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研究选题的溯源--兼评管理学研究的灵感

目前针对管理研究选题的溯源及其灵感还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和流派,对其特征和意义的挖掘仍远远不够。尝试归纳出管理学研究灵感的六大特征,即普适性、累积性、差异性、变化性、稀缺性和发散性。针对上述特征,总结出六种获取管理学研究灵感的范式,即文献阅读、问题思辨、同行评议、媒体报道、管理实践和文学作品。其中,前三种灵感获取范式基本涵盖了管理学研究灵感的主要来源和主流渠道;后三种灵感获取范式可以作为有机补充。最后,探讨了包括电影、戏剧等在内的其他获取管理学研究灵感的源泉,并简要探索了获取灵感的范式选择、获取灵感提升的方法。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辨析——基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的视角

随着国际反洗钱监管规则的日趋严格,我国反洗钱监管标准水涨船高。近年来,在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尽职调查领域,主要呈现了从识别法定代表人到调查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的重要变化。但是,目前研究界和实践界对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的辨析研究比较有限,对法人代表、最终实控人和最终受益人缺乏对比分析,特别需要系统地辨析几者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弥补这一相对空缺的领域,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等视角理解几者的要求、演化和延续,提出“名义—实际—最终”的公司客户身份识别脉络,并对未来反洗钱管理提出展望建议。

中国典型集体离职案例的思考与启示——基于事件理论分析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典型案例

企业员工集体离职对相关组织和员工群体影响深远。研究以1978年至2021年中国改革开放的43年为时间背景,从中国知网(CNKI)的5个子数据库中甄选出我国集体离职案例102个和典型集体离职案例16个。基于编码分析、事件分析等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发现:典型集体离职案例的事件强度在新颖度、中断度、重要度中占据其一,即具有代表性;事件空间主要受所在企业规模、行业地位、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影响;事件时间主要受集体离职人员的层级、重要性、不可替代性等因素影响。分析典型集体离职案例既要考虑时代背景、法律变迁、文化冲突等宏观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诱发集体离职;更要考虑外部诱惑、股东更替、高管套现等微观因素——这些因素可能直接导致集体离职。集体离职的发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发生地呈现由沿海向内陆变迁的趋势;所涉行业多集中在制造业,这一点尤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加明显;离职人员所涉层级由高层向中层和基层扩展,同时涉及高层、中层和基层的连带离职对企业影响更大。研究还提炼出影响集体离职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作用与特征模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集体离职事件发生的意见建议。

改革开放后各年代员工集体离职的主要原因变迁

依托中国改革开放1978—2021年的时间背景,从中国知网5种数据库,甄选了我国102个集体离职案例。基于两阶段编码分析了企业员工集体离职的原因,并对各年代集体离职原因的异同和变迁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员工集体离职的主要原因从外因为主向内因为主变迁,从单纯物质因素向精神和工作因素变迁并日趋丰富;直接原因从内因主导向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变迁,市场和监管外因不可忽视。由此建构员工集体离职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作用与变迁模型,体现了员工集体离职主要原因的“本土特征”和“年代性”,建议企业在集体离职酝酿、积累、爆发和反思等不同阶段,采取差异化、针对性的管控策略。

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与中国式愿景——兼评监管的历程、特征、内涵和方向

文章梳理了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整体历程,初步划分了统一监管、分业监管、混业监管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主要特征,提出人民性、发展性、普惠性、先进性和安全性五大特征及其内在逻辑。结合近期国家金融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梳理了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核心内涵,阐释了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和兜底监管的关系与主要作用。尝试从逻辑思维和哲学联系上分析金融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要求,客观剖析可以持续提升的空间,并分别探讨愿景与金融监管、金融从业者的关系。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本质、特征、原则和思路

债务的本质是信用,化债是债务权责关系重塑的过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核心是恢复投资方对地方政府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对此,需要解决能力、发展和预期三个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具有周期性、滞后性等特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主要依靠自身资源、金融机构和上级政府。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化债需要依托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中央部门等“三个主体”,对应坚持统筹原则、适宜原则、长期原则等“三项原则”,特别注意把握能力与实力平衡、资本与收益平衡、现象与本质平衡等“三个平衡”。

商业银行数字化的主要历程与未来展望兼评数据资产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中国企业的数字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而逐步深化、持续推广,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以中国金融业中的商业银行为例,其数字化可以分为实体数字化、数字化实体和智慧综合体三个阶段,各具阶段特色和时代意义。研究发现,商业银行需要深刻理解数据作为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商业银行数据积累、管理和经营的三个未来方向:一是从企业数据到行业数据;二是从周期数据到跨周期数据;三是从数据资产到数据资本。上述三个方向的实践有助于彻底缓解众多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建立商业银行与企业的“全天候跨周期”合作伙伴关系,亦可作为预防危机、管理危机、走出危机的微观策略和可行方案,有效增强金融韧性。

美国等发达国家客户身份识别体系演进——兼评客户身份识别与客户尽职调查的关系

客户身份识别作为反洗钱“四大核心义务”之一,承担了重要的管理职责。文章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理和实践等多个维度追溯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尽职调查的发展历程,从反洗钱管理的视角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客户身份识别存在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客户身份识别与客户尽职调查两类体系并无实质差异,发达国家出于业务发展和监管实践多采取客户身份识别体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我国的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机构实践提出建设性意见。

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在案例研究中的应用

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是案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二者各有千秋,但目前对于这两种方法的内涵和应用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对于它们各自的优势也缺少深刻的认识。通过分析两者的内涵与特征发现,与其他调查研究方法相比,它们能更为有效地解释现象的因果关系;同时,参与式观察更贴近被调查者,接近因果关系的本质,更能揭示潜在关系的真相;非参与式观察更容易保持独立判断,不受其他环境因素影响,更易于准确评价。

新零工经济的优势与劣势——基于用工时间、内容、流程、收入、体验和发展等多维度思考

近年来,新零工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模式,得到了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新零工经济作为传统雇佣经济的有机补充,解决了"用工难、用工慢、用工贵"等问题。但是,部分研究存在两种模糊的思路:一方面片面曲解零工经济特别是新零工经济的概念和内涵,将传统零工经济和新零工经济混淆;另一方面将各类新雇佣模式的概念与新零工经济混用,忽视了各类概念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本文尝试区分零工经济和新零工经济,分别提炼其两方和三方的基本模式,从命名维度区分共享用工、灵活用工等新概念与新零工经济的异同。继而归纳新零工经济的三方面特征,分别提出六大典型优势和潜在劣势。针对新零工经济工作时间放大"制造自由"、内容存在"虹吸效应"、流程隐藏"系统刚控"、收入实际"隐性减少"、模式趋向"垄断经营"、发展警惕"产业空心"等问题,对其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金融风险与实业风险的演化和跨业传染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近年来备受关注,其中风险在金融业和实业的跨业传染尤为值得警惕。研究比较全面地厘清了金融、实业两类风险的主要类型和内涵特征,归纳了各自的十大风险,分别提出了金融业、实业十大风险演化关系和传染路径。发现金融、实业两类跨业风险存在相似性、交叉性、互补性三大特性,进而发掘了各类型跨业风险可能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机制,构建了跨业风险传染路径和机制模型。针对跨业风险管理这一难点,研究还提出了“三维六控”跨业风险传染防控体系,尝试贯通金融业、实业等不同行业,穿透宏观环境、中观组织、微观个体三个层面,涵盖监测、分析、防范、管控和化解等全流程,建立跨行业、跨维度、跨流程的风险防控体系。

领导类型的源起与演进:从一元到多元

学术界关于领导类型和领导风格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这些研究相对独立,由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完成,缺乏统一的分析架构和有机整合。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类型研究在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本文引进类型学方法,提出一元、二元和三元分类的主要划分标准,从而通盘认识领导类型的演变,发掘其中的内在联系,尝试建立领导类型的理论体系。这有助于归纳跨越时代、超越不同国别、整合独立研究的领导类型,建立从理论基础到具体实践的系统分类逻辑,从而更好地服务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

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影响因素的类型学分析——基于矩阵的“四分法”基础

近年来,类型学或类型研究在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基于理论的资源基础观、组织战略和业务类型等研究大多相对独立并缺乏整合。引进类型学的理念,可以发掘其中的潜在联系,从而分类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脉络。这有助于通盘认识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影响和决定因素,全面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和内涵,建立以理论为基础的分类逻辑,从而更好地指导和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兼评数字人民币(DCEP)、微信支付、支付宝、信用卡与比特币的异同

货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沟通人际关系、贯通贸易关系、联通国际关系的基本纽带。本文梳理了货币发展的六个主要阶段,对比了各阶段货币的形态、流通时期和社会阶段,归纳了各阶段货币的主要特征、关键痛点和重要创新。货币形态变迁发展,主要基于更便携、更易保管、更具信用的趋势,秉承了“交易成本递减,信用风险递增”的内涵。基于大历史观,分别对标了数字人民币与比特币,数字人民币与纸币、微信支付、支付宝和信用卡,总结了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的内涵。研究发现数字货币和货币数字化是两个不同概念,货币数字化不是创造货币,不会导致货币总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人民币在携带使用“轻量化”、保管存储“更安全”、转账支付“可追溯”、反洗钱终“解难题”、宏观调控“有依据”等五方面的优势,并提出若干意见和展望。

美国反洗钱“长臂管辖”的渊源与演变

2008年次贷危机后,反洗钱逐步成为金融监管跨境执法的重点关注对象,而长臂管辖原则这一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管控手段,成为美国反洗钱跨境执法的重要工具。本文回顾了美国反洗钱长臂管辖原则的来龙去脉,梳理了长臂管辖的三类适用情形和四种判定原则,并对2008-2018年间45家机构54次遭受美国1亿美元及以上的反洗钱巨额处罚的案例进行了归纳分析。通过分析,本文发现美国反洗钱处罚具有处罚主体的"交叉性"、涉嫌类罪的"行业性"和处罚金额的"威慑性"三大特征。鉴此,本文提出了持续完善我国反洗钱域外管辖、持续研究国外长臂管辖的实际判例以及密切关注美国反洗钱执法的新变化等政策建议。

中国反洗钱监管的制度演进——基于反洗钱“四大核心义务”的思考

在日趋严格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反洗钱监管制度演进尤为必要进行持续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思考。通过文献回顾和重点编码,提出将中国反洗钱监管制度演进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88—1997年间的探索阶段,实现了洗钱罪从无到有;二是1998—2006年间的构建阶段,实现了反洗钱法律从有到专;三是2007—2016年间的完善阶段,实现了反洗钱制度从专到全;四是2017年至今的深化阶段,实现了反洗钱制度从全到深。研究发现这四个阶段以国内反洗钱法律法规变迁为明线,以反洗钱"四大核心义务"落实为暗线,见证了中国反洗钱监管制度从无到有、从有到专、从专到全、从全到深的演进过程,展示了我国反洗钱监管制度的顶层设计,对于认识和理解反洗钱监管制度的变迁、特征和典型事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研究预测,反洗钱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可塑性可能成为未来国内反洗钱监管机构关注的要点。

危机管理中组织和个体叙事特征与互补策略——以华为“孟晚舟事件”为例

选择华为的“孟晚舟事件”作为“极限施压”情境的典型案例,分析企业在危机管理中的叙事策略。以华为的公司声明作为企业叙事、孟晚舟的访谈信件作为个体叙事的“两线”对比和互动,借助编码分析、非参与式观察来发掘主要命题。发现企业在危机管理叙事策略方面的核心特征是客观、精炼、及时、明确、全面,理性的叙事表达对企业发展更佳;企业危机管理中当事人个体的叙事表达与之互补,可以带有感情色彩,最优策略是避免针对危机主要涉事方且理性为先、兼顾感性,从而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理解。由本案例总结若干叙事策略特征,提炼企业危机管理中的组织和个体叙事策略互补模型,就事论事而避免危机扩大,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商业银行的业务类型与演进发展

本研究尝试引进类型学的理念并发掘其中的联系,分析商业银行的业务类型。在梳理业务演进与发展、客户服务的对象、流程与风险管理、虚拟与实体金融等一维分类逻辑的基础上,研究尝试以两维四分法为手段发掘商业银行的业务类型与演进发展。最终,通过服务范式与需求分类,架起银行与客户的桥梁;通过对客户体验和成本分类,实现客户和银行的"双赢";通过风险管理与赢利分类,发掘潜在的增长机会。

质性研究方法辨析与应用探讨——以经济管理研究为例

随着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化与国际化,案例研究和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青睐。但是,目前对质性研究的两大问题解释仍然不足:一是对质性研究的定义和方法缺乏全面梳理和分析,难以获得跨专业的视角与经验;二是对质性研究的内涵和特点缺乏系统比较和区分,难以辨别多种质性研究方法的优劣及适用情境。本文尝试辨析质性研究及案例研究、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档案研究、追踪研究、实验研究、认知地图等七项主要研究方法,理清其理论脉络和方法溯源,对比其优势与劣势。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其适用情境与条件,发挥多种方法的融合优势,以便更多的研究者参考、选择和使用。

金融机构如何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防范洗钱和制裁风险?--以某股份制银行Z分行2019年度高风险国家业务为例

2019年,某股份制银行Z分行国际业务蓬勃发展。但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需要防范由于客户结构单一、国内外反洗钱监管趋严、国际制裁范围扩大所带来的经营风险、洗钱风险及制裁风险。为保持金融机构国际业务发展势头,不断拓宽经营思路,提高洗钱风险防范能力,本文以Z分行在高风险国家(包含受制裁国家和FATF公布的洗钱高风险国家)的业务审核记录为依据,对其2019年度高风险国家业务进行全量分析。分别从机构盈利能力、产品收益分布、客户产品偏好、业务主体风险等多个维度对其2019年度高风险国家业务进行解读,旨在探索金融机构未来高风险国际业务客户拓展方向、产品营销重点、新业务开发思路和洗钱风险管控要点,为国际业务持续稳健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