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灵长类动物保护的成就与挑战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导致全球灵长类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中国是北半球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但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农业的扩张、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土地的过度开发,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威胁。为此,中国实施了包括栖息地恢复和保护在内的多种生态保护措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某些地区的灵长类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该研究对中国灵长类动物的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中国灵长类动物的濒危状况进行了评估。尽管大多数灵长类物种的栖息地有所改善,种群数量也有所增长,但许多物种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包括种群数量的减少。例如,缅甸金丝猴、东黑冠长臂猿和海南长臂猿等物种由于分布范围有限和种群数量极少,仍然特别脆弱。科学数据的缺乏以及保护生物学研究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此外,蜂猴、倭蜂猴、印支灰叶猴、肖氏乌叶猴和戴帽叶猴等物种的详细种群监测数据仍然缺乏,这严重阻碍了针对这些物种保护管理政策的制定。因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开展专门的灵长类动物调查,实行跨境保护和区域合作,建立全面系统的数据库平台,对灵长类生物学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此外,加强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也至关重要。这些综合、系统的工作将为中国灵长类物种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江西桃红岭保护区同域分布有蹄类动物活动节律差异

为探究同域分布的有蹄类动物活动节律及其季节性差异,2017年3月—2019年5月,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在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有蹄类动物开展野外监测。在15208个相机有效工作日中,共拍摄到梅花鹿(Cervus nippon)、野猪(Sus scrofa)和小麂(Muntiacus reevesi)3种有蹄类动物,相对丰富度依次为3.90%、9.72%和39.59%。年活动格局分析表明,梅花鹿和野猪在4月相对丰富度最高,小麂在5月和7月相对丰富度最高,三者均在12月相对丰富度最低。核密度估计和重叠系数的分析结果表明:(1)在日活动节律上,梅花鹿属于夜间活动为主、晨昏活动为辅类型,野猪与小麂同属于以晨昏活动为主、昼间活动为辅类型。(2)梅花鹿日活动节律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春季与夏季的重叠系数最高(Δ=0.83)。野猪与小麂日活动节律无明显的季节性变化。(3)不同物种日活动节律的重叠系数存在差异。野猪与小麂的日活动模式高度重叠,但与梅花鹿的活动高峰基本错开。研究揭示了3种有蹄类动物的活动节律及其季节性差异,为深入开展同域分布有蹄类物种的共存机制奠定了基础。

生态治理新阶段论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生态修复为主要任务的生态治理成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我国由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生态环境显著变好,居住环境越来越美,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中国不同地理区域鸟兽物种丰富度的相关性

生物类群之间物种丰富度的相关性研究是当前物种多样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目前 ,中国尚无相关的研究报道。我们收集了中国三种区域类型 :动物地理亚区、行政区和保护区的鸟兽名录 ,分析了行政区与保护区、动物地理区和经纬度带中鸟兽物种数比值及其相关性。结果表明 :不同区域、动物地理区和经纬度带中鸟兽物种数都显著相关。保护区尺度鸟兽物种数的相关系数为 0 .818和动物地理区中的华北区为 0 .76 8,其他所有区域和地理区域的鸟兽物种数的相关系数都高于 0 .85 0。因此 ,鸟兽物种数的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预测价值。我们发现不同区域鸟兽物种数比值无显著性差异 ;但是 ,不同区域间鸟兽物种数比值差异显著。该比值在中国呈中间低四周高的分布趋势 ,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我们还利用历史累积调查数据与非历史累积调查数据进行了鸟兽物种数比值及其相关性分析 ,发现利用累积数据计算的相关性低于非累积数据计算的相关性 ,但利用累积数据计算的鸟兽物种数比值高于非累积数据计算的比值。最后 ,探讨了为什么鸟类与兽类的物种数目会相关。我们根据物种-面积公式 ,S =CAZ,导出了两个生物类群物种丰富度的相关关系式。利用全国不同区域数据拟合 ,得到Z1/Z2=0 .913,Z1/Z2 接近于 1。于是 ,C1/C2

宏生态学(Macroecology)及其研究

宏生态学是生态学与其他宏观学科不断交叉和融合后的产物。它以个体、种群和物种的生态特征在大时空尺度上的格局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 ,它比其他生态学更强调归纳和推论 ,也更依赖数据的积累。近年来 ,宏生态学在对物种 -面积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 ,对生物类群间的物种数量的协同变化以及物种和高级分类单元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新的研究 ;宏生态学试图将有机论和个体论结合来探讨和总结群落结构中的物种组成规律 ;并对物种多度和分布格局间的关系从生态位和异质种群角度进行新的解释 ;个体大小频次分布规律是宏生态学一重要内容 ,对其深入研究和探讨已与物种多度、能量、分布面积、历史起源等多方面特征相结合 ,并得到一些普遍性规律 ;最后 ,宏生态学还探讨物种在地理区域上的普遍性的分布模式 ,并对其假说进行检验和探讨。宏生态学在中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 ,但中国具有资源的优势 ,并具有一定的数据积累 。

非环境类因子对物种数目协同变化的影响

不同分类类群的物种数目常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相关地协同变化,但哪些相关系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从不同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来看,不同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研究区域和环境条件本身就存在着差异。除以上影响因子外,我们分析了非环境类因子对物种数目协同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分类类群间的物种数量协同变化差异明显,只有起源和生境要求相似的类群间呈显著性相关;不同鸟兽间的协同变化不存在面积效应,但是空间尺度间的相关性差异明显;物种分布型中东洋型物种的协同变化明显,而广布型和古北型不明显;在鸟类居留型中繁殖鸟与兽类的协同变化极为显著,而其他类型则不显著。综上所述,物种数量协同变化的非环境类影响因子中,生态类型和起源对分类类群间的物种数目协同关系有重要影响。

性诱剂作用下小菜蛾成虫空间图式的初步研究

本文应用地理统计学原理，初步研究了小菜蛾成虫在性诱剂作用下空间图式的变化过程。研究发现：在性诱剂作用下，小菜蛾成虫向诱芯位置聚集，其在空间所形成的聚集范围不断增大，在第六天达到最大值，约１９ｍ。这说明，小菜蛾性诱剂达到它最大有效影响范围时所需时间约为六天，该范围为３８×３８ｍ２。

鸟类羽色多态现象:概念及其进化机制假说

多态现象对了解物种的遗传、变异和进化有着重要意义,鸟类羽色多态现象的进化机制,是多态现象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鸟类羽色多态现象的进化机制假说主要有:分化选择假说、异类选择假说和非随机性交配假说等。本文对鸟类羽色多态现象的概念和以上进化机制假说进行了综述,并针对鸟类羽色多态现象进化机制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及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行为的结构、刚性和多样性

有关动物行为的定义、结构和多样性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 ,动物行为多样性不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基础理论问题 ,也与濒危动物的成功保护有关。本文定义了动物行为以及行为的刚性与弹性 ,探讨了行为表达的空间条件以及生境因素与行为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雌雄大熊猫个体在较大的活动空间里的发情行为表现的频次及活动频率显著地高于那些在较小的空间里的雌雄个体 ,说明活动空间对雄性或雌性大熊猫的发情行为有显著影响。圈养空间影响麋鹿的社会行为、通讯行为和聚群行为。圈养在小圈中的麋鹿没有出现同性聚群现象 ,当圈养麋鹿野放后即表现出这种现象。圈养环境中长大的动物个体由于缺乏行为的表达空间 ,仅仅表现出刚性大的行为 ,丧失了许多弹性大的行为 ,从而导致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下降。对那些生活在开阔草原和荒漠上的野生有蹄类动物实施迁地保护时 ,必须考虑其逃逸空间 ,为那些动物建立自然保护区时 ,则必须考虑其迁移空间。此外 ,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与生境元素有关。我们应当给圈养动物提供复杂而多样的环境 ,以增加圈养野生动物表达寻找食物、建立领域、筑巢和避开不利环境等行为的可能性 。

三峡大坝运行前后西洞庭湖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变化

鱼类是湿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鱼类的群落结构动态直接反映湿地生境及外部驱动力的变化.三峡大坝运行后,长江中游江湖水文情势发生了变化,西洞庭湖地处洞庭湖西部,是受此变化影响最为直接的区域之一.为监测西洞庭湖鱼类群落结构变化特征,分析其变化原因,于2002年9月-2003年8月和2012年7月-2014年1月,在西洞庭湖进行了两次鱼类群落调查.共鉴定到鱼类7目17科91种,其中鲤形目最多,为58种,占总种数的63.7%.两次调查结果显示,三峡大坝运行后西洞庭湖鱼类物种数由85种下降到66种,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分别由5.00和1.11下降为4.14和1.00,鱼类个体小型化趋势明显.两次调查物种数和个体数量最多的类群均为底层、定居性、杂食性鱼类,且其比例有增加的趋势,而肉食性鱼类、中上层鱼类、半洄游性鱼类和产粘性卵、沉性卵鱼类个体数量占比均有减小的趋势,其中中上层鱼类变化有显著性差异.三峡大坝运行后10年间,西洞庭湖鱼类多样性呈现下降趋势.研究表明,西洞庭湖鱼类生境丧失、捕捞胁迫,加剧了一些特定类群的生存压力,并反映于鱼类群落结构的变化.

江湖阻隔对涨渡湖区鱼类资源的生态影响

长江中游两岸绝大多数通江湖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水利工程阻隔先后失去与长江的联系而产生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我们以涨渡湖为例开展江湖阻隔后对单个湖泊鱼类资源所产生的生态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江湖阻隔导致湖泊生产经营方式改变,使得野生渔业产量的比例由1949年的95%,降低到2002年的不足5%;江湖阻隔后湖泊鱼类种类由50年代约80种下降到现在的52种,其中,洄游性和流水型鱼类比重由50%下降至不足30%;迷魂阵渔获物在单位产量、个体大小上极显著(p<0.01)地高于通江湖泊,但在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上则要低得多(p<0.01)。因此,江湖阻隔对湖泊渔业具明显影响,且正导致野生鱼类资源的进一步衰退。

洞庭湖流域麋鹿等哺乳动物濒危灭绝原因的分析及其对麋鹿重引入的启示

洞庭湖流域曾有亚洲象(Elephasmaximus)、犀(Rhinocerossp.)、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roxellana)、长臂猿(Hylobatessp.)、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梅花鹿(Cervusnippon)、棕熊(Ursusarctos)等哺乳动物分布,但受古气候、古地理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些哺乳动物已在洞庭湖流域灭绝。这些哺乳动物的濒危和灭绝既受自然环境变化和灾变的影响,也与物种本身生物学特性和人类活动有关,尤其与人类捕杀和生境丧失有关。据古籍记载分析:在洞庭湖流域,亚洲象和犀于北宋末期灭绝或已南迁,而野生麋鹿、大熊猫、川金丝猴、长臂猿、梅花鹿和棕熊等于19世纪末灭绝。根据我们对30个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野生动物资源实地调查的结果,在洞庭湖流域已记录到21种国家重点保护哺乳动物,其中有5、6、10种哺乳动物分别处于“极危”、“濒危”、“易危”等级,这表明物种濒危的过程仍在继续。导致这些现生哺乳动物濒危的主要原因是生境丧失、人类猎捕、环境污染等,而人类活动干扰对现生濒危物种存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洞庭湖流域重引入麋鹿需采取人类协助生存策略:提供足够的且受洪水影响小的适宜生境、保证稳定的奠基者种群数量、减少人为干扰、调控种群密度、实施社区共管和生计替代项目、加强疾病防治、完善保护措施、加大保护基金投入、加强生境监测和湿地恢复等。

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通过样线法调查并综合有关文献,录得珠峰保护区鸟类342种,并对其鸟类群落结构与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其中留鸟218种,夏候鸟67种,冬候鸟43种,旅鸟及迷鸟1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8种,二级保护鸟类31种;东洋界132种,古北界156种,广布种54种,特有种19种。多样性指数2.4340,均匀性指数0.4371。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山脉将保护区明显阻隔为南坡和北坡两种不同的生态景观。南坡鸟类群落以森林鸟类为主,东洋界成分占67%,垂直分带明显,多样性系数3.3983,均匀度指数0.6396;北坡鸟类群落以湿地和荒漠鸟类为主,古北界成分占77%。呈斑块状分布,多样性指数1.8751,均匀度指数0.4199,南、北坡鸟类群落的相似百分率为15.70,差异显著。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区系及其垂直分布特征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地跨古北界和东洋界。但一直以来由于缺乏详细调查而未能掌握其区系特点，影响了对珠峰生物资源的深入认识。2010年10月―2012年10月（126 d），采用样线法在保护区全境范围内对鸟类进行了7次系统实地调查，将原有记录从227种增加至390种。区系组成中，东洋界物种数多于古北界，分别为172和113种。南北坡区系差异明显，北坡以古北种为多，共55种，占北坡物种数的71.4%；南坡以东洋种为多，共168种，占南坡物种数的56.8%。在南坡，随海拔的升高，东洋种不断减少，而古北种先增加，在4 000 m后开始减少；两者在海拔3 100~4 000 m时数量相当。据此认为珠峰地区东洋界和古北界的分界线在南坡，且位于海拔3 100~4 000 m，而不同区系物种在垂直方向上的适应是有差异的。

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哺乳动物区系及其垂直变化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着以世界最高峰为代表的极高山生态系统,在生态和生物的演化及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受交通、自然环境等条件限制,外界对其哺乳动物区系的了解尚不完整。我们于2010年9月至2012年10月在保护区的调查点内利用样带法、访问调查法、自动感应照相系统监测法和夹日法进行了5次哺乳动物区系调察,共确认10目23科81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有34种,占总数的42.0%;地域特征明显,高地型17种和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14种,共占38.3%。区内可以划分为6个自然带,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表现为随海拔先升高后降低,并以2 500-3 300 m的物种数最多,共48种。区系组成南、北翼差异显著,南翼的76种哺乳动物中,东洋界41种,古北界25种;而北翼的29种中,东洋界仅2种,古北界23种。南翼3 300 m以下东洋界优势明显,而4 000 m以上古北界则占绝对优势,据此我们认为保护区位于东洋界和古北界分界线上,且分界线在3 300-4 000 m之间为宜。

二化螟越冬幼虫空间分布图式的地理统计学分析

利用地理统计学的方法，对二化螟直冬幼虫的田间全查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全方位上的半方差图和Ｋｒｉｇｉｎｇ估计后的空间分布。结合二化螟的生物学特性和以往的概率拟合确定，该田块的二化螟越冬幼虫在０．２－０．３ｍ的扩散中心的四周扩散，在形成１．８－２．０ｍ的聚集区，各聚集区间则为均匀２，同时对未取样点的值进行相应的估计。

西洞庭湖鱼类物种多样性及其时空变化

洞庭湖是长江中游现存仅有的两大通江湖泊之一，研究其鱼类资源对了解湖泊通江的生态作用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在2002年9月～2004年6月每月定期定点在西洞庭湖区开展鱼类调查，结果如下：①实地调查到鱼类111种，隶属9目20科，包括中华鲟、胭脂鱼等珍稀物种；②鱼类物种数年动态波动较大，最高月份达69种，最低为26种，月均50±13种；③物种多样性指数年动态与物种数年动态大体一致，最高达3．34，最低为1．89，月均2．84±0．38；④空间分布上，位于人湖口的调查点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高于内湖，且差异有显著性（p〈0．05）；⑤在数量上，湖泊定居型鱼类占50％以上，其中，鲫数量最多，占16％左右。可见：西洞庭湖作为通江湖泊在鱼类多样性的保护上起到避难所和交流场所的作用；目前，西洞庭湖鱼类在生态组成上，湖泊定居型鱼类比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广州地区鸟类资源本底调查及其整体特征分析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产生重要影响。广州作为大都市,对其动物资源的本底调查和研究,可为了解和掌握城市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2005年4月至2006年12月,应用固定样带法对广州地区鸟类资源进行了6次大规模调查。结果如下：（1）共记录到鸟类251种,隶属于18目54科,占全国鸟类物种数（1331种）的18.86%。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1种、Ⅱ级重点保护动物22种,新记录到鸟类116种;（2）从居留类型看,留鸟123种,冬候鸟88种,夏候鸟37种,旅鸟38种,迷鸟8种;（3）在4个调查区中,森林区鸟类物种数最多,为164种,且Shannon指数最高,为3.395;沿海湿地区最低,物种数为105种,Shannon指数为2.407;城市区和农田灌丛区物种数分别为116种和147种,Shannon指数分别为3.008和3.250;（4）季节上,3月物种数最多,有130种,6月最少,有90种,9月和12月分别是102种和126种。12月物种多样性指数最低,只有2.424,其他月份差异不大,在3.550-3.650之间。结果表明：（1）广州地区鸟类资源丰富,综合各类调查数据估计,广州地区的鸟类种数可达300种左右;（2）大规模的长期性系统调查对掌握和认识区域性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尤为重要,而该类调查的缺乏应引起足够的重视;（3）广州地区鸟类在不同区域和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说明城市化影响已开始显现;（4）广州是候鸟的重要分布区,在候鸟的保护上具有重要地位。

大空间尺度上物种多样性的分布规律

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水平上的表现形式.由于全球性保护行动的开展和多学科的相互渗透,把物种多样性研究推向大时空尺度方向发展,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本文综述了物种多样性在大空间尺度上的经典研究(包括梯度变化格局、个体大小频次分布格局和物种-面积关系),同时着重探讨了经典研究的新认识及一些新领域内所揭示的新格局,主要有:生物类群间物种数的协同变化、物种和高级分类阶元的关系、局域物种多样性与区域物种多样性关系以及全球变化影响等等.

黄腹山鹪莺的营巢特征

营巢对鸟类的生长繁殖有着重要影响。为此,从2007年3-9月在广东省肇庆江溪村对研究地中的黄腹山鹪莺(Prinia flaviventris)的巢进行标记和测量,并以巢址为中心做5m×5m样方调查,通过主成分分析研究其巢址选择,结果表明:1)黄腹山鹪莺营巢时间始于3月中旬,4月达到高峰,至7月底结束;2)在13种植物上发现44个巢,其中在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上最多,有27个,其次为加拿大飞蓬(Erigeron canadensis),4个,其他植物皆为1—2个;3)巢皆为不规则的球状巢,巢材除动植物性材料外,均有人工制品;巢内空间与巢整体大小较为一致;4)影响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4种,依次为:距最近水源距离(29.89%)、距最近道路距离(16.45%)、距最近灌木距离(12.92%)、距水面高度(11.69%)。据此认为黄腹山鹪莺的营巢是对草本植物环境的适应,而其尾羽的逆向变化对营巢是有利的,起到增加飞行灵活性和减少筑巢投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