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尔德在澳大利亚

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为考古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英国考古协会和史前学会1992年5月在伦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了纪念柴尔德诞辰100周年讨论会。100多名国际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他们从多个角度对柴尔德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主持人大卫·哈维斯把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整理成集,定名为《柴尔德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V.Gordon Childe)。马尔瓦尼这篇被收录其中的文章对柴尔德1892～1922年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以及此对他以后的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柴尔德与20世纪90年代的关系(摘译)

炊格尔在文章中考察了柴尔德学术思想的适应范围、创造性和局限,他认为柴尔德为二十世纪的三次主要的考古学运动:历史文化、过程和后过程,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过程论和后过程论考古学最新的观点。他是历史文化考古学的一个奠基人和主要的倡导者,并促进了政治和经济研究方法的开辟。

略论江南地区大型土墩墓的等级标志

我国江南地区商周时期流行土墩墓,其大型土墩墓与中小型土墩墓有不同的发展演变规律。本文根据近年发掘清理的32座大型土墩墓资料,对江南地区大型土墩墓的等级标志作了分析。

南越木简对南越国制度研究的意义

南越国宫署遗址内出土的136枚南越木简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为南越国乃至秦汉历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新史料,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其中诸多简文涉及南越国多方面的制度,简文“王”“泰子”“公主”“陛下”是南越国称王立储、僭越称帝、册封公主的实物证据。“大鸡官”“泰官”“左外郎”等简文清晰记录了南越国的职官制度。从涉及笞刑和诉讼的简文可直观认识南越国的法律制度。“南海”“蕃(番)禺”“潭侯”等简文表明南越国实行郡国并行的行政区划制度。南越木简简文和文献记载均表明,南越国制度虽有独创之处,但大部分仍是对秦汉制度的沿袭和借鉴。

广州出土汉代玻璃制品的无损分析

采用便携式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广州出土西汉早期至东汉的46件玻璃单色珠、耳珰等器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表面风化对化学成分定量分析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汉代玻璃可以划分为PbO–BaO–SiO2、PbO–SiO2、K2O–SiO2、Na2O–CaO–SiO2等成分体系,其中,Na2O–CaO–SiO2玻璃是首次在广州东汉墓中得以发现。依据CaO、Al2O3含量,并结合微量元素Rb和Sr的比例,对所占比例最高的钾硅酸盐玻璃进行了亚类划分。另外,对部分样品采用激光Raman光谱进行了分析,检测到了Cu2O和PbSnO3两种化合物着色剂/乳浊剂。结合考古学研究资料,推断这些玻璃器来源于中国、南亚、东南亚、西亚等不同地区。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东晋南朝的铁甲和皮甲

2004～200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组成的考古队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两口水井内清理出东晋南朝时期的铁甲和皮甲各1件,铁甲有53片形状不同的甲片,皮甲应为马甲上的胸甲。这类铠甲的出土在岭南属首次发现,同时也填补了这一时期铠甲资料的欠缺。

考古学研究方法散论——评塔尔格伦的《史前考古学方法》

从上个世纪 30年代起 ,欧美不断有考古学家著文对长期停留于文化史研究的考古学及其类型方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塔尔格伦教授的《史前考古学方法》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篇。我国的考古类型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类型方法进行过探讨 ,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分型分式的标准不严、实践滞后于理论和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等。

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

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一口南越国较早时期的水井中出土百余枚西汉木简。木简的长度和宽度比普通的秦汉简大,但是容字相对较少。简文内容主要包括籍簿和法律文书。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地区简牍发现的空白,并且从多方面弥补了南越国史料记载的不足,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太湖-杭州湾地区土墩石室墓及土墩墓分期研究

土墩石室墓及土墩墓在夏商至战国早期盛行于江南地区,随葬品以陶器和原始瓷器为主。学者们对它们的的分布范围和规律、内涵特征、文化渊源、分期断代、区域特点等问题,已经作了较广泛的研究,但还不够深入。笔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随葬器物的种类与组合,根据类型学原理,对本地区土墩石室墓及土墩墓的分期编年作了新的探讨。与以往相比, 笔者较注重器物总体形态的发展,从而更能在细节上反映其形态上的演变过程。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西汉木简形制研究

书是人类用来记录一切成就的主要工具,也是交流感情、获取智慧、传播经验的重要媒介。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书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纸张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除了把文字刻在甲骨、金石上,使用最广泛、时间最长的便是用竹和木制成的“简牍”。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百余枚西汉木简为我们了解南越国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