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评估

有关绿色发展评价和指标研究已成为绿色经济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该文旨在将绿色发展的评估研究延伸至工业领域,进而为监测、评估和诊断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该文首次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界定了工业绿色发展内涵,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促进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提供更多、更好工业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通过绿化工艺系统和生产过程、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最终协调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鉴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衡量工业绿色发展的进展,这为开展工业绿色发展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应用中,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需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

未来中国纯电动汽车的节能减排效益分析

采用燃料生命周期方法,选取能耗、CO_2、NO_x和SO_2排放等关键节能减排指标,对我国纯电动汽车、汽油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2010年和2020年两个时间点的考察,发现推广纯电动汽车并不一定有利于节能减排:在2010年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下,纯电动汽车的燃料周期能耗和CO2排放低于燃油汽车(包括汽油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但NO_x和SO_2排放要高出燃油汽车50%以上;到2020年,若国家相关规划目标得以实现,纯电动汽车的燃料周期能耗和CO_2排放将比2010年下降30%左右,NO_x和SO_2排放将比2010年下降80%以上,但由于发动机技术迅速改进等原因,届时纯电动汽车的燃料周期CO_2、NO_x和SO_2排放等都高于混合动力汽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纯电动汽车节能减排效益的不确定性,并提出改善纯电动汽车节能减排效益的政策建议,如将纯电动汽车的推广与电力系统改造行动结合起来、基于能耗水平对纯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进行分类管理等。

分级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改革方案研究

从编制自然资源清单、建立管理体制、收益分配机制和财政支出责任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建立分级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体制的基本思路,研究了现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分级行使状况,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自然资源在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细化了由中央直接分级行使所有权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单,并提出了建立分级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体制框架和法律安排。

面向碳排放权分配的衡量指标的公正性评价

公正性和碳排放衡量指标是全球气候谈判的焦点之一。文章阐述了气候谈判中涉及的公平公正原则和国际上主要的碳排放衡量指标(国家排放总量、国家累积排放总量、人均排放指标、人均累积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等),结合定量分析,从公正原则的角度剖析了碳排放衡量指标,并基于相关公正原则提出新的衡量指标。结果表明:(1)公正性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目前已发展出责任原则、支付能力原则、平等主义原则等重要公正原则。但其中如责任原则等公正原则存在较大的争议。(2)没有一个现有的指标能反映所有的公正原则,在偏重某一公正原则的同时忽略了其他公正原则。(3)基于平等主义原则和责任原则,提出工业化弹性人均累积排放量等新指标。

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考

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政府和学术圈的争议焦点。本文围绕生态环境行政管理的中央部委关系,从环境与发展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部际关系的角度指出了当前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并提出了"二委一部一局"的建议改革方案。

中国环境污染事故的演变态势与空间分布研究

基于1993～2006年全国及各省的环境污染事故数据,选择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直接经济损失等总量指标以及单位GDP的环境污染事故损失等相对指标,探析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环境污染事故的演变态势以及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1)大部分环境污染事故属一般环境事故,但经济损失主要由特大环境事故引起;(2)水污染事故是中国环境污染事故的主要类型;(3)中国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有所减少,但事故造成的破坏程度并未显著下降。(4)从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环境污染事故集中在全国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区,而且东、中、西部环境污染事故的特点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有着明确的政策含义。

基于DEA的中国能源生产率增长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生产率和效率的内涵界定,探讨了能源生产率、能源效率及变化率的衡量指标,指出若要度量能源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生产率增长指标比效率改进指标更为合适;同时全要素框架下测算能源生产率增长率（即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率）应比单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率更能准确反映能源生产率变动情况。通过将这两个指标用于2000~2010年能源生产率增长情况,本文发现两者在反映能源生产率增长率的纵向变化趋势时基本一致,但在横向比较时有一定差别。本文还发现受经济周期和政策环境变动的影响,2000~2010年我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率的演化趋势可分为4个阶段。最后,利用计量模型考察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并对在＂五年规划＂纳入节能指标对能源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

新形势下中国节能减排的动因与对策分析

节能减排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推动力。推进节能减排,不仅要实现"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的定量目标,更要构建促进能源利用高效、低污染排放的长效机制。当前的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对我国节能减排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巨大挑战。本文分析了"十一五"中前期节能减排的驱动力,剖析其背后的政策导向因素,并结合当前的新形势下提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对策建议。中国应当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有效的激励体制,并配以必需的行政和监管手段实现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氧化碳排放演变驱动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通过IPAT方程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在技术进步驱动下,二氧化碳排放随着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依据该规律,可以将碳排放演化过程划分为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等四个阶段。在不同演化阶段下,碳排放的主导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在碳排放强度高峰之前阶段,碳排放增长主要由碳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则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在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则主要由碳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进入碳排放总量的稳定下降阶段后,碳减排技术进步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对建立全国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构想

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是国土开发与生产力布局的基本依据。"多龙治水"的国土空间管理体制,割裂了"三生"空间的完整性,影响了国土空间效能的提高。本文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基础上,提出需要统筹"三线"划定,并从加强基础调查研究、编制实施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推进"多规融合"、制定国土空间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京津冀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05年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和环境数据,定量分析了水资源使用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水中COD排放量、农药使用量、化肥施用量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水资源使用量、废水排放量、废水中COD排放量及化肥施用量与人均GDP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农药使用量与人均GDP之间表现为较复杂的N型曲线关系。目前,北京、天津两市基本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其水资源使用量及水环境污染指标呈现增长的趋势。河北省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河北省的水资源使用量,水污染物排放量呈下降的趋势。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探讨社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国际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探讨二者变量关系的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不同发展阶段下6个典型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6个典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不同的;即使在相同的发展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不同。

基于倡导联盟视角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变机理分析

运用倡导联盟框架对1970年代以来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变机理进行分析,探讨政策的变迁途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演变存在两条途径,相比于内部途径,外部途径的作用更为明显。具体来说,在外部事件对政策信念转变的影响下,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倡导联盟逐步演化为污染防治联盟、相关部委联盟、经济增长联盟与科研机构联盟,政策取向的学习是政策渐变的原因。内部途径较弱,联盟资源分散及政策取向学习支撑的不足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存在滞后、缺位与失衡的主要原因。为此,建议在强化内部途径驱动、整合分散联盟资源、加强政策取向学习以及充分发挥协同治理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面向双碳目标的绿色低碳科技创新需求与政策选择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其中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及其驱动的产业革命至关重要。本文展望了我国重点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需求,综合研判了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在技术成熟度和商业可行性等方面的挑战,分析了绿色低碳技术的全球竞争态势,最后从创新战略引领、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政策支持四方面提出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发展的对策建议。

环保约谈对政策执行“中梗阻”的疏通机制研究:以临沂市为例

"约谈"是一种政策执行的新机制,旨在通过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来疏通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与一般"硬性"的法律行为不同,约谈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是政府的"柔性"行政行为,以行政级别较高的"条"对行政级别较低的"块"进行诫勉和警示为主。本文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为参照,阐释了环保约谈的内涵、优势、适用条件以及结构与流程,并以环保约谈后临沂市的治霾行动为案例,分析了环保约谈的作用机制,即通过增强上级环境部门的行政权威、弱化同级政府的非法干预,调整政绩考核的激励结构、重塑政府的责任体系,增强社会认同、塑造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等方式疏通了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使环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最后,本文在肯定环保约谈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法律依据、科学与民主决策机制、激励性制度设计以及不同制度间的衔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体制改革的对策选择

现阶段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体制的改革探索,尚未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对监测数据的行政干预以及地方监测能力薄弱且效率低下的问题。未来需以服务生态文明考核为目标,以有效提高监测数据质量为方向,逐步上移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重心。推进建立"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以中央管理为主"的环境质量监测双重管理体制,优化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环境监测事权划分。妥善处理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加强政府环境监测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政府购买监测服务的力度。培育多元化的环境监测市场,并加强环境监测市场监管。

解决环境问题亟需创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面对公众关心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化,创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分重要而紧迫,但又不能急于求成。本文从分析生态文明制度特征及其建设障碍入手,提出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建设方向及优先领域。

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构想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体现了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本文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依据,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模型、基本构成和调控架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架构,包括基本原则、转型方向、战略思路与目标、战略任务和重点以及相应的战略对策和建议。

基于减物质化的中国碳排放分析

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间的关系是制订与调整各项环境政策,从而减少或缓解经济发展所带来环境压力的前提与基础。文章以当今学术界较为广泛认同的减物质化概念为基础,从理论上介绍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废弃物排放的角度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表征环境压力,探讨了中国1952～2005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即该阶段的去物质化发展状况,采用收入弹性分析了环境压力与其驱动因素间的关系,得出结论:1952～2005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增长1%将使得碳排放增长0.75%,碳排放强度减少0.25%,环境压力增长2.21%;中国已经处于碳排放的相对减物质化阶段,但是状况尚不稳定,仍存在小幅度反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