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O学科化创新促进我国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尽管我国器官移植数量已居全球第二,但2021年每百万人捐献人数仅为3.63人,在全球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捐献器官数量与等待移植人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未来工作的一大重心即是通过工作体系改革实现OPO学科化的建设,并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器官捐献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推动器官移植学科体系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由“移植大国”向“移植强国”的转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脆弱人群的识别及防治展望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人类健康和全球经济造成重创。健康相关脆弱人群的免疫功能减退,导致疫苗的防护效果不足,并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重症和死亡风险更高,而目前尚缺乏足够有针对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和治疗药物。在我国“乙类乙管”的防疫背景下,脆弱人群成为疫情防控的重点人群。因此,针对脆弱人群应该进一步优化个体免疫和防控策略,在疫苗之外,还需要补充其他预防手段,如长效中和抗体。基于此,本文将对脆弱人群的识别、免疫功能特点与预防方法进行综述,为国内健康相关脆弱人群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期待未来可以研发出更适宜脆弱人群的预防药物,降低脆弱人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器官移植受者诺卡菌病诊疗进展

诺卡菌感染后引起的组织与器官损害统称为诺卡菌病。实体器官移植受者(SOTR)因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免疫功能较弱,各种病原体感染的机会明显增加,包括诺卡菌感染。既往诺卡菌病诊断具有一定难度,随着分子生物学等检测手段的出现,其诊断率已显著提高。诺卡菌不仅容易导致肺部坏死性病变,还可能侵犯累及其他器官组织,如颅内感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并可发展为全身性播散性感染。对SOTR而言,诺卡菌病是一种潜在致命的疾病,病死率高达30%。因此,本文就SOTR中常见诺卡菌病的临床特点、新型诊断技术及不同的抗感染治疗策略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SOTR诺卡菌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肾移植适应证的变迁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脏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有效治疗方法^([1-2])。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血管吻合技术、免疫学、免疫抑制药物、器官保存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移植物和患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改善。肾移植的适应证也在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生变化。但肾移植仍然面临供体短缺、慢性排斥反应、原发病复发等导致远期预后不佳的问题.

中国肾移植受者巨细胞病毒感染临床诊疗指南(2023版)

近几年在实体器官移植(SOT)受者巨细胞病毒(CMV)感染诊疗领域,无论是诊断方法还是新型抗CMV药物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对CMV感染的诊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国肾移植术后CMV感染的管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了国内多个学科相关领域专家,参考《中国实体器官移植受者巨细胞病毒感染诊疗指南(2016版)》和国内外已发表的最新文献和指南,制定了《中国肾移植受者巨细胞病毒感染诊疗指南(2023版)》,新版指南更新了CMV流行病学,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和普遍性预防的研究进展,新增CMV感染定义,细化CMV血症和CMV病的诊断标准,并对新型抗CMV药物进行了介绍。

中国肾脏移植受者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

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国肾脏移植术后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肾脏移植专家和心血管病专家,在《中国实体器官移植术后高血压诊疗规范(2019版)》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器官移植后高血压的临床现状,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高血压最新诊治指南,从流行病学、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制定《中国肾脏移植受者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为中国肾脏移植领域医务工作者在术后高血压诊治方面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以期更好地控制肾脏移植术后成人高血压,改善不良结局,提高生命质量。

中国肾脏移植受者尿路感染临床诊疗指南

尿路感染是肾脏移植术后最常见的感染性并发症。为了进一步降低肾脏移植术后受者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提高中国肾脏移植术后受者尿路感染的诊疗水平,减缓细菌耐药性的发展并保证受者用药安全和有效性,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肾脏移植专家和感染性疾病专家,结合我国肾脏移植术后尿路感染的临床现状,并参考2022版《中国泌尿外科和男科疾病诊断治疗》和2019版《美国移植学会感染性疾病实践指南中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的尿路感染》,从肾脏移植术后尿路感染的临床分类和定义、流行病学和病因学、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制定《中国肾脏移植受者尿路感染临床诊疗指南》。

基于单细胞转录组学分析胰岛缺血性损伤分子机制及核心转录因子的鉴定

目的探讨胰岛移植损伤过程中的分子机制和细胞间相互作用。方法使用炎症因子处理的小鼠胰岛的单细胞转录组数据,基于Seurat包进行数据处理,并通过整合数据以去除批次效应。根据已知标志物对各个细胞亚群进行注释。基于CellChat包对炎症因子处理组中的细胞互作进行分析,基于细胞表面受体和配体的表达情况推断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使用基因集富集分析明确炎症因子处理后β细胞中富集的生物过程。最后鉴定出差异表达的转录因子,并使用供者胰岛缺血性损伤的微阵列数据集以及蛋白质印迹法进行验证。结果在小鼠胰岛中共发现了7个不同的细胞亚群,其中β细胞占据的比例最大。细胞互作网络分析结果显示,导管细胞与其他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数量和强度最高。基因集富集分析结果显示,炎症因子处理后,β细胞中的免疫反应正向富集,而肽类激素、胆汁酸代谢以及离子稳态下调。在小鼠的单细胞转录和供者胰岛缺血性损伤的微阵列数据集中鉴定出共同的差异转录因子早期生长反应因子1(EGR1)、核因子-κB抑制因子α(NFKBIA)、转录激活因子3(ATF3)。其中,NFKBIA、ATF3表达上调,EGR1表达下调。EGR1蛋白表达量在冷缺血24 h、48 h及72 h后下调。结论EGR1为与胰岛冷缺血密切相关的转录因子,未来的研究应重点探讨EGR1及其下游靶基因的具体机制,以期为胰岛移植的临床治疗提供更有效的策略。

OPO学科化进程中的工作体系和技术体系建设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自2015年规范了我国捐献器官是唯一合法来源后[1],我国器官捐献及移植事业取得了进展,并成功创立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2]。2018-2022年,中国每年分别完成器官捐献6302、5818、5222、5272、5628例,实体器官移植手术总量已居全球第二[3]。近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迅速增长,但登记捐献器官的人数仍然远远不足.

中国肾脏移植受者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临床诊疗指南

肾移植受者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是肾脏移植术后常见的早期并发症之一,是影响移植肾近期和远期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和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肾脏移植学分会组织国内器官移植与相关学科知名专家在《肾移植术后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诊疗技术规范(2019版)》的基础上经过指南范围及临床问题的确定、证据检索与筛选及推荐意见的形成等程序编写、多轮讨论,并经学会组织两轮集体审定,最终形成《中国肾脏移植受者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临床诊疗指南》。本指南就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概念和发生机制、危险因素、诊断、预防、治疗及免疫抑制药应用几个方面的21个临床问题提出推荐意见和推荐意见说明。目的是使肾移植术后受者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诊断、预防和治疗规范化,提高肾脏移植效果,提高肾脏移植受者和移植肾近期和长期存活率,促进移植学科的发展。

中国肾脏移植受者尿路感染临床诊疗指南

尿路感染是肾脏移植术后最常见的感染性并发症。为了进一步降低肾脏移植术后受者尿路感染的发生率,提高中国肾脏移植术后受者尿路感染的诊疗水平,减缓细菌耐药性的发展并保证受者用药安全和有效性,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肾脏移植专家和感染性疾病专家,结合我国肾脏移植术后尿路感染的临床现状,并参考2022版《中国泌尿外科和男科疾病诊断治疗》和2019版《美国移植学会感染性疾病实践指南中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的尿路感染》,从肾脏移植术后尿路感染的临床分类和定义、流行病学和病因学、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制定《中国肾脏移植受者尿路感染临床诊疗指南》。

基于FAERS数据库的儿童实体器官移植受者应用他克莫司相关药物不良事件的研究

目的探讨他克莫司(Tac)在儿童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中的不良药物事件(ADE)特征。方法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时间覆盖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2季度,提取了以Tac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器官移植受者的ADE数据,运用比例失衡法对Tac与ADE之间的关联进行定量分析。分析Tac相关ADE的基本特征及信号强度。探究不同年龄儿童及不同移植器官类型的Tac相关ADE。结果共筛选出1443份涉及Tac的儿童ADE报告,其中心脏移植188例(13.0%)、肝移植668例(46.3%)、肾移植531例(36.8%)、肺移植56例(3.9%),儿童的中位年龄为10岁,ADE上报国家的前3位分别是美国、法国及英国,中国上报为26例,占比为1.8%。感染及侵染类疾病在Tac相关ADE报告中占比最高(20.96%),包括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感染等。不同年龄段儿童的Tac相关ADE中感染及侵染类疾病均占据最大比例,但病原体种类存在差异。排斥反应、免疫抑制水平不稳定以及肾功能损伤也是各年龄段儿童常见的Tac相关ADE。心脏移植受者中以神经系统疾病的ADE为主,而肝移植和肾移植受者中感染及侵染类疾病更为常见,肺移植受者中的ADE以排斥反应最为常见。结论Tac相关ADE在不同器官移植类型中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点,需重视在儿童器官移植中进行个性化药物监测和风险评估,以优化Tac治疗并降低ADE风险。

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指南

遗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国家鼓励遗体器官捐献,建立了遗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体系,推动遗体器官捐献,规范遗体捐献器官获取和分配,提升遗体器官移植服务能力。器官捐献协调是遗体器官捐献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捐献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协调员作为连接器官捐献者与移植等待者之间的桥梁,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规范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实施,由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制定《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指南》。针对捐献协调和见证工作中主要的16个问题,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国际通则、专家共识和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形成了20条推荐意见,以指导协调员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开展捐献的协调和见证工作,推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在活体肾移植手术培训教学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应用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在住院医师活体肾移植手术培训教学中的作用及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的46名住院医师(包括低年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进修医师及专硕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23名)和对照组(23名).试验组:通过获取供者数字成像和通信数据进行三维可视化重建,并根据重建模型进行基础理论、制定手术方案或模拟手术的教学.对照组:使用传统手术教学模式,通过学习肾脏解剖、手术图谱、双肾动静脉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输尿管CT造影(CT urography,CTU)及B超等进行教学.教学结束后对两组住院医师进行考核评分,比较两组在相关理论知识、手术操作及教学主观感受之间的差异.应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试验组住院医师在理论知识掌握、学习兴趣、课堂表现、手术方案规划、培训满意度等方面相较于对照组表现更有优势,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试验组住院医师的理论考核分数和实践考核分数亦比对照组分数高(89.26±4.13 vs 83.43±5.32,91.21±3.34 vs 85.13±4.66),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进行住院医师活体肾移植手术培训教学是一种新教学模式,可以显著提升培训质量和效率,增强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运用能力,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器官移植适应证:横观与纵览

适应证是熟知未必详知、常用未必用准的医学概念,是通用名词——指征(indication)在医药领域的专属化用语,其融汇指示与征象等基本词义,用以指向性表述某一临床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形、证据或理由。适应证具有指示性与适当性双重基本内涵,同时具有复杂性、时代性两项基本特征。适应证通常是其所属时代背景下科技进步程度和医药发展水平的生动写照,追溯适应证变迁历程可发掘医学进步的内在动力与演进规律。

开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新征程——OPO学科化与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建设

器官移植被誉为20世纪的“医学之巅”,是现代医学发展和临床技术水平的标志性技术。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是器官移植医师本着生命至上、事业至上、奋进奉献的执着的宗旨和精神,形成了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在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必由之路——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器官捐献专业化、OPO建设学科化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经历了60余年的发展过程,随着2007年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颁布,我国进行了移植资质准入、技术标准与建设规范、法律法规与实施规则、公民自愿捐献与伦理审核等体系化、系统性改革,步入了依法依规、科学规范的健康发展道路。特别是自2015年公民自愿捐献做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后,器官移植得到高质量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诊疗策略

实体器官移植受者(SOTR)由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属于各种病原体感染的高危人群,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另外,SOTR往往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基础疾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型率和病死率高于普通人群,因此得到移植领域专家的高度重视。奥密克戎株目前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流行毒株,快速扩散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引起广泛关注。根据最新的国际关于新冠病毒感染诊治指南和我国相关专家共识,结合目前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形势及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本文从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预后、诊断和临床分型以及治疗方面进行简单述评。

免疫缺陷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策略中国专家共识(2023.V2版)

自2019年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卫生经济负担显著增加。奥密克戎变异株由于传染性更强、传播力更快、再感染率更高,现已取代德尔塔变异株成为我国境外输入和本土疫情的主要流行株。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中强调“强化重点人群保护”,其中就包括数量越来越多的免疫缺陷人群。此类人群罹患新冠病毒感染后重症发生率高、病死率高,属于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而且由于基础疾病的存在,此类人群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等相关药物,抗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与原有药物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给新冠病毒感染后的治疗带来极大挑战。目前,尚缺乏可供参考的针对免疫缺陷人群新冠病毒感染诊疗的相关指南或共识。因此,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组织国内多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器官移植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等)专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经过多次讨论,总结出13条建议供同行参考,以期为该类特殊人群的诊治策略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肾移植新兴生物标志物之研究进展

宿主对移植器官的免疫反应复杂多样,能否利用生物标志物解释移植物免疫反应的复杂性和疾病损伤的程度至关重要。传统的生物标志物如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免疫抑制药血药浓度等在精准识别移植肾免疫性和非免疫性损伤方面缺乏灵敏度和特异度。移植肾活组织检查虽然是目前诊断术后并发症的“金标准”,但是存在有创和费用昂贵等缺点。新兴生物标志物在移植肾亚临床损伤的无创诊断、治疗反应的预测和免疫抑制方案的个体化调整方面具有潜在优势。本文综述了肾移植领域近年来已经进入和有希望进入临床应用的新兴生物标志物,包括血液、尿液和组织生物标志物,并分析了其应用范围和效果,以期能促进有前景的新兴生物标志物更好地、合理地应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