解析及破解思路——以江苏省为例

秸秆焚烧问题关乎生态环境,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此,江苏采取了较为积极严厉的秸秆焚烧治理措施,但无论是"禁烧"政策还是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都无法有效解决难题。政策失灵使得秸秆焚烧治理陷入困境,其本质原因在于秸秆处理的成本高昂而收益不确定,且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文章在分析秸秆焚烧产生的原因以及秸秆焚烧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在江苏开展"稻麦—草畜"联营的模式作为一种破解秸秆焚烧治理困境的思路,并总结了韩国在这种模式上的成功经验;最后,从技术和经营主体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全球视野与中国方案

纵观全球,小农户仍然是数量最多的农业经营主体,他们为保障全球农产品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全球化大市场的冲击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作为全球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小农户问题既有全球共性,又有“大国小农”国情下的独特性。中国的小农户整体上具有数量庞大、类型分化、区域差异突出的特征,农业生产活动已具备现代属性。从中国为发展现代农业提出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三大体系”和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构想看,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应该依据以上构想,把处理好小农户与“三大体系”的关系,以及将小农户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作为核心内容。中国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探索有利于为解决全球小农户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同时也将成为开启“大国小农”现代化路径的一把钥匙。

对我国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考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工程。我国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实践中,存在着投资分散、重复建设且缺乏优先序设计,尚未充分调动农民和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积极性,缺乏合理的可持续性管护机制等问题。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其主要做法包括:政府顶层设计形成长效机制;各部门通力协作并长期坚持;通过农民自主申请开展项目建设,充分调动农民和自治组织的积极性;政府和农民共同融资,并为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基于此提出我国应从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和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结合土地确权颁证,发挥农民自治作用;建设资金以政府为主导,辅以农民投资;建立政府农民双重管护机制等方面促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农技推广培训与农机购置补贴效率

农机购置补贴是中国推动农业机械化最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通过DEA-Tobit模型测算了全国30个省份2004—2012年购置补贴政策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着重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技推广培训对补贴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综合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过低;各省份之间的效率值存在较大差异,但规模效率普遍较高;实证结果显示补贴政策实施方式的优化以及农机从业人员的素质对补贴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技综合培训却并没有达到理论分析的预期效果。本文对以上问题做出了解释,并给出政策建议。

农业投入的财政核算:2010～2015年

在构建我国中央部门农业支持管理框架的基础上,采用全国及各中央部门财政决算的数据说明我国财政支农的情况:2015年,完全用于农业的资金是8000多亿元,占"三农"支持资金的比例是42%,农业一般服务支持占主要的份额;我国总的"三农"支持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农村和农民的,该部分支持资金从2010年的4000多亿元增长到2015年超过11000亿元,高于国家对农业的直接支持;我国还有一部分支农资金涉及生态环境、粮食物资储备等方面,和"三农"支持汇总到一起构成广义的涉农资金,2015年该部分涉农资金接近3000亿元。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如何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我国财政支农面临的重要课题。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扶贫特例”的利好与隐忧——基于四川案例的思考

作为土地管理制度的技术性改进,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提供了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也因指标分配的高度计划性和指标落实的过度行政化而备受争议。为助力脱贫攻坚,四川省贫困县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呈现"超常规"特征,享受着定量的跨省交易指标和不限量的省内交易指标的政策红利。此时,四川省贫困县参与土地增减挂钩和土地开发整理的动机更强,也先期生产了大量的挂钩指标。然而,如若政策恢复常规,节余指标"买方"将因交易空间的缩小而断崖式减少,进而加剧贫困地区的债务负担致其返贫,或在上级政府兜底下转为上级政府负债。

产业扶贫:从二元分离到二元协同的路径探索

产业扶贫内含贫困帮扶和产业发展两种逻辑,处理不当易发生"二元分离"风险。结合对Y省H县的实地调研,在具体场域下探讨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二元分离"风险,实现产业发展和贫困帮扶的"二元协同"。H县的实践路径可总结归纳为三个方面:正确认知禀赋条件,处置好三种要素;科学设计运行逻辑,解决好三个问题;及时修正潜在危机,处理好三类风险。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业扶贫从"二元分离"到"二元协同"的转变,提高政策绩效,建议处理好四个关系:资源禀赋与产业选择的匹配,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结合,贫困特征与扶贫机制的契合,短期任务与长期发展的协同。

二轮延包下的土地调整问题:来自延包试点的启示

解决好承包地调整问题是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的关键。对四个延包试点村组的调查发现,各组的延包方案都内含调地选项,土地调整采用确权确亩不确地、利用机动地调整、以减地实现增地的方式进行。二轮延包下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呈现以下逻辑:将调整承包地作为满足农民诉求的优选方案,采取“不做大调整,适度小调整”的方式兼顾政府要求和农民利益,土地调整的基本原则是集体成员共享和按人平均分配。建议在保持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对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是否存在除“土地”以外的办法解决人地矛盾、土地调整会对农业经营规模造成何种影响等三个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分层分类试点、扩大试点范围的方式,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二轮延包中的承包地调整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有效实现形式。

缩小城乡差距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面对的挑战。从全球范围看,城乡差距演变具有一定规律,多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有所扩大,而后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和政府治理能力增强不断缩小。经济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前提基础,同时政策干预对缩小城乡差距不可或缺。高收入国家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4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政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和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政策。后发国家从中借鉴时,需更关注政策措施背后蕴藏着的深刻逻辑,一是政策选择需因地制宜且因时而变,二是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三是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政策效果的根本保障。我国缩小城乡差距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鉴于国际经验和教训,要以统一城乡要素市场作为基本着力点,以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为导向重点施策,同时通过提高治理能力保障政策高效执行。

乡村产业“富民之困”:类型、成因与对策

充分发挥乡村产业的富民效应,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富民乡村产业的内涵可概括为以富民目标、以乡村载体、以现代产业核心三个方面。以此为前提,实践中的“富民之困”主要表现为“空产业无富民”“困产业难富民”“弱产业弱富民”“强产业弱富民”四种类型,其对应的成因分别是富民目标偏离、脱嵌乡土社会、现代要素缺乏、重发展轻富民。为此,要按照遵循现代产业发展规律、尊重乡村社会内部特征、健全富民目标保障机制的思路,采取针对性策略分门别类地破解“富民之困”,最终实现“强产业强富民”。

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的问题聚焦与反思

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问题始终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反思了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的两类主要问题,研究发现,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农业经营模式常因农业生产和乡土社会的特殊性而陷入困境,但这一制约可通过机制设计加以破解;要客观认识工商资本土地流转行为在农业发展、农民权益、农村秩序等方面引发问题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的过程中,政府要在协调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村人口进城、匹配政府政策供给与工商资本政策需求、平衡工商资本强势与农村农民弱势等方面有所作为。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现实困境和应对策略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至今,我国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上呈现出几个重要趋向:一是将县域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二是将破除城乡要素流通障碍作为重中之重;三是不断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并轨。与此同时,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薄弱、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不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矛盾凸显等现实困境,制约了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效率和质量。解决以上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县域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建设,夯实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基础;二是抓住要素配置效率“牛鼻子”,深化城乡要素流通制度改革;三是通过公共服务设施适度集中和推进数字技术应用下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效。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基于4省份24个村(社区)的调查

基于对全国4省份24个村(社区)的实地调查,从四个维度分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各地在落实改革工作部署和抓好改革重点任务两方面做足了文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升级、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有突出作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赋予农民财产权利上具有开创性,在萌生农村新的组织形态上具有突破性,在巩固党的基层领导地位上具有关键性。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严格落实中央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妥善处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矛盾关系,关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不仅在服务产业、服务方式、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方面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而且以丰富的实践形式在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着眼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需要,必须把握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方向:一是拓宽服务领域丰富社会化服务内涵,二是创新多元形式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应用先进技术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坚持共享共生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此为前提,要在认识、政策、人才三个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分类与扶持策略——基于文献梳理和“分主体扶持”政策的思考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需要长期培育与短期扶持相结合,其中短期扶持应有针对性、动态性和灵活性。由于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加上正处于发展变化中,经营业务及方式的延伸和相互融合使其难以统一进行准确分类。理论研究上和政策实践中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分类不清,导致“分主体扶持”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寻租和逆向选择现象,影响到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利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短期扶持的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尝试“分主体扶持”与“按项目扶持”相结合,规范主体管理,并建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

分化小农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

妥善处理现代农业与小规模家庭经营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与小农户关系的处理过程,初步形成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支撑、以商品或服务为标的、以巩固小农户农业生产主体性地位为目标的主流衔接路径。然而,随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旨在提升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的诸多衔接措施,不仅推行难度大、衔接成效低,而且引发了农户群体的内部不公以及农户分化延缓等问题。对此,应以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目标,放活被衔接农户的角色定位,以现代农业发展诉求为依托,激活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优势和经营优势,通过打造适合分化农户的异质性衔接路径,高效有序地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98粮改下稻米加工业企业数据的考察

粮食加工业是粮食收储制度扭曲的直接承担者,也是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受益者。以稻米加工业为例,基于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准自然试验,考察收储制度改革对非国有稻米加工企业的效率影响,倍差法结果显示:源于改革对稻米加工业效率影响的时期差异和主体差异,放开收购市场整体上并未表现出对稻米加工业效率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对稻米加工业效率的抑制作用转化为促进作用,且这种效果在差异化生产率水平企业间表现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