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奇思“入僻”的理路及其古、律之分

历代诗论一致认为贾岛五律“清僻”,这与韩、孟评贾诗之“狂怪”相差甚远。“狂怪”诗风主要见于贾岛早期五古,数量虽不多,但诗中通过组合性状、体量相差悬殊的意象以求奇的思路,与其五律打破意象组合和构句常见规律而入僻的思路实有相通之处。五古和五律两种体式对构句语序的不同要求,是贾岛奇思的表现形态前后迥然有别的内在原因。因此,贾岛五律之所以多用独特的视角表现其心目中荒凉冷僻的世间相,不仅出自其爱好澹冷幽静的释子心理,也与其早年接受孟郊五古体式和思路的影响有关。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

对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中的复古之功,罕有学者从明清诗论中对其古诗的不同评价来予以探讨。明清诗论中关于"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争论包含着对"古诗"标准与审美风范认识的分歧。初唐五言古介于"宋齐之政"有其具体的创作背景;陈子昂效仿汉魏古诗,在界分初唐五言古、律体调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唐代五古风貌的形成与陈子昂及其同时代诗人宋之问的复古径路关系密切;陈、宋在五古创作上都把握了古诗无论句式散偶均应以散叙意脉贯穿的原理和抒情直白、曲折尽意、不避繁复、结构多变的特征,综合了汉魏到宋齐古诗的各种艺术经验并融入了近体诗的某些特点,使古诗的表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和自由度。唐代五古也因此形成了不似汉魏古诗而自"有其古诗"的独特风貌。

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

在中国诗歌体裁中,三言是一种极少受到关注的类型。三言在汉魏兴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表现功能和体式原理两方面,并且与七言体有密切的关系。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学研究和教学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

从唐初到开元中，唐前期山水诗经历过两次复变。初唐四杰承袭齐梁诗风，陈子昂和沈、宋在古体山水诗中效法大谢体，变四杰之清浅鲜丽为典雅厚重，是第一次复交；神龙至开元前期，吴越山水诗使清丽的齐梁诗风在朝野再度复兴。张说在结合南方山水诗和北方别业山水诗两股潮流的过程中调和小谢体和大谢体’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再度恢复大谢古调，是第二次复变。唐前期山水诗正是在这两次复变中融合汉魏风骨和齐梁词彩，在表现艺术上逐渐突破前人、臻于完美的。由此可以证明，山水诗自晋宋发展到盛唐，已形成了在选材、风格和技法上始终保持着传统继承性的艺术体系。

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独感,而且越到晚年,对于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益自觉。“乾坤一腐儒”就是他对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这种思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思维,并成为后期不少名篇创作灵感的来源。

从江鲍与沈谢看宋齐五言诗的沿革

从元嘉体到永明体,五言体调经历了从古到近的重大变化。江淹和鲍照处于这一变化的转关时期,在宋齐诗的沿革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江鲍诗在题材的拓展、体式的创新、抒情结构的处理、对偶句式的变化等方面已开启了永明体的端倪,仅仅从律句近调来看江鲍与沈谢的联系是不够的。从二者的递嬗关系可以看出,近体诗的形成固然以声律为必要前提,而其产生的根源还是五言诗体式结构和表现方式在发展中的自然变化。因此从元嘉体到永明体的沿革,体调反差虽然极大,却有其必然性。

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

刘长卿的七律因"工于铸意"、"巧而伤雅"而被明清诗论"列入中唐",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尊尚盛唐气格的审美取向。刘长卿和杜甫都处于盛唐七律已经成熟、但尚未形成独特体式优势的特定阶段,都具有进一步发掘七律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与杜甫的"变格"不同,他在基本保持盛唐七律"正宗"风韵的基础上,开拓了七律营造意境的空间;同时突破早期七律程式的局限,探索了按抒情逻辑自由安排结构以及处理情景关系的多种手法,既将古诗曲折尽情的功能引入七律,大大拓展了七律抒情的容量和深度,又以其深沉蕴藉的艺术特色,为七律增添了一种区别于五律和七古的表现感觉。因此,为刘长卿的七律在诗史上定位,应当摆脱初盛、中晚之争的偏见,以其在体式发展上的贡献作为评价的诗学依据。

让研究者沉下心来做学问——关于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从诗骚辨体看“风雅”和“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

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风雅”和“风骚”作为诗歌的渊源，作为检验诗风的标尺，作为各种诗体的宗祖，其至高地位似乎是无须加以讨论的。但是历代文人虽然习惯於标举“风雅”和“风骚”，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是否一致？二者所代表的传统又是否相同？在目前所见的诗学研究中，似乎还缺乏认真的辨析。如果细检清末以前所有的诗论以及研究诗骚的学术着作，不难发现前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其实曾遇到不少麻烦和争执。而这种分歧从诗骚辨体的角度看得尤其分明。

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

声律和体式在六朝至唐代的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到唐代是诗歌声律的形成发展期,尤其在中唐以前,诗人们对于声律的认识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对于体式的分辨和规范一直在探索之中。即使到明清时代,相关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达至完备。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采用声律的分析统计和归纳法,结合日藏善本的比勘还原及历史文献的考辨,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和历代诗学观念的梳理中,对唐代的齐梁体、新乐府体这些争议最多最难以辨清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相关论题从多个角度作出透辟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可以作为定论的新见,使声律和体格的内在关系得到了切实清晰的展现。

试论春秋后期“《诗》亡”说

《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虽是指孔子《春秋》取《诗》的褒贬之义，但后世皆借其说，指春秋之后《诗》之正声衰亡。现代学者一般也藉以说明自三百篇结集至戏国中业楚辞出现的将近三百年间，

传承、反思与期望

一、走上古典文学研究之路我喜欢古代文学是从中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很小的时候我自己就经常读一点诗词选,抄些喜欢的文章。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是1963年,那时候中文系的很多老前辈都还年富力强,给我们上文学史课的老师,像第一段是吕乃岩老师,第二段是林庚先生,第三段是季镇淮先生,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古代文学有整整四个学期,是我们最重的一门课,所以在我脑子里印象非常深。

大学评估不应泛滥

高教界对于目前大学评估中存在的问题连年都有强烈的反映，但是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综合各方意见，大致可以看出目前的评估存在着平均主义、形式主义、繁琐哲学、劳民伤财等几方面的弊病，到了必须彻底改革的时候了!

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每个时代有每个代的文艺。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秦汉文、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古希腊戏剧、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欧洲19世纪小说……留下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了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诗坛上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成就;文坛上也出现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

混凝土渠道防渗效益模型研究

对混凝土渠道在经济静态和动态条件下,防渗性能随运行时间呈等差衰减、等比衰减及不随运行时间衰减时的防渗效益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三种状态下防渗、维修或改建的判定原则及经济模型。通过渠道测验后的必要性判定,避免渠道防渗的盲目性。

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

四杰作为下层文人的代表,历来被视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但也存在着不少局限。已有不少论者指出,四杰虽有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但其“词旨华靡”之处,仍“沿陈隋之遗”,这一看法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不过,四杰与齐梁文风的关系十分复杂,似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所以深入一步搞清四杰批判浮靡而又不脱齐梁的原因,对齐梁文风在四杰作品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四杰突破齐梁、开启盛唐的贡献等问题作出辩证的分析,仍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