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性医疗法律规制研究

实验性医疗对于促进生物医学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无序发展的现实隐忧。实验性医疗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科学未知边界,治疗疾病属于其附加目的。应当将受试者权益保护置于核心地位,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公民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2023年2月发布的《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对于规制实验性医疗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通过审查办法、管理规范等手段规制实验性医疗还面临诸多挑战,如:法律规制存在效力层级较低,体系散乱;对于受试者知情同意权保护不足;伦理委员会相关制度建设不健全;实验性医疗中的价值排序存在差异;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分配模糊。在规范我国实验性医疗时,应当以制定专门性法律为根本完善我国实验性医疗的法律规范;以保护知情同意权为核心健全受试者保护机制;以加强伦理委员会建设为保障促进伦理审查实质化;以利益—风险平衡为原则推进实验性医疗有序发展;以科学合理界定医疗责任为手段落实对实验性医疗的法律保护。通过完善实验性医疗的法律规范,为实验性医疗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侵犯商标权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化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标权罪的修改体现出立法向情节犯改革的趋势。但实践和司法解释中,“情节严重”仍以数额为中心,故对其进行体系化解释是必要的。侵犯商标权罪属于商标权侵权的升格处罚和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的种属罪名,而其“情节严重”的体系定位是“整体评价要素”说,侵犯商标权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分别是商标管理秩序这一超个人法益与商标权这一个人法益。对上述进行评述,在解释“情节严重”时,应综合考量实行行为、行为对象、行为结果标准,同时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其解释应与商标法和刑法相关内容相协调,以构建以情节为中心的“情节+数额”复合模型,将数额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对“情节严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体系化解释,为司法工作提供依据。

“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诈骗侦防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将互联网作为信息化发展的核心,与工业、商业、金融等服务业的全面融合加速布局"互联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电信诈骗的手段、媒介也在互联网+化,呈现出了手段翻新快、涉及面积广、组织更严密、跨境跨区域等一些新特点,导致在适用法律、调查取证、侦查协作以及追赃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从完善立法、扩大监管,增强侦查、电信、金融等部门协作,重视情报工作、优化侦查路径、提升追赃能力以及专业建设几个方面突破,强化电信诈骗的侦查预防。

论自首制度的本质

自首的本质与自首制度的本质并不是同一概念。作者从法理学、犯罪学和刑事立法的具体规定对自首制度本质加以分析 ,并结合刑事司法实践进行论证 ,首次指出自首制度的本质必然是功利。这一结论对于更透彻地理解自首、自首制度 ,准确地把握刑法第 6 7条之规定 ,以及司法实践中自首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案件侦查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案件是一种严重的证券犯罪案件,它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严重危害性,因而是证券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但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在办理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案件时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如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使得侦查机关陷入被动。当然,这些侦查难点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因素、操纵行为人方面的因素、侦查机关方面的因素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侦查机关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从多个方面探讨应对之策,如完善案件线索发现机制,扩大案件来源;强化侦查人员的侦查意识,提高专业素质;根据案件特点,确定侦查途径;不断完善侦查措施,采取多种侦查手段等。

未成年人临界行为及预防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临界行为预防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临界预防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导致关于未成年人临界行为的立法比较分散,对应的处置措施呈现出过于严厉和过于放任两种极端倾向。建议将未成年人临界行为分为:虞犯行为、违警行为和触法行为三类,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立法进行局部修改。对未成年人临界行为的处置应坚持最大利益原则、处置专门化原则、全面调查原则和隐私保护原则,同时对相关未成年人适用的处置措施则应建立保护处分制度。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环境刑事政策是指导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代表和体现了环境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环境刑事法律制度的"灵魂"之所在。环境刑事政策从多维角度介入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使环境刑事政策和环境刑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立法上看,它扩展了环境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入罪方面,使法网更加严密;在刑罚方面,使刑种和刑度更加细化。在司法方面,环境刑事政策对因果关系、罪过认定、立案标准、宽严把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刑罚执行方面,更加突出"严"的一面,并注意到修复性司法的适用。如此一来,环境刑法的功能实现了由消极惩治到积极预防的整体性扩张,并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衔接

当前,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从部门之间内部权力配置看,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权力配置不合理,导致机构功能发挥不足;从外部衔接机制看,案件移送不力问题较为严重。基于法律和事实原因,在行政执法阶段已经将大部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予以过滤,同时行政处罚缺乏有力司法保障而难以执行到位。如此情况导致环境违法犯罪的成本极低,发案率偏高。协调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关系应做到:突出环保行政执法机关之横向独立性与环保责任;重视法律规范执行与判例功能指引;夯实平台建设和联动机制等基础工作;加强检察机关对执法与司法监督;科学地进行证据衔接与转换;强化对环境监管中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如此,环境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才能够共同为生态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套路贷”的刑事规制及其防控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金融类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套路贷"就是利用受害人亟须借款的心理,通过签署大额借条、伪造流水、现金交付、反复借贷、连环借款、以物抵债等形式,在相关专业团体的帮助下,实现以小额借款获取超额不法利益的一种新型犯罪。"套路贷"一方面危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对人民群众的财产、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行为人滥用诉权,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个人不法目的,损害了公权力的权威。"套路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且行为手段多样。通过加强监督管控,促进法治建设可防控"套路贷"的发生。

刑法中的主犯研究

共同犯罪是刑法学中疑难课题,而对主犯的研究有利于解决共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认定主犯必须厘清主犯与首要分子的界限,分则中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与刑法总则中首要分子的界限。而且主犯的司法认定与刑事责任的追究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刑法解释基本立场之检视

刑法解释的立场指导着刑法解释的方向,是刑法解释的最基本问题。客观主义解释主张从"法的本意"来解释刑法,而主观主义立场主张从"立法者原意"来解释刑法。因此"法的本意"的来源、存在基础以及其解释效果是应当为各界所关注的。从认知规律看,立法者的立法过程和解释者的解释过程都离不开理性的认识,在质疑"立法者原意"理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解释者对于"法的本意"探讨的理性。从表意学角度出发,解读立法者的原意、立法者的表意和法律文本的文义之间的关系,立法者的原意是三者中核心和本质的部分,是表达的出发点和依据。在刑法解释过程中,解释对象和解释者之间的融合是解释的一种必然现象,但这绝不是解释的一种应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才要采取一定的方法来制约。在摒弃"立法者原意"的情况下,客观主义解释的立场是主观化的,而主观主义解释的立场是客观化的。所以,在刑法解释中应该遵循主观主义解释立场。

刑事错案预防与纠错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的启示

法治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而佘祥林案、"叔侄强奸案"等错案频频发生,引起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深深思考,而错案侵蚀着法治的精神,扭曲了法治的灵魂。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必须通过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来保障刑事司法公正。基于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司法实践中错案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及时纠正刑事错案是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错案发现不自觉、错案纠错不及时、申诉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公平和正义。坚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推动刑事错案纠错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危害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侦查研究

危害环境资源犯罪是一个困扰世界、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各国无不在立法上作出规定,并采取相应司法措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犯罪行为。犯罪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立法是难以实现的。危害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案侦查处于刑事司法的前沿,其顺利开展能够为后续的公诉、审判以及执行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危害环境资源犯罪的侦查存在着现实的困境与实践的不足,在案件管辖、侦查主体、强制措施以及取证等方面都还值得探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对此类犯罪的防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研究

刑事和解是对刑罚目的与功能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与传统报应思想不同的积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提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下,刑事和解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刑事和解是否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是刑事法学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赋予侦查机关对轻微案件的刑事和解权,这与侦查机关调查事实、惩治犯罪的侦查职能并不矛盾。刑事和解既然已经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侦查机关需要科学领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和解的范围、模式、条件、程序以及监督与救济等几个方面认真把握,并在实践中细化落实。

监察留置措施之法治化进路研究

《监察法》以立法形式赋予留置及其适用以合法性,影响深远。但立法之概括性并未解决留置属性的清晰定位及运行的合理规制问题,同时缺乏对留置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构建,具体表现为留置适用条件合理性不足,被留置人权利保障与救济缺失,外部监督制衡乏力等。应当兼顾监察体制改革之多重价值追求,以"法治反腐"为指引,在当前监察立法架构下,进一步明确留置的本质属性,确立以分层构建原则为前提,通过细化适用条件与救济路径,明确律师帮助与检察监督制约等方式完善留置适用的规则体系,丰富监察法规制定思路供给,推动留置的法治化发展。

强监管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犯罪侦防研究——以P2P网贷为中心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项普惠金融服务,大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作为新兴事物也引发不少的经济犯罪,尤其是在当前强监管的大背景之下,P2P网贷业内仍然存在刑事犯罪的风险。在兼顾社会防控和法律规制的同时,还应着力对该领域出现的犯罪活动进行精准打击。通过实践考察发现,一方面,对P2P金融犯罪案件的侦查仍存在举报难立案、线索难发现、证据难获取和赃款难追回等困境;另一方面,有关P2P金融犯罪的防控体系尚未建成。因此,侦查机关应当及时介入案件,加强对电子证据的搜集工作,强化对犯罪嫌疑人以及赃款、赃物的发现与控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金融和刑事法律法规,引导社会和个人参与防控,最终形成完善的防控机制。

非法拘禁罪及其立法之质疑

非法拘禁罪是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 ,对其构成要件的分析有助于对非法拘禁罪的认定。非法拘禁罪的立法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非法拘禁罪的刑事立法应予完善。

两大法系贪污罪立法评析

外国刑法中虽然对贪污罪也是从严惩治,但英美法系或者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法系国家,其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也未必一致。对外国刑法中的贪污罪做出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对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加以反思,进而使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合理化。

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侦查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新刑法确立的新型犯罪。尽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近年却更加严重。导致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立法上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功能尚待进一步发挥。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现阶段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侦查面临着困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侦查需要科学的原则和机制,同时要加强专业化建设。在此基础上,构建并实施合理的侦查措施,以提高侦查效率,强化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

公安机关刑事立案问题及对策研究

刑事立案标志着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始,规范立案工作对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中具有重要地位,绝大部分案件都由公安机关受理立案。目前,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存在立案难、立案不实及违法立案等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政绩观念的偏差,刑事立案标准及程序的不完善,公安机关基层警力人员不足等。健全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应当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树立正确的"政绩"考评观,完善公安刑事立案标准,简化立案程序,完善立案归口管理模式,提高基层民警执法办案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