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自创与以外传外:媒体智库讲好中国故事的思维创新分析——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的三份报告为例

本文针对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向全球全媒发布的三份智库报告进行文本内容的话语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直面西方对于中国抹黑最多的中国脱贫攻坚事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与经验智慧,创造性地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让各族各界人民群众讲出最真实的声音,加以国际专家学者和多国政要的多元化评价论述的“以外传外”逻辑思路,同时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做好国际议程设置,利用好图、文、音视频等融合媒介逻辑,让媒介智库与官方、媒体一起打好国际传播的“组合拳”。

算法推荐视域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及其超越

算法技术通过“智能推荐”潜移默化地重塑着青年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也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算法不仅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传播和效果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为深入挖掘青年爱国主义话语资源、增进话语主体有效互动提供了动力。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彰显,算法也潜藏着消解教育内容、割裂教育空间、疏离教育主体以及弱化教育效果的风险。弥补算法价值理性的缺失、发挥算法的技术优势,是摆脱当前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困境、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任务。为此,须从促进内容智能化传播、推动话语表达转换、设定算法的价值前提和加快教育方法革新等方面,探寻对算法推荐视域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困境的实践超越。

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

媒介文化因其商品性对消费形态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它可以利用其视、听等感官刺激直接作用于消费形态;也可以通过执行意识形态功能,间接影响消费形态,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就是对消费主义滋生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应从其背后生发作用的媒介文化的本性即商品性入手,而媒介文化的发达与普及是近代社会以后发生的事情,与所谓的现代性息息相关,因此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理论依据对媒介文化展开批判,可以有助于消解消费主义的神话,构建积极向上的媒介文化。

媒介文化的政治伦理审视:基于马克思的政治伦理观

政治属性是媒介文化与生俱来的一大属性,这决定了媒介文化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具体表现为培养人们的政治认知、传播政治文化,监测政治环境、实现政治沟通,设置政治议程、加强政治控制等方面。媒介文化政治功能的发挥需要伦理思想的规范。媒介文化的发展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遵循"以人为本"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重要命题,重视人民价值的主体性,同时充分肯定国家价值的合理性,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并有效发挥其意识形态作用。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媒介行为及教育机制

作为新媒体主要用户的大学生群体,在享受新媒体所带来的方便、快捷的同时,也面对着其所带来的焦虑和困境。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一项使命。文章结合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媒介行为及思想观念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与问题,从树立主体意识、实行价值引导、端正媒介行为、建立多方联动机制等方面出发,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以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构建健康有序的媒介环境。

智能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生成的三重逻辑

智能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技术、媒介、资本三重逻辑的整体性构建中得以生成。其“嵌入-初构-适配”的技术逻辑标示了智能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生成的起点,信息智联、精准描摹、具身传播的媒介逻辑形构了智能媒体链接主体的日常生活、心理需求及身体官能系统的微观意识形态功能图式,市场经济框架下资本逻辑的过度介入则赋予智能媒体为拜物教意识形态辩护的现实效能。对智能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生成逻辑进行批判分析,是智能媒体的理性发展诉求,更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媒介融合的创新发展自觉。

媒介文化与跨时空互动

以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基础的媒介文化,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缩短了交往的时空距离,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互动。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更是营造了高度开放与自由的网络空间。马克思的时空观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媒介文化所带来的跨时空互动以及网络空间的积极意义。同时,媒介文化的兴起有助于重构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推动人类社会交往的新发展。

论杜威价值哲学的人学向度

约翰·杜威对实用主义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把实用主义推广到教育、宗教、政治、道德等领域,还表现在他把实用主义运用于哲学价值理论或价值哲学,建立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价值理论,对价值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传媒法制传播功能与调控

传媒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具有法制传播功能,主要体现在喉舌功能、价值引导功能和议程设置功能三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从遵循以人为本的法制观念、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追求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等方面着手对传媒的法制传播进行调控,以保障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媒介文化与当代精神生活

媒介文化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是在资本的驱逐下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发展的,媒介文化的普及为人类当代精神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后工业社会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媒介文化依托高科技传播手段为人们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知识与信息,有效地满足当代社会人类认知的需求;后工业时代人们的劳动与生产水平都大大提高,但人们所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媒介文化的娱和性生使其成为人们精神的避难所。

论媒介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媒介通过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延伸到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并对其生发了引导和制约的作用,文章将详细解读媒介对社会交往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的应对态度和处理方案。

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及现实意义——基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展示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即资本为商品完成形态的抽象统治的秘密,提出现代性的两大根基———资本和形而上学,并对其进行客观、历史的评价,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试析《论语》中孔子的生死观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论语》中记载孔子对生死问题的阐述并不多,总共不过十几处,但这其中却可以体现出孔子对生死一种价值取向。文章试通过《论语》中孔子对生死问题的阐述,深入解读孔子的生死观,展现孔子的价值取向,同时给予那些仍然将生死问题视为玄机的人以一定的启示。

论青年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思想差异

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几乎完成于同一时期,通过比较这两本著作,可发现这一时期两人思想的差异,这突出地表现为他们对类本质与货币的不同理解。赫斯主张以无差别的爱取代嗜血的货币,以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则主张改造现实社会,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扬弃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逐渐从直接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考察人类历史,阐明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现实基础,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马克思“两个世界”理论及其现实回应

马克思关于'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两个世界理论,是在两种逻辑上展开的,即属物的逻辑和属人的逻辑。在属物的逻辑上,'物的世界的增值、人的世界的贬值'主要是指劳动产品的'异化'、货币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个人受社会总的分工与生产条件的摆布。属人的逻辑则分为三个向度,即人的劳动向度、人的自我向度和人的社会关系向度。马克思的两个世界理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巨大动力。

浅谈新闻工作中的亚氏幸福论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将希腊人文主义的幸福观作为德性论的基本主题进行了完整的表述。亚氏的幸福观作为人文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发展至今,在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本文仅从新闻工作对亚氏的幸福论进行探究。

论当代文化转向与媒介文化的兴起

媒介文化是当代社会的文化面貌的体现,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崭新形态。在西方,媒介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与当代文化的转向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密不可分,并且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与政治根源。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大众文化研究,揭示了当代文化的转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兴趣高涨,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社会生活方面,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出现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发达,直接催生了媒介文化的产生。

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

青年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核心是价值认同。作为一个建构过程,青年身份认同包含“认异”“求同”“聚类”三个环节,内涵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逻辑统一。微空间作为当代青年公共表达、日常交往、文化娱乐的重要场域,深刻影响青年的话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微空间中多元冲淡主导、动态多于恒常、形式高于内容,使得青年身份认同度明显低于现实社会,出现方向感弱化、无力感滋生、价值感模糊的身份认同危机。聚焦微空间中青年身份认同建构,需要吸纳微话语,强化微叙事;融合微媒介,改善微传播;建构微文化,提升微引领。

媒介智能化的技术批判与价值审视

促进媒介智能化健康发展,需对智能技术进行批判与反思。通过探究技术的社会作用、分析技术的正负效应、厘清技术与人的关系,深化对于技术的理性认知。从技术批判视角出发,深刻审视媒介智能化的现实影响,挖掘其问题根源,研究解决之策。要充分发挥智能技术对大众传媒的推动作用、应对其带来的风险,必须端正技术认知、增强价值嵌入、完善风险治理,从而实现对技术的理性引导与科学使用,构建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