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赤字:表现、成因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前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全球数字治理的需求,全球数字治理赤字已然显现。全球数字治理赤字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器物、制度及理念等治理基础的供给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制度建设缺失严重、主导理念严重滞后;二是治理运作中的效果赤字,主要表现为数字霸权主义、数字保护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赤字的形成来自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共同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数字治理赤字,中国挺膺担当,通过深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人才合作来提升全球互联互通水平和弥合全球数字鸿沟;通过主动创设治理机制、先行探索治理规范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对接来提升全球数字制度建设水平;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方面贡献中国智慧。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转型变革

科技革命蕴含着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军事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技术领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国内结构、国际规则规范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要素,实现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识别这些技术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并抓住规则竞争期、机制生成期和动荡变革期的机遇,推动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成本收益评估,进而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基于不同目的开展国际合作或发起国际竞争,以权力互动获取全球范围的增益。通过对人工智能国际竞合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解析,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些转变的深层含义,也会为缓解国际竞争紧张局势、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展新阶段“新”在哪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判断,是对网络空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变化的积极应对,是对网络空间的新理念、新目标、新路径的主动探索,是对网络空间的新价值、新秩序、新关系的创造性构建。新阶段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理念、技术发展的原则、国际合作的准绳以及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路径四个方面对共同体构建提出了新要求。网络空间的合作,需要各国凝聚共识,也需要各国的共同行动,加强多边机制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发挥“全球南方”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基石作用,提升网络空间大国在国际网络空间合作中的引领作用,激发多利益攸关方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主动性。

中美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比较分析

数据是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硬实力方面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家战略实力,在软实力方面影响国际规则和秩序,从而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之一,两国都希望在国际上拓展本国政策的影响范围。本文通过归纳演绎的方法,着重梳理了两国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演进历程和特征,认为中美两国对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不同侧重、数据本地化措施背后的数据主权原则与数据自由流动政策背后的数字霸权是中美两国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是两国各自数字实力、认知理念和地缘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美国放弃霸权之前,中美在此议题上的竞争只会加剧。因此中国要在国内加强科技和产业体系建设,完善跨境数据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在国际上培育国际动员能力,推动建设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

“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范畴的不对称性

美国的强大使美国研究在全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然而,中外美国研究在内容范畴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别。美国研究在本土的兴起是其民族身份诉求的象征,是内向的,采取的是文化的研究途径;而对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研究是对一强大的他国的研究,因此较易倾向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各国美国研究协会成立的先后也因此与美国的外交拓展基本一致。通过对加拿大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案例分析,认为除了语言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外,本土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结合是美国研究各国发展差异的原因所在。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这一国家实体的研究,这种研究从长远而言需以美国研究为基础。

全球数据治理:挑战与应对

全球数据治理已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主权国家间在数据权属、数据跨境流动等数据治理议题上的主张相异,并竞相提出了各自的数据发展战略;二是个人、企业与主权国家间数据权益存在失衡,亟需有效机制进行协调。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推动全球数据治理体系走向有序、规范和协调,一方面,全球数据治理应当采取数据主权、数据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相统一的数据治理主张,鼓励各主权国家或区域组织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并构建全球数据治理规则;另一方面,为协调个人、企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数据利益,全球数据治理应当构建数据协调治理机制,具体包括"人格权先行"数据协调治理机制、"财产化市场交易"数据协调治理机制和"匿名化战略利用"数据协调治理机制。

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

为了维持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和不受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总体上体现出先发制人的特点。该战略经历几届政府逐渐形成，其构建亦有一定步骤：第一是构建网络空间的敌人，第二是网络空间安全化，第三是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如在安全层面、国际制度、争取盟友等方面的举措。从美国自身角度看，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的收益与风险参半。从国际层面看，先发制人战略将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破坏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建设，挑起网络军备竞赛并增加网络空间冲突风险。从中美双边关系看，美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美网络空间的安全困境。

大变局时代的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悖论

技术霸权已成为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其技术霸权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具体的技术霸权手段主要包括贸易保护和技术壁垒策略、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策略、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策略、政策胁迫与技术联盟策略。但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技术霸权既力不从心,又削弱了美国的超级权力,导致竞争力下降、供应链扭曲、软实力滑坡和联盟体系弱化,并进而弱化其霸权地位。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但其作用基于开放性。大国应约束本能的、不自觉的技术霸权思维和冲动,继续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频繁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种历史类比存在明显的误导性,它忽视了一些保障中美能够绕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包括:在全球层面,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集体安全机制的日益刚性化、历史上战争的苦难经验;在双边层面,中美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议题等方面的"结构性共同利益"、战略竞争的"社会进化式"发展以及核威慑条件下的国家理性。此外,当前网络时代伴随的整体思维、外交透明度,以及危机预防和沟通的便利也是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保障。将"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与中美关系相关联对中美关系、地区形势以及世界局势都有危害,应全力避免。

全球芯片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态势与中国机遇

半导体是指常温下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材料,其产品主要分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分立器件和传感器四类。作为数字时代的底层支撑,芯片半导体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越来越具有战略性质。在数字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三重因素叠加作用下,实现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安全和弹性成为各方竞争的焦点,全球芯片半导体产业正面临新一轮挑战与调整。中国要有意识地对芯片半导体产业加以扶持和引导,树立战略思维,强化顶层设计,提升中国在芯片半导体领域的战略自主性。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试论美国信息自由的法律基础及其限度——以维基揭密事件为例

"维基揭密"网站所披露的美国军方文件再次掀起了信息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讨论。信息自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条件,并在美国受到宪法的直接保障。但信息自由必须遵循信息交流的伦理,即在保护信息自由与信息透明的同时实现数据保护。数据保护在个人价值观层面主要表现为隐私权的保护,在公共利益层面集中表现为维护国家安全,这就是信息自由的限度所在。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内在逻辑与践行路径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互联网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不仅向全世界发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而且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和"十六字方针"。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解读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尝试分析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然后从人类文明、利益、权力与未来等角度剖析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并指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能面临的"网络强国"与"网络主权"相关质疑,最后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共识构建、安全保障、行为逻辑与全球治理等方面的践行路径与方向。

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除了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部分网络空间政策之外,通过颁布行政令、战略文件和法案等对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美国网络战略架构转型,并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进行了全面的网络空间战略调整。大国竞争成为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制定的重要背景和驱动因素,由此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激进化趋势无疑将令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中的关系面临更多挑战,也将使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面临更多障碍。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及其挑战

数字经济优势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之一。自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以来,其覆盖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展,由于地缘政治权重和数字经济潜力两方面的战略意义,东盟成为中美数字竞争的关键角力场。伴随着体系更新、机制惯性、主体需求和客体内生四大动力的持续驱动,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目前已然取得显著成果并逐步深入。然而,当前美国依托“QUAD+”和“IPEF”两大安全与发展抓手,不断加强和补充其“印太战略”下针对东盟数字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力求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影响力,由此带来了产业、制度和权力三大挑战,并在企业、国家、地区及全球四个层面造成了危害,逐渐在东南亚数字经济领域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面对挑战,中国需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给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带来的风险,引领地区探求科技向善,助力疫后经济复苏,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携手塑造数字时代的人类新未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外交变革探究

技术变革是促使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促进了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外交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技术发展和扩散速度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并对外交产生了变革性影响。本文将外交活动的进程解剖为实施外交政策之前对外交环境的判断、外交主体在外交平台进行外交行为的过程以及经过互动之后所形成的外交模式,并由此建立了技术革命影响外交的分析模型。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外交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是通过公开透明化、决策理性化、社交网络化、平台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制度议题分散化等路径对外交环境、外交工具、外交模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外交活动的进程,同时也给外交变革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最后,文章着眼未来,从多角度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外交发展建议。

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

技术进步与时代变迁促使战略稳定的体系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稳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核战略稳定、军事战略稳定到复合战略稳定的转变。一个新时期的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为探求上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支撑,即通过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等三大链条,分析复合战略稳定的要素构成与互动关系,并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作为案例,分析其在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中的作用路径。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国家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三者的间隔,通过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对战略意愿的双向引导效应、对战略行为的动态介入效应,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复合战略稳定。但是,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这一发现,对于更好地认识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维护战略稳定和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交媒体“算法认知战”与公共外交的新特点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和算法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算法认知战”在公共外交中得到广泛应用,“数字化公共外交”逐步向“智慧型公共外交”转变。算法对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流程大致分为分组分析、定制信息、塑造认知三个步骤。算法技术加持下的公共外交具有显著的新特点,即精准性、受体的认知固化倾向性、隐匿性以及能力的技术依赖性。面对“算法认知战”带来的公共外交挑战,应从国内舆论场、国际公共外交能力和算法治理等多角度加以应对。

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探究

5G时代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拔尖而出的跨国企业群具有超级权力,而这种超级权力的来源既包括结构性权力,也包括制度权力和价值观等软实力。凭借超级权力的多样化路径,跨国公司不仅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且成为全球公民社会中的核心成员。当然,跨国公司的超级权力也存在局限和制约,它并不等于超越国家,也不等于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