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的理论澄清与规范展开——兼论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逻辑

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在各高校的文件中内容差异较大,司法领域未实现同案同判,《学位法草案》亦未对非学术标准展开详细列明。设定非学术标准满足社会对于学位的道德期许,符合我国国家学位制度的施行逻辑,也是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既有理论对非学术标准的正当性来源存在误读,因此未来学位法应通过构建“双重正当逻辑”,将非学术标准的正当性定位于立法授权,将学术标准的正当性定位于学术自治。在此基础上,应将政治标准严格地限定于不得违反《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章之规定,提升其可操作性;逐条归纳列举“违反法律”“非学术性学术不端”行为,删除“违反校纪”类标准,划定其合理范畴;应当前述两项标准界定道德标准的范畴,避免其泛化适用。高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应遵循法律保留尤其是正当程序原则,实现非学术标准实践的规范化。

CPTPP架构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时代表征与中国因应

[研究目的]对当前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进行比较,结合CPTPP的时代背景分析中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分析CPTPP架构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理念与特征,提炼不同代表国家所形成的具体模式,为中国优化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提供借鉴。[研究结论]当前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可以归为四类,中国加入CPTPP的诉求强化了中国相关规则在数据安全与自由流动间寻求平衡的需求。未来可以通过全面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透明度、健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影响评估规则、合理界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构建数据分级分类的保护机制等方式回应前述需求。

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的法律规制

随着技术进步与时代更迭,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缺乏对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进行规制的针对性法律表达。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会诱发学术不端、侵害相关主体法定权利的多重风险,呼唤着立法革新方案的出台。技术性正当程序与敏捷治理的立法引入,是因应相关风险进而促成法律革新的有效路径。技术性正当程序强调提升算法与数据技术的透明度,尤其是赋予学位申请人以透明度履行义务,这将助益于学位申请人在理解算法与数据技术的基础上,规范使用人工智能,从而尽可能规避学术不端的现实风险;敏捷治理则重在构建法律的协同共治模式,从而以多元规范、多维手段的方式防范相关主体法定权利受到侵蚀的潜在风险。

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制

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缺乏人事立法明确规定,导致司法裁判标准不一,加剧了教师与高校的利益博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6条从而严格依照该法第22条审理此类纠纷,将导致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的虚置。实际上,该法第96条之“依照”实为“参照适用”,属于目的性评价,由此,高校教师服务期违约责任因与该法第22条之规定目的一致故而获具了正当性。依据目的解释,高层次人才引进资助、公费支持教师攻读更高学位或脱产进修、安排落户或子女入学应属合理的服务期协议事由,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则不宜作为协议事由。应依据损害填补原则确定违约金总额,并根据总额明确服务期期限;确立按比例返还的违约金支付方式;明确违约金与损害赔偿金择一适用。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诉源治理导向下的纠纷解决:理念澄清与范式革新

相较于既往的纠纷解决理念,诉源治理在高效便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权利保障以及寻求和谐的理念指向。诉源治理立足“枫桥经验”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资源禀赋,成为当下纠纷解决的鲜明导向。但实践中存在背离其初设理念的偏差,表现在调解前置的范围界定、分流程序的具体设置、数字化技术的介入程度等方面,均呈现出了明显的实践差序。因此,需要从其基本范式层面进行一定的革新,以此实现对诉源治理初设理念的守正。而“双层联动”的纠纷解决范式将诉源治理的理念内化其中,不仅能够回应当下纠纷解决的全新需求,也能够在强化制度供给、数字化赋能以及三治融合的基础上,形塑规范化、系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程序,进而促使纠纷解决迈向现代化发展之路。

学位论文同行评阅的法理检视:功能指向与模式选择

学位论文同行评阅是我国学位立法的重要内容,但现有研究欠缺对其实践模式的提炼,以及对学位申请人参与的关注。基于法治所内蕴的正当程序理念,同行评阅理应具备提升论文质量与增进权利保障的预设功能,这为申请人参与提供了坚实的正当性。依循前述角度,理论上可提炼出“实质参与”与“非实质参与”两类模式,后者在当下的实践中获得了广泛应用。“非实质参与”模式背离了法治保障权利的内核,在限制司法能动作用的同时,加剧了学位授予纠纷。而“实质参与”模式具备约束公权力的法理基础,能够发挥保障权利的功能,也契合客观的实践需求。未来应通过学位立法的调整,推动同行评阅迈向“实质参与”模式,具体的调整路径为:切实赋予申请人以提出回避的权利、合理设定申请人的异议权、将校规授权确立为二级学院制定更严标准的前提、允许申请人对同行评阅相关文件发表意见;同时,亦应明确同行评阅的可诉性,允许司法机关对相关纠纷进行形式审查。

迈向韧性治理:数字时代“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转型前瞻

数字时代,交织在人民法庭中的客观张力和多重掣肘进一步凸显,人民法庭面临有效推进司法之治的全新挑战。在“枫桥经验”由地方经验跃迁至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枫桥式”人民法庭应运而生,成了破解基层司法之治难题的理想方案。与此同时,基层司法之治的复杂特性贯穿于“枫桥式”人民法庭运作的始终,这对新时代人民法庭的顺势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韧性治理模式迎合了推动人民法庭转型的客观需求,也为检视人民法庭运作实效提供了分析框架。这一模式从理念、组织、过程维度为“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优化转型铺就了转型路径。在理念维度上,需要以回归“枫桥经验”法治基因的方式促进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协调平衡;在组织维度上,需要以优化法庭布局、注重裁判社会效应等方式为重振法庭功能寻找可行出路;在过程维度上,需要以强化在线调解的“合意”权威、实现社会化治理的方式为基层司法之治提供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

地方性法规弱司法适用性及其强化路径——基于J省N市的样本考察

在《立法法》修改的背景下,地方性法规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强调。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过程是透视其地位与作用的重要场域,而以J省N市为样本的分析考察却揭示出当下地方性法规所面临的弱司法适用性特征,这显然制约了地方性法规应然功能的有效发挥。通过实际的数据分析与具象的个案分析,研究进一步说明N市地方性法规司法适用的不足之处。地方性法规规范层面的缺漏与特色欠缺、司法适用规则的模糊不清以及具体适用时责任与激励机制的欠缺是该倾向生成的根源。因而,需要通过夯实地方立法过程中科学、民主和依法立法的立法原则、明确设定地方性法规在司法适用中的具体规则、建立法官适用时激励机制等方式强化司法适用过程中的弱司法适用性,回应新时代地方有效治理的新要求。

疫情背景下法学教育的新常态——基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兴起

在当前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催生了在线教学的展开,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成为法学教育新常态。以传统教学方式为底层阶构,以互联网等技术依托为中层,以在线教学方式为上层的“三阶构造”成为法学教学转型升级的应循之路,也为法学教育的模式变革提供了镜鉴。在“混合模式”生成的基础上,需要注重特色法学课程的构建,唯此方能与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耦合。在这一进程中,需要着力推动教育理念实现宏观转向、促使在线教学的资源共享及载体建设,并最终实现将在线教学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教学模式的变革。

论风险社会视域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优化进路

肇始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具有人为性和现代性,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的核心特征。在风险社会的视角下,过于信奉以“技术决定论”为代表的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是产生个人信息保护风险的根源。以隐含价值理性的公益诉讼制度弥补单向度技术理性的缺陷,进而应对不断积聚的个人信息保护风险成为当下司法实践的有效选择。以个人信息保护风险的不同来源为切入点,提炼出界分于私益诉讼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三种样态。反思风险、预防风险、应对风险是控制与消解现代性风险的思维逻辑链,在厘清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可能样态的基础上,通过适度扩张原告主体资格、探索适宜的诉讼机制、完善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制度三个逐级递进的举措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最终助推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实现法治化与现代化。

繁简分流背景下的独任制改革:逻辑探源与实践检视

独任制改革促使审判组织与诉讼程序不合理“对位”的情形得以改观,这一改革举措因符合繁简分流理念、因应“资源优化”的现实需求而收获了良好成效。在功能主义视角下,独任制在一审程序以及二审程序中的不同制度价值强化了其扩张适用过程中的正当性。但是在落实繁简分流“简程序不减权利”的要求方面,独任制改革依然与之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征在当事人参与权受到不合理限制、法院单方主导审判组织转换过程以及独任制普通程序不当简化等方面。通过合意选择强化当事人参与权、构建标准化的审判组织转换程序、谨慎防范不开庭审理等形式的扩张,是弥合程序简化与权利保障之间张力的合理进路。

网络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治理困境与应对路径——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条款

利用网络手段实施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现出了新的面向,受害群体泛化、损害后果趋重化的风险正日益显现。相异于传统的性侵案件,在技术手段的作用下该类案件更面临着处理过程趋于隐性化与信息权利保护难以衡平的困境。互联网时代对该类案件的发现、侦查以及证据认定等环节显然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也面临着未成年人利益维系与犯罪嫌疑人信息权利保障之间的抵牾。在回归技术治理的基础之上,以技术手段促进案件处理各环节梗阻的有效消除,并以隐含价值理性的法律手段为技术治理积极赋能,通过优化强制报告制度、强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举措实现技术与法律同频共振的目标成为了治理该类案件的应循选择。

在线诉讼的实践困境与进路——基于互联网法院的视角

在线诉讼的产生与实践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理模式,为诉讼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互联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区块链技术、智慧司法等新兴技术也为在线诉讼的向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动力。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时代产物”,其运行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平衡、不充分的态势,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困境,因而探索较为可行的出路也十分必要。如在区块链存证平台方面设立一定的准入门槛和定期考核退出机制,从源头上保证其安全、稳定运行;针对异步审理模式对传统诉讼法理的削弱问题,应当从完善告知程序、建立自动繁简分流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以此推动新兴科技同在线诉讼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融合,形成二者“共同增长”的新业态。

刑事专家辅助人的实质参审进路研究

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庭审实质化的趋向提供了新的动力,在司法实践中理应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案例样本的初步梳理,可见在目前的刑事诉讼体系之下,这一制度的运行难免受到法院审查决定权与申请费用较高昂等因素的阻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困境。因而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和引导,通过设置二元化的区分审查模式,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等举措从正反两个不同向度合理限缩法院审查决定权;与此同时探索双轨并行的费用承担方式,合理化解辩护方遇到的现实阻碍,以此提升专家辅助人参与相关案件的全面性与实质性。

协同理论视域下野生动物法治保护的进路研究

在协同理论的视角下,我国野生动物的法治保护存在立法理念交错不一、实体法运行困境重重、程序法精神彰显不足等问题。应当从促使立法理念全方位贯彻保护优先原则、达成实体法之间的目标协同、彰显公益诉讼制度价值等多个维度予以完善,以此强化法治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进而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发挥强大的助推作用。

《学位法》学术复核制度独立性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进路

《学位法》第四十条通过学术复核制度的创新设计,赋予学位申请人以学术复核权,但相关法律规范的非完备性导致学术复核权易受学位授予单位的实质限制,学术复核制度的非独立性风险由此显现。学术复核制度的独立性理论能够有效回应学术复核制度的理论争议,促使学位纠纷更好预防与化解,亦具备一定的理论和规范基础。全面建构学术复核制度的独立性理论,需要将保障学位申请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作为逻辑前提,进而确保学术复核权的独立行使与学术复核程序的公正运转。应体系化设立完备的回避、学术复核办法制约以及评估审查机制,明确允许学位申请人寻求外部救济,相关救济机关应将学术复核程序是否具备独立性作为审查重点。

《学位法》笔谈

《学位法》的出台,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学位管理中的诸多重点和难点问题,在一些重要议题上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对于巩固学位制度改革成果、健全学位工作体制,厘清学位法律关系、规范学位授予工作,促进学位规制治理、保障学位质量,实质化解学位争议、保护学位申请人合法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学位法》延续了《学位条例》确立的国家学位形态,但仍为我国学位形态的可能变革在立法上留下了空间。《学位法》创造性地拟制了“学位申请人”这一法律主体,将“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写入立法目的条款,彰显了我国在学位授予活动中对受教育者权利保障的关照。相较于《学位条例》,更为具体的学位撤销程序是《学位法》的一大亮点,学术复核制度是其重要制度创新。《学位法》蕴涵了人才培养的价值、制度和现实导向,要更好地推进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的结合。学位制度改革呼唤更加精细化的制度供给,要完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推进科学动态调整,完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提高质量保障水平,完善外部专家审阅制度、提供客观同行评价,完善学位争议解决制度、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法典化背景下高校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的省思与调适

法典化背景下,对非学术标准的省思与调适将成为教育法典编撰的重要作业,亦能为法典的体系化转向提供可操作的经验范本。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内含政治标准、品行标准及道德标准。非学术标准的存在符合我国国家学位制度与学籍制度的施行逻辑,承载着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目标的期待,同时亦有国际经验的支持。作为体系型法典,教育法典立法条款应避免碎片化与原则化倾向。对照该要求,时下学位立法中的非学术标准条款存在显著的抽象性特征,将加剧学界的理论分歧、高校与学生的争议,以及司法实务中判决理路的差异化。非学术标准的正当来源应被重塑为立法授权,由此,高校制定此类标准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的核心要求,法院对此亦应展开实质审查。非学术标准的范畴应展开全面的统合:政治标准应通过《宪法》《刑法》予以厘定,从而避免其扩大化;品行标准体量最为庞大,在立法授权逻辑下,结合既有立法,其应分为违反法律和非学术性学术不端;道德标准的意涵应限定为政治标准与品行标准,从而规避法律和道德的混同。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阈下群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法治化型构

新时代背景下,群众的利益诉求愈发呈现出复杂交错的特征,昭示了群众诉求表达机制法治化转型的实践需求。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群众诉求表达机制蕴含着共同的法治化要素,这决定了后者可以在双方交互的范畴内汲取法治化转型的动力。然而,群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实践面临着司法力量薄弱、制度供给不足、价值理性亟待彰显的缺憾,这制约了该机制的法治化转型。有必要从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探寻有益经验,在推动司法力量适度融入的同时,促进不同层级规范的进一步完善。此外,应注重对价值理性的塑造,避免不合理偏重技术理性的倾向,最终实现通过群众诉讼表达机制法治化规范基层解纷的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