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包括涉外法律人才和国际法治人才。他们因工作侧重点不同,职业素养和外语能力要求也不一样。涉外法律人才与国内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适用中国法律解决具体问题,只不过涉外法律人才因其工作的涉外特点,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和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国际法治人才是适用国际规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除了熟悉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法治人才还必须精通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涉外法律人才用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化解各类涉外纠纷,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国际法治人才在处理好国与国关系的同时,还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使命。

《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法律性质之辨析

《美墨加协定》第32.10条强行赋予缔约方不得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单向性义务。从性质上讲,该条款属于“驱逐”条款,而非“退出”条款,目的在于迫使缔约方与中国作切割,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目前都未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也毫不讳言将此视为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的涉华贸易制裁新措施,我们需要正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背后的法律逻辑和随之而来的救济难度。在美国力图架空WTO规则的背景下,解析“毒丸条款”的非法性对于我们认清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来化解涉华贸易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通胀削减法案》合规性分析与补贴规则再认识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欧盟《净零工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竞争性补贴时代的到来。除了进口替代补贴的内容,《通胀削减法案》充斥着大量可诉补贴,其之所以未招致其他成员在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或采取反补贴措施,是因为补贴规则的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都为可诉补贴的违法性认定留下了模糊空间。鉴于先前我国补贴制度被指责违法的先例并不罕见,在面对各国纷纷出台高科技领域的大力度补贴法案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补贴的合法性性质,探寻补贴法案设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在严格摒弃禁止性补贴的同时,于补贴的灰色地带探寻中国补贴政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新实践及其时代价值——基于WTO上诉仲裁第一案的考察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然而,2019年年底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正呈现一种分化的趋势,这给争议解决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两年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十分关键的阶段。2022年7月,“欧盟诉土耳其有关药品生产、进口和销售措施案”首次以临时上诉仲裁的方式成功解决双方经贸争端,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该案首次将临时上诉仲裁争端解决路径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在审理期限、裁判效率等程序方面回应了此前一些WTO成员对上诉机构裁判实践的质疑。从中长期看,本案以及后续上诉仲裁实践将为部分成员间争端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关键还在于为WTO上诉机构最终改革方案提供实践测试和参考,这或比匆忙达成一份改革协议更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WTO争端解决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全球治理视野下美欧金融制裁泛化的挑战与应对

金融制裁业已成为美欧维护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工具。金融权力是金融制裁发起的基础,涵盖“关系性金融权力”“结构性金融权力”与“制度性金融权力”三种权力范式。美欧长期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深层次嵌入、运作与培育这三种金融权力,并在金融护持(关系性金融权力)、政策主张(结构性金融权力)、法制架构(制度性金融权力)等诸多环节中具体体现。通过域外管辖、全面制裁和金融创新等具体方式手段,美欧实现了金融权力的武器化与金融制裁的常态化运作,并开始金融制裁的“数字化”转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发展需要直面这些冲突与挑战,迫切需要中国积极应对并发挥作用。

对《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几点思考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将在我国沿用了几十年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从法条的实证层面上看,其仍然存在不少法律漏洞。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限制原材料出口案”的启示与“可用竭自然资源”例外规则的法律分析

发生在中国与部分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限制原材料出口案",其争议事实本身并不复杂,中国的多数限制措施明显违反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和自己的入世承诺。争议的焦点是采取这些限制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二十条的一般例外规则。中方原以为举出第二十条的相关条款就能够证明自己的限制措施符合一般例外规则。殊不知,一般例外规则的运用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既要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也要符合第二十条序言的基本要求。"限制原材料出口案"一审败诉的结果迫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WTO的一般例外规则。同时,该案对我们今后遭遇类似争端也有一定的启示。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问题研究——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成员在遭受贸易损害时提供了三种解决方式:要求败诉方终止违法行为、败诉方自愿向申诉方提供补偿、授权申诉方中止对败诉方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他义务。这些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终止违法行为的裁定由于败诉方的拒绝而无法执行,现行的补偿制度和报复措施又无法让一些申诉方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当申诉方是发展中国家成员时,上述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如何通过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世贸组织各成员的权益,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国际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问题探析——兼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这样的开放模式。在负面清单所列的行业领域之外,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可以与国有企业一样,在准入阶段享受国民待遇。然而从法律角度分析,准入前国民待遇可以分为"完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有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各个国家在众多自由贸易协议和双边投资协定中所列的负面清单内容也是千差万别。成立上海自贸区的目标之一是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制度。试验区试行阶段乃至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采用何种形式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给所有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一份什么样的负面清单,这些不仅是上海自贸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之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国务院最近批复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了"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好坚实基础"的发展目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建立现代开放型营商环境为目标,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强调可复制、可推广,着重于"二线渗透",为全国性政策制定探索铺路,而自由贸易港则强调"一线放开",构建货物、服务、资本和人才的汇聚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着重"在岸"业务的开放,自由贸易港则争取"离岸"业务的突破。因此,自由贸易港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全新事物,尤其是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自由贸易港定位与分类、自由贸易港的法制建设以及自由贸易港的辐射效应等重大问题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推进举措。

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法治创新及其意义

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虽然自由贸易港与目前获批的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建立现代开放型营商环境为目标,但是它们有本质区别。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制度先行",以完善的制度对接国际最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吸引世界各地经营者来此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旨在"创新先行",在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突破现有行政体制,创新市场准入机制,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在一定意义上,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的制度创新是在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投石问路、积累经验,而自由贸易港的设立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法治意义对内体现在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对外体现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发展,并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创新与重构。

WTO贸易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法律原则与中国实践

透明度原则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仅蕴含在多边贸易体制之中,也贯穿于成员的承诺之中,它强调贸易措施的及时公开与可以获得。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是透明度义务履行的两套保障体制。已有的WTO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对中国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改进给予了一如既往的肯定,但也指出仍有很大改善空间。争端解决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某些贸易措施与WTO透明度原则要求仍有一定差距,潜在的纠纷依然存在。对透明度原则和相关案例进行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原则的内涵和中国自身完善的目标,这也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与国家安全利益的保护——以GATT第二十一条为研究视角

国家安全利益保护能否作为一条免责条款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被援引?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援引该免责条款的行为是否适当等问题是否具有可裁性?如果争端解决机构对此拥有裁决权,援引方的理由又该如何尊重?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现有的国际条约,还是争端解决的实践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作为世贸组织法律框架内下的安全例外条款,GATT第二十一条不仅涉及众多多边贸易协议,有些规定也较以往的国际条约更为特殊,这些特点为我们研究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与国家安全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视角。

法学硕士研究化 法律硕士专门化——我国法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刍议

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法律硕士学位之后,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出现了不少问题,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定位模糊,两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雷同,培养目标不清晰等。针对这些问题探讨了法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

从“专家组”一词误译说起——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文简介

根据《争端解决谅解协议》规定 ,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若发生贸易纠纷 ,有关各方既可以自行协商解决 ,也可以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该机构的职能由世贸组织总理事会行使 .从严格意义上讲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只是一个准司法机构 ,因为上诉机构所作的裁决 ,最终还得由总理事会表决通过。尽管如此 ,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贸易纠纷时 ,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遭遇的第一场贸易纠纷就是中国的钢铁产品在美国被征收高额关税。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于 2 0 0 2年 5月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建立“评审团”的请求 ,希望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双方的纠纷。但是 ,国内媒体在报道中美钢铁贸易纠纷时 ,将“评审团”误译成“专家组” ,这涉及一个概念错误。因为前者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程序 。

WTO透明度原则法律适用研究

WTO的透明度原则作为WTO的基本原则之一,不仅蕴含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内,同时也贯穿于WTO各成员的承诺之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检验透明度义务履行的两套重要机制。尽管入世后的三次WTO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对中国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改进给予了肯定,但是中国政府在透明度方面仍需改善,潜在的贸易纠纷依然存在。本文从WTO贸易政策评审机构的视角,结合WTO透明度原则理论分析,评析中国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改进,力求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一原则的内涵和中国自身的实践与完善目标。

论转基因生物的国际环境法规制

转基因生物对于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是科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在现有的科技手段无法确切了解和掌握转基因生物对环境总体影响的情况下,有关转基因生物规制的国际立法举步维艰。从转基因生物规制的早期国际立法入手,通过分析转基因生物国际法规制的新发展,提出了转基因生物的规制与政府所选择的决策理论密切相关的观点,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在转基因生物政策制定上应采取的学习—行动原则。

非市场经济主体与反补贴制度关系研究——以美国反补贴法为视角

非市场经济主体不是一个法律命题,而是源自关贸总协定期间各缔约方的实践。反补贴制度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主体?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有不同的标准。美国的反补贴法虽然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1984年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钾碱案"中的裁决确立了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主体的司法先例。国人曾普遍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被承认之前,世贸组织成员不会对中国采取反补贴措施。最近发生在中美之间的"铜版纸案"和"反倾销与反补贴案"引发了对非市场经济主体实施反补贴制裁是否违反多边贸易协议规定的争议。事实上,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适用对象并不区分市场经济主体与非市场经济主体。美国的做法没有违反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而是打破了不向非市场经济主体适用反补贴法的国内司法先例。

上海自贸区三周年绩效梳理与展望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摸着石头走完浅滩之后,开始向深水区挺近之前的一次热身。回眸上海自贸区成立三周年,对其改革成效进行梳理,既要关注其自身发展状况,也要考量其在现有框架下能否将改革经验合理转化与积极推广。上海自贸区这三年的变化日新月异,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基本能够坚持按照既定目标先行先试,在行政、金融、海关等诸多领域持续推出创新举措,并将大量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