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现代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智能化武器系统的广泛应用,战争的形态和策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如何在战争中确保人工智能的决策符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各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重新洗牌。此外,网络攻击和防御的智能化使得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对抗更加激烈,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对现代战争与国际关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方面,OpenAI的高效运作和创新能力为商业领域带来启示,传统GDP指标在反映新质生产力时存在局限,需采用更现代化指标,如女性就业率、人均碳足迹、芯片制造能力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海南、中国香港等地提供机遇,类似“旧金山模式”可助力地区飞跃。中国可利用特区进行新质生产力指标试验,以引领方向并增强软实力。同时中国需防止资源垄断,促进小型公司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和迭代加速,开放社会环境和新指标将促进发展。中美需要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机制,以确保人工智能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成为新的威胁。

己烯雌酚对催乳激素在小鼠淋巴结内表达的影响

目的探讨新生期雌性和雄性BALB/c小鼠接触己烯雌酚(DES)后其淋巴结内催乳激素(PRL)表达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两性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选取同窝及体重差异小于5%的新生BALB/c小鼠,随机分为DES组与对照组,雌、雄各选25对,在生后24 h内,DES组小鼠颈背部皮下注射DES,每隔24 h注射1次,共连续注射5次;对照组小鼠平行注射等量无菌豆油。分别在生后第7、21、35、49天和第63天将小鼠处死,每个时间点雌、雄各取5对小鼠,取其淋巴结进行常规石蜡包埋、切片及PRL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无论是对照组还是DES组,雌、雄小鼠从生后第7天至第63天,淋巴结内均可见到PRL阳性细胞,阳性细胞呈淋巴细胞形态结构特点,皮质和髓质均有分布。PRL阳性表达从生后第7天至35天逐渐增多,第35天后逐渐下降。同一时间点对照组和DES组相比较发现,无论是平均吸光度(AA)还是积分吸光度(IA)在DES组均高于对照组。在雌性小鼠,两组间AA在生后第35天有统计学差异,IA在生后第21天、35、49天和第63天均有统计学性差异,其中在第35天具有极显著差异(P<0.001)。在雄性小鼠,两组间AA在生后第35天有统计学差异,IA在生后第21天和第35天具有统计学差异。结论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BALB/c小鼠,其淋巴结内均存在PRL阳性表达细胞,表达水平在生后第35天达到最高。新生期接触DES可导致小鼠淋巴结内PRL阳性表达增加。雌性小鼠对DES的敏感性大于雄性小鼠,DES对雌性小鼠淋巴结PRL表达的影响至少可持续至成年期。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430例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EGFR、KRAS、BRAF和PIK3CA基因突变状态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s,NSCLC)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信号通路中EGFR、Kirsten鼠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B-Raf原癌基因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 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protein kinase,BRAF)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α亚单位(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PI3KCA)基因的突变状态及其临床意义,为酪氨酸酶抑制剂(tyrasin kimase inhibitor,TKI)临床用药与科学研究提供依据。方法:采用Sur Plex-x TAG70plex液相芯片技术平台检测中国430例NSCLC患者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ormalin fixed paraffin embedded,FFPE)组织中EGFR、KRAS、BRAF和PIK3CA基因的突变状态,分析基因的突变率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EGFR、KRAS、BRAF和PIK3CA的突变率分别为41.2%,7.9%,0.7%和3.7%。EGFR外显子19、21在女性患者中的突变率明显高于男性(P<0.01),在肺腺癌患者中的突变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肺癌(P<0.01),在无吸烟史患者中的突变率高于有吸烟史的患者(P<0.01)。相反地,KRAS突变在男性患者中的突变率高于女性(P<0.05),在肺腺癌中的突变率高于肺鳞癌(P<0.005),有吸烟史患者的突变率高于无吸烟史患者(P<0.01)。在肺腺癌患者中PIK3CA的突变率明显低于其他类型肺癌(P<0.01)。结论:EGFR和KRAS基因突变率与性别、组织学类型及吸烟史密切相关。在检测中发现EGFR和KRAS双突变,此外PIK3CA突变并非与EGFR和KRAS突变互斥。

组合训练法运用于渡海登岛400 m障碍训练的实验研究

针对实战化训练对学员军事体能素质的要求,运用对比实验研究以及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发现组合训练方法相较于单一训练法更能够提高学员渡海登岛400 m障碍成绩,增强学员的综合体能素质,加强障碍型模拟实战化训练的效率。

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霸权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能否维持其霸权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对美国霸权的研究有不同的理论角度。围绕一个霸权国在国际秩序变动中如何管理其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印象这一问题,作者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分析美国作为霸权国的行为模式。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试图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亚太再平衡面临不同观众的期待,这些观众主要包括中国、美国的亚太盟友和美国的国内观众。在信号传导过程中,针对一类目标观众的信号可能被另一类目标观众同时接受并做出不同的解读。同时,中美关系面临地位困境的挑战:一方试图维持其相对位置的行为,导致另一方做出对应反应,双方耗费不必要的资源展开竞争但并不改变原有的地位排序。美国对于维护既有霸权地位具有强烈的偏好,而一个不够自信的美国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风险。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包容彼此的角色,需要两国持续探索。

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

中国在新的历史基点上如何定位,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运用国际地位和信号传导理论的新成果,搭建一个"地位信号"传导的分析框架,以阐明中国外交再定位所面临的难题,并尝试对中国发出的自我再定位的信号做出一些解释。中国向国际社会释放出的地位信号并非连贯一致,有时强调自己是新兴大国,而有时又刻意凸显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在寻求一个新的国际定位的过程中,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恰当处理国内外观众对中国的不同期待。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借鉴政治社会学有关"抗争艺术"的理论模式,作者尝试对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行为和思维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抗争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作为战略行为在现有秩序中的"依法抗争"以及作为战略思维对现有秩序进行反思的"日常抗争"。重新思考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应该超越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二分法。中国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范只是社会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尚待理论化的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若干模式,其中,"协商秩序"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771名理工科军校学员心理素质的发展特点

目的探讨理工科军校学员心理素质发展的特点。方法采用军人心理素质量表（mental quality questionnaire for armymen，MQQA），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一90），对某理工科军队院校1771名学员进行团体测评，比较年龄、军龄、年级和文化程度等心理素质差异。结果①学员心理素质的聪慧[（68．67±9．45）分]、忠诚[（75．98±8．97）分]、勇敢[（68．46±9．12）分]、自信[（65．72±6．61）分]、耐挫[（67．07±8．33）分]、总分[（345．90±37．79）分]显著高于军人常模和青年军人常模（P〈O．01）。②学员心理素质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有显著的年龄差异（P〈0．01），随年龄的增长，心理素质总分呈逐渐升高的发展趋势。③学员心理素质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有显著的军龄差异（P〈O．01），心理素质总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军龄3年是转折点。④学员心理素质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有显著的年级差异（P〈O．01），1年级学员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显著低于2、4年级，高于3年级（p〈O．01），3年级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显著低于2、4年级（P〈O．01）。⑤学员心理素质各因子得分和总分有显著的文化程度差异（P〈O．01），专科心理素质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硕士和培训学员（P〈O．01），本科忠诚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硕士（P〈O．05），硕士耐挫因子得分显著低于本科和培训学员（P〈O．05）。结论理工科军校学员心理素质较好，呈现明显的年龄、军龄、年级、文化程度的差异。

营区军训和野外长途行军对军校新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探讨野外长途行军综合训练对军校新生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的影响。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特质焦虑量表（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和军人心理素质问卷（mental quality questionnaire for army men，MQQA）于不同军训阶段对某军校330名新生进行心理测评。采用SPSS 18.0行配对样本t检验，对训练效果进行评价。结果①营区军训后，除抑郁因子外，新生SCL-90各因子得分和总均分显著下降（P＜0.05）；与军训前相比，野外长途行军后军校新生SCL-90各因子得分和总均分显著下降（P＜0.05）；与营区军训后相比，野外长途行军后军校新生SCL-90各因子，除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外，其余因子得分和总均分显著下降（P＜0.05）。②SDS、SAS得分随军训的进行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变化趋势。营区军训后，SAS、SDS得分显著升高（P＜0.01）；与军训前相比，野外长途行军后军校新生TAI得分显著下降（P＜0.01）；与营区军训后相比，野外长途行军综合训练后军校新生SAS、SDS和TAI得分显著下降（P＜0.05）。③营区军训和野外长途行军综合训练后，新生〈br〉 心理素质各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野外长途行军能有效提高军校新生心理健康水平，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