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医方言语导致的医疗纠纷类型分析及应对建议

医生语言表达水平会直接影响信息传递和沟通效果。近20年来,有大量研究以量表的形式对医护人员和患者进行“医患沟通”相关问卷调查,但关于医患沟通实际应用和医患纠纷实例分析的研究较少。以某三甲医院《投诉登记本》为研究素材,总结出因医方语言产生的医疗纠纷的五种原因,分别为医方语气生硬、肢体语言失当;治疗方案沟通不明确;无法回答患者的问题;不同医生说辞相悖;病情预判与病情发展差距大。通过分析此类纠纷的处理要点,以期运用在今后的医学生医患沟通课程或医生语言技巧培训中,优化医患沟通,推动医患关系向好发展。

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中的伦理问题研究进展

生育力保存技术为恶性肿瘤患者提供了有效的生育资源保护方法,同时在技术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伦理困境。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对国外肿瘤患者生育力保存的研究进行梳理,对肿瘤患者生育力保护的沟通决策阶段和实施阶段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进行辨析,具体包括肿瘤患者的生育信息和保存选择的告知与讨论、青少年肿瘤患者的生育决策、肿瘤患者生育的心理支持、生殖材料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处置方式、社会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等伦理问题。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探讨如何在遵循有利不伤害、知情同意、谨慎应用以及伦理监管等各项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促进生育力保存技术在临床上进一步开展和应用。

围观中的隐忧——对微博围观的道德反思

微博以其独有的传播特点和方式,在时间、空间、语言上创造出热闹喧哗的围观场域。然而微博围观中隐含许多道德风险:公私域的模糊使道德可能成为私人表演或报复的工具;道德评判活动的时尚化让围观成为跟风,可能导致无谓的恐慌和对立;围观者对道德责任的漠视,更会造成目的为善、行为却伪善的危险。我们应正视这些问题,通过增强"远距离伦理"意识、引导围观者回观等方式,推进微博中和谐伦理的实现。

当代民间信仰道德的特征

我国民间信仰根植于民众,其中的道德资源不容忽视。当代民间信仰道德具有神圣性与功利性并存、内容上的包容性和形式上的私人性等显著特征。这一道德依托超自然力量为神圣性保障,同时又重功利,行善不离对"报"的期许;其内容包容性很强,在自身基础上结合了传统美德、现实中民众的道德要求及官方道德规范;它以私人性形式表现出来,却能加强人际间认同。国家应给这一道德合理地位并加以利用,同时它在构建和谐伦理的道德对话中也应有一席之地。

医生道德形象与医患关系建设

医生道德形象是医生道德行为的综合体现,包括医生对所从事职业道德属性的认识,关心与帮助患者的道德价值追求,为患者健康服务的道德责任,它引导着医生的行为内容和行动方式。同时医生的道德形象要受到患者评价,评价影响着医生道德形象坚持或改变,所以医生道德影响也隐含着医生与患者彼此的要求与期待,是医患关系的投射。在当前社会中,医患之间在对医生道德形象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分歧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对医生道德责任边界定位的差异。医务人员倾向以“守规则”来解释责任,使责任具体可把握,却可能在规则未至之处有意无意地“祛责”;患者则希望医生都是美德楷模,但要求过高会使医生对责任心生距离即“怯责”。二是医患双方在技术话语与道德话语上的博弈。医者希望将道德形象简单化,凸显技术形象,以强化医师在医疗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而患者则希望自身需求和意见能够受到医师的重视,对道德形象有更高要求,以弥补自身在医生技术权威下的弱势。三是道德与利益间的权衡。主要是医生是否该求利,求利的程度,求道德名声还是物质利益等义利问题上的矛盾。要消弭分歧以建设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双方在观念及行为上进行协调。首先,将“好人医生”作为形象建设的定位。“好人”一方面明确医生职业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另一方面需以做得好与活得好相结合为旨归,兼具内在与外在善。其次,医患双方接纳医生道德形象的层次性。对医生道德形象的不同层次的认识、要求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包容。第三,实现技术话语与道德话语相交融。医生在诊疗中应以患者为主体,技术话语为患者服务,注重患者在道德话语中的要求;同时又根据患者情况与情境,选择两种话语融合的方式,体现主导性。第四,设计相应机制进行保障。包括各方的平等对话机制、保障权责统一的机制和起“公正旁观者”作用的监督机制。

《淮南子》伦理思想:道、儒、法之融合

《淮南子》将思、史、事三者相结合,力求寻找理论思考、历史经验及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结点,为无常生活提供可循之"常"。为此,《淮南子》既传承了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及精神气质,包括以自然为核心、万物的视野、反思批判精神与反本的指向。同时,它又站在道家立场上,借己与群的不同需求、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之分,给予其他各家思想发挥作用的空间,吸收各家伦理思想来弥补道家力有未逮之处,通过思想融合完成治"伦理之序"之目的。

论现代医患道德情感的重建

医患道德情感是医患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但在当前社会中由于医疗模式变化和社会转型,医患之间却面临少情或者无情现象,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这种情感危机与医生道德形象及医患间信任的建立紧密相关,需要借助现代医患道德情感的重建来解决。当前的医患道德情感重建具有职业必要性及现实可行性,主要在医者做人有情及做事合情理两方面进行架构与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医务工作者、社工人员、医学院校、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各方面应相互配合、共同推进。

《淮南子》德福思想探析

德福关系是道德哲学中的关键问题,《淮南子》秉持德福一致理想,面对现实中的德福矛盾,将"行德为福"、"有德即福"、"修德忘福"等不同层次、源流的理念相融合,建构化解矛盾的思想系统。在思想系统的指引下,主张将个人的虚静无为、和谐互爱的社会伦理关系的营造、国家法度的保障相结合,以合力推动德福和谐。这种有系统性、层次性、可行性的德福思想也启示现代人应坚定对道德的信心,重视道德行动,构建德福一致的实现系统。

浅论中医药信息资源特点和数据库建设

从古代及现代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特点出发,探讨了中医药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状况及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重点阐述了中医药外文数据库、中医药特色数据库和已建成的中医药信息资源数据库的跨库检索问题。

传统医患道德情感思想探析

"情"在古代医患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古代医者在医事活动中注重对患者的道德情感,仁爱、慈爱、恻隐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为医者行医济世提供了坚实而真挚的动力。同时,医患情感使医者体贴患者、平等对待患者、帮助穷困患者、勇担风险责任,在促进医患信任中发挥关键作用。医患情感的产生及受到注重,既根植于重视血缘情感的文化精神及儒道思想的渗透,也与古代的社会模式及医疗模式息息相关。在现代语境中,它仍可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启示和借鉴。

从“人之常情”到“医之常情”——医学生道德情感教育探析

医学生道德情感教育应从激发医学生的人之常情开始,使他们对患者产生同情为核心的良心感。但医学生面临医患矛盾增多状况时,易对常情产生怀疑,应引导其理解道德情感在医生职业活动中的必要性,让他们以对患者的责任感做出坚持待患有情的选择。在此之上,通过做人有情及做事合情理两方面教育相结合,让医学生逐步将以情待患当作自身作为未来医者的义务性情感,实现人之常情到医之常情的转变。

《老子》中“器”的道德意蕴

"器"在《老子》中多次出现,它的背后是老子对人的本性及道德的思考。"器"中蕴含着一个与"德"息息相关的发展过程:"德"—异化—道德—回归—"德"。"器"因得"道"而有其"德"即独特本性;作为"神器"的人在发展中偏离"道",发生异化,使自身和他物之"德"被扭曲;这一状况促使人的道德自我觉醒,自觉通过道德回归于"德",终成"大器"。"器"的这一道德意蕴也启示现代人应守住本性,尊重包容他人,学会知足知止。

艾滋病防控中获取患者信息的伦理问题刍议

当前艾滋病获取患者信息中,存在公私观念上的摩擦、相关规定与环节存在疏漏、对信息弱势群体关照不足的伦理难题。问题背后包含着患者为了公共健康的伦理目的却又失去伦理关系的风险,“失德”名声带来的耻感与歧视,遵守政策规范却缺少应有的尊重与保护等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文化背景和利益关系下思量个人身心秩序与社会整体秩序间如何权衡,结合历史、理论与现实维度提出路径。“信”的建立是关键所在,包括公共卫生部门公信力的树立和相应制度措施建设,同时在信息活动中需要给“私”以合理地位,并注重艾滋病治疗相关医学信息的宣传。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缅甸甘蔗(蔗糖)产业发展现状及与中国合作展望

【目的】为全方位了解缅甸甘蔗(蔗糖)产业发展现状,【方法】运用缅甸统计年鉴、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世界毒品报告的甘蔗种植规模数据和东盟数据库、UN商品贸易数据库的贸易数据,基于生产集中度、区域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对缅甸甘蔗生产、贸易状况进行分析。【结果】生产方面,缅甸蔗区集中至缅甸北部,实皆省、掸邦、勃固省和曼德勒省是缅甸甘蔗生产前四的省份;缅甸甘蔗单产与中国平均、全球平均和全球最高单产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距;掸邦、实皆省、内比都的甘蔗综合生产优势指数均为强绝对优势指数。贸易方面,蔗糖是缅甸甘蔗及其产品贸易的主要类型,且以进口贸易为主;缅甸甘蔗和蔗糖出口的第一目的地国家一直是中国,蔗糖的进口来源国家主要是泰国和印度;缅甸甘蔗和蔗糖对中国均具极强竞争优势。【结论】进一步加强中-缅甘蔗科技的合作研究和推广,在中-缅跨境地区进行产业化开发示范,加强扶持发展甘蔗替代种植项目。

高校学生社团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和建设

学生社团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感染力，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该文从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出发探讨高校学生社团建设并尝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措施。

“啬”:推进低碳生活的道家精神资源

低碳生活在我国方兴未艾,发展至上论、消费无限度、过度依赖技术等思想认识误区使低碳生活面临困境。老子的"啬"思想主张人们依"道"而行,心中树立爱惜理念并落实到行动上,节制少耗费,着眼于永续发展,"啬"的实践路径则包括反思自身本性、慎用技术、合规律的节制节俭等,这为解决低碳生活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同时,"啬"思想还启示人们在走低碳生活之路时要学会自我反思与批判,在道德指引下追求真正的幸福,政府也应学习践行"啬"思想,在社会中形成倡"啬"的风气。

北京市区域城市化程度与颗粒物污染的相关性分析

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大气中的PM2.5等颗粒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现有研究多数是对于多年来多地区的宏观研究,缺乏对于典型地区的具体数据报道。通过分析北京市PM2.5和PM10的质量浓度与不同城市化程度地区的相关关系,探索城市化程度对PM2.5等颗粒物浓度的影响。选取北京市7处具有代表性空气质量监测点,于2013年7月至10月对PM2.5和PM10的质量浓度进行连续4个月的实时监测,结合《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化指标数据,包括常住人口密度、地区生产总值和林木覆盖率,对数据进行变化趋势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由于北京市不同区域城市化程度不同导致颗粒物污染状况不同,每个区域的PM2.5与PM10的质量浓度虽有差异但均显著相关,PM2.5的质量浓度约占PM10的质量浓度的60%,PM2.5是PM10的主要组成成分。城市化程度与PM2.5等颗粒物浓度有明显的关系,PM2.5等颗粒物浓度与地区生产总值和林木覆盖率显著相关,与地区生产总值呈正相关,与林木覆盖率呈负相关;与常住人口密度呈正相关趋势但并不显著相关。其中,PM2.5的质量浓度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875,与林木覆盖率的相关系数为-0.838;PM10的质量浓度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系数为0.947,与林木覆盖率相关系数为-0.775。总体来看,PM2.5等颗粒物浓度随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北京市区域城市化程度与颗粒物污染情况关系明显。我国在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同时,应关注环境与经济相协调。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植被绿化,控制污染源将有助于减少北京市大气中颗粒物的污染程度,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

《淮南子》生态伦理中的因循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因循思想是《淮南子》生态伦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在万物相互联系的思想基础上,以"宜"为基点,注重对自然的因顺循从。在此之上,《淮南子》强调因循中的主动性因子,主张顺势而推,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追求实效;并以简约、节制的路径保障人的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和谐。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当前在建设生态文明时,要有整体性视野,在尊重顺应万物本性基础上,让自然资源得到最合理最有效的应用,实现效益的绿色化、最优化。

基于TGF-β1/Smad通路探讨红花黄色素对腺嘌呤致肾间质纤维化大鼠的保护作用

目的观察红花黄色素对腺嘌呤致肾间质纤维化大鼠的保护作用及其对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Smad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采用腺嘌呤(250 mg·kg^(-1))灌胃建立肾纤维化大鼠模型。将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氯沙坦组(9 mg·kg^(-1))及红花黄色素低、高剂量组(9、18 mg·kg^(-1)),每组10只,灌胃给药,每天1次,连续30 d。检测大鼠血清肌酐(Cr)、尿素氮(BUN)含量;采用HE和Masson染色法观察大鼠肾脏组织病理学变化;采用RT-qPCR法检测大鼠肾组织中TGF-β1、Smad4及Smad7 mRNA表达情况;采用免疫组化法及Western Blot法检测大鼠肾组织中TGF-β1、Smad4及Smad7蛋白表达情况。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Cr、BUN含量显著升高(P<0.01);大鼠肾脏组织中TGF-β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Smad7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5)。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大鼠血清Cr、BUN水平明显降低(P<0.05,P<0.01);各给药组大鼠肾脏组织中TGF-β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5),Smad7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各组大鼠肾脏组织中Smad4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结论红花黄色素对腺嘌呤致肾间质纤维化大鼠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TGF-β1/Smad信号通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