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与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止问题恶化、促进友好协商等方面有其独特优势。在我国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枫桥经验”能够发挥及时调处环境纠纷、对环境进行软法治理等作用。然而,面向环境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仍存在缺少环境保护相关的社会规范、未破解“司法迷信”以及缺乏调解效果保障机制等现实问题,有阻碍其充分发挥应然功能之虞。因此,亟须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增补环境类社会规范、避免过度依赖司法途径,以及健全调解效果保障机制等途径予以纾解。

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行政规制

网络爬虫是一项能够根据指令自动搜索并抓取指定网络信息内容的新兴互联网技术,存在被滥用之风险。作为爬取网络版权数据信息的工具,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对于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规制多见于民法与刑法领域,忽视了行政规制。目前存在的网络爬虫行为侵权规制过于依赖司法手段、缺乏针对网络爬虫行为的必要规范以及行政机关针对网络爬虫行为的互联网监管缺失等问题,阻碍了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行政规制的应用与发展。对此,可以从构建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全覆盖预警系统、完善网络爬虫行为版权规范内容和设置网络爬虫使用者自律管理义务等方面着手,充分利用行政手段遏制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保护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一票否决”制为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环境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以柔性管理联合信用奖惩措施,通过发挥软法的公共治理功能、多元主体的协作功能、声誉机制的调控功能等,激励企业持续改进环境行为,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文章通过检视各地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实践,发现指标体系“一票否决”制存在与环境治理目的相悖、制裁倾向过重、指标设定粗糙等问题,亟须通过重塑“一票否决”制的价值取向、限缩其适用范围,以及完善企业环境信用修复机制等途径予以纾解。

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的实践样态与未来走向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创新制度写入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列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亟须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全的强烈愿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实现关键取决于法律责任的落实。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厘清生态保护红线功能定位,剖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具体违法行为和责任承担方式的实践样态与未来发展。本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的方法,对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的理论解剖与路径选择展开对比探究。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是以环境要素的"污染"和"破坏"作为法律规制的判断依据,而是以人类行为是否合理使用生态空间作为判断的标准。从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分析,它不以私人主体权利限制为中心而是围绕政府生态环境义务展开,是政府责任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重大转变。从生态红线具体违法行为解读,不同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分类与列举,归纳私人主体与公权力主体承担风险行为的一般规律。从责任承担方式深究,生态红线所保护的"法益"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以"法益"为标准判断其所应当承担公法责任;以生态保护红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界限,依次配置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当生态保护红线中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时,依据行为人身份不同相应承担行政责任。生态保护红线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中发挥着重要战略性作用,但其制度能否真正落地,在于对其应然功能的准确定位与法律责任的整体性谱系。

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面对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城市无序扩张,"生态红线"作为环境管理创新制度被写入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旨在解决环境急剧下降而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盼望之间的矛盾。生态红线制度的落实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在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立法过于抽象,管理体制混乱以及法律责任不明等问题。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得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红线法律保障措施:制定生态红线综合性立法、完善生态红线越线法律责任、健全生态红线的管理模式等,以确保其真正落地并发挥作用。

生态保护红线在环境法律制度中的融合与创新

自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国家性文件中提出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生态保护红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2014年被写入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确认,生态保护红线被推向高潮。它作为新观念新制度,从环境政策转向具体法律制度必须向环保法提出更新的内在需求。生态保护红线对传统环境法律理念提出挑战与革新,它并没有遵循以往以单一环境要素为核心进行制度设计,而是以生态空间整体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内在基点进行制度构架。因此,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生态保护红线与环境法律制度之间的融合问题,亟待解决。两者耦合基础与方法:共同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共同实施标准——生态承载力,前期基础——耕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具体以系统规划方法融入到环保法当中。另外,生态保护红线与环境法律制度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治理选择方面,治理的选择不仅影响红线的具体落实措施,还决定了其与环保法体系的匹配程度。它的具体措施可分为两个维度:治理的质量(如何治理)和治理的主体类型(谁治理)。这两个维度应用于中国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治方面可进一步转换为善治与谁治理越线责任问题(即谁拥有决策权力与承担责任的问题)。

反思与重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中国实践——以多元主体参与为视角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是新《环境保护法》的创新制度之一,但从实施过程来看,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中关键性问题是缺乏多元主体参与,特别是第三方评估机构与公众参与。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由单一的政府管理转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治理是环境法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本文通过破解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第三方评估机构与公众参与的难题与困境,分别提出创设性的对策,以实现环境治理从政府主导向社会与政府共治的重大转变。

生态红线制度的实施困境与纾解

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生态红线,使之成为环保法备受瞩目的创新制度之一。但根据该法的理解和适用,生态红线制度的运行过程存在补偿资金不足、画定交叉重叠、域内居民参与不全和越线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等问题。处于实施探索阶段的生态红线制度应运用创新模式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画定红线,借助市场机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域内居民参与制度与完善越线法律责任。生态红线制度的实施须创新生态环境管理模式,保障生态安全,以达到促进生态与人类和谐发展之目的。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化进程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大力推行,但其在民族地区实施过程中遇到较大阻力。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主要适用当地习惯法而不是制定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限制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受到当地民众抵制等。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民族地区的适用以环境习惯法为连接桥梁,以法律社会学方法理论为指导,厘清环境习惯法对红线制度的特殊意义,运用柔性变通方式把环境习惯法融入到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过程当中,以保障民族地区及全国生态安全。

乡村振兴战略下涉农高校“三农情怀”培育的实践探索——以茶学院为例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涉农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乡村振兴战略下涉农高校"三农情怀"内涵及其功能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在培育过程中,以茶学院为例,存在茶学院部分大学生三农意识淡薄、茶学课程设计不合理、茶企合作不成熟等困境。在培育路径方面,涉农高校创新茶学教学模式、建立茶学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建立未来茶学研究院等措施以实现大学生"三农情怀"的培育机制,形成具有农林高校特色的多类型、多层次和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

论我国水域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我国2013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作出了规定。但是,在水域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方面,法律上的规定比较含糊。根据域外经验,并从诉讼信托理论和现代诉权理论分析,主管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环保社团组织和公民个人在水域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中均应享有诉权。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其不利后果表现为:不能全方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经济、不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有着多种观点与学说,其中,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的"三类说"最为可取。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双碳”目标视野下绿色金融激励机制的作用与发展

绿色金融系我国实现经济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保护产业,促进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之功能。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金融将持续发力,通过激励机制,压实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金融机构的责任,促使企业的生产行为向减污降碳转型,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然而,绿色金融也有其实践困境,通过提出完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搭建绿色信息共享平台落实信息披露以及加强绿色金融行业自律管理,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发挥更大功用。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理论证成与中国实践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正处于从政策转换为法律的关键时期,亟需深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在机理和法治化路径,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进而保障全国与区域的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以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为指导,是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制度、生态空间分类分级管制制度和有效性评估制度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视角分析,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制度建立统一框架,将关联性部门纳入到自然资源管理与实施活动中,进行利益的调节与分配;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灵活性角度分析,依据生态空间的弹性和承载能力的不同,采取适应性管理和缓解措施,建立分类分级管制制度;生态系统的动态性方面分析,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必须考虑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建立有效性评估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修复机制法治化:定位、困境及其出路

生态保护红线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致性与生态空间的连续性为核心,致力于保护国家的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红线修复分区分类展开,以修复受损生态系统为目标,具有自然修复和社会修复双重内涵。生态保护红线存在脆弱性、敏感性、复杂性与极易破坏性等特征,它在建立修复机制法治化过程中遇到空间不可置换、治理费用高昂和治理主体责任错乱等困境。生态保护红线修复机制应建立"明确预防为主原则为指导、成立修复专项资金为手段、确定修复主体顺位为责任保障"的法治化的基本路径,以实现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