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营者的地方依恋与客栈空间建构——新都桥案例分析

主体的地方感知对于旅游地空间建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文章以川藏线自驾游重要节点新都桥镇为案例地,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客栈经营者的地方依恋特征与客栈空间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本地经营者通过高商业环境依赖、高自然环境依赖、高政府组织依赖对客栈的物质空间进行建构;通过高商业环境依赖、高文化认同、高社会关系认同对客栈的社会空间进行建构;通过高文化认同对客栈的文化空间进行建构。外地经营者通过高自然环境依赖对客栈的物质空间进行建构;通过高商业环境依赖、高社会关系认同对客栈的社会空间进行建构;通过高文化认同与高社会关系认同对客栈的文化空间进行建构。研究有助于理清主体情感与主体实践的关系,为旅游地营销和规划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流动中的青年女性主体性——基于云南吊草村的道路人类学研究

流动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学界认为是相互构成的。本文讨论在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移动系统变动对于女性流动方式和特征的影响。通过道路民族志研究,展现大理吊草村道路基础设施与生计模式的演变过程,厘清在道路影响下当地移动系统的变化和性别流动空间的重组,分析村庄现代女性主体性的重新塑造。研究发现,吊草村发展环境中道路移动系统的变迁所引发的实际上是区域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青年女性流动方式和主体位置的重塑。在道路人类学视域下研究青年女性的流动,是将社会发展系统与性别主体性联系起来,有利于从更加综合的视角理解二者概念构成的实践关系。

“后重建”时期传统羌村习惯法的价值再现及实践路径

羌族习惯法是传统乡村留存的重要文化遗产。在“5.12”地震后的应急管理和灾后重建时期,国家颁布的各类法规政策促进了重建工作的迅速开展及实施,但在与地方的互动中也显现出一些突出问题。通过对“后重建”时期习惯法当代价值的重新挖掘,发现其在传统羌村自然生境保护、村寨空间保护、文化环境保护等层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正式的国家法与非正式的习惯法协同融合的有效路径,包括将非正式法规正式化、对习惯法加以继承或重构、倡导法规实施主体的多元参与模式等。研究将为“后重建”时期羌族地区传统村寨社区营造、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提供新的思路,为推进乡村振兴,提升灾后聚落稳定发展的能力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城市宗教景观的空间布局及演化--以1842年以来的广州基督教教堂为例

景观研究一直为国外文化地理学界所重视。作为宗教景观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教堂历来也是宗教地理研究的重点。教堂在城市中的时空演化可以直接反映城市宗教景观的形成与扩散机制。对广州基督教教堂历史时期空间布局的研究表明:从1842年开始,广州基督教教堂从十三行和南关一带逐渐向外拓展;建国前,原老城区、汉民路(今北京路)和河南(珠江南岸)北部已成为教堂集中区;在1960年代的教堂大联合之后,广州教堂的分布表现出收缩之势。教堂的空间布局主要受内在交通区位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同时,政治因素、城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形态、宗教景观的空间集聚和竞争、城区环境等外部条件也对其有一定制约或促进作用。而当今的社会信息化与文化全球化,也对城市基督教教堂的空间格局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21世纪饮食地理研究新进展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加速的21世纪,人类饮食面临诸多新的问题,饮食地理研究也呈现新的动向。地方理论、空间批判理论、新流动范式、尺度理论等新兴学术思潮引发了对饮食演化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新思考。饮食地理研究主题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饮食文化景观与空间扩散、区域饮食消费行为、饮食文化政治与具身体验等领域不断突破。以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旅游科学为代表的关联学科强调饮食的流动性、物质性和文化属性,关注饮食的媒介影响和心理认知,为饮食地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饮食地理研究方法更新迭代,呈现数据来源广泛、数据分析多元的特征。跨地方饮食生产与消费、健康饮食与消费者责任意识、饮食地理研究的本土化转向等方面可望成为未来国内饮食地理的重点研究方向。

旅游对恩施土家族居民民族认同感的影响——基于个人生活史的视角

民族认同感是族群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呈现出多维度和不同方向的发展轨迹。文章通过对一位土家族青年女性个人生活史的记录,分析了在旅游发展进程中族群个体的民族认同感的演化过程,发现旅游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在于:旅游引致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势位";旅游产品创造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景观;文化旅游的发展使民族认同的层次不断深化;民族旅游的盲目开发和过度开发将误导民族认同的方向。研究将为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国外宗教地理研究回顾与进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宗教地理研究日益成熟,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传统文化地理学之外,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也出现了诸如新文化地理学、宗教生态学、社会学等研究方向;其研究内容也从最初对宗教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单一研究逐渐趋向多样化,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区和宗教景观研究都得到了充分重视。新文化地理学由于融合了更多跨学科知识,而逐渐在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总体来看,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仍处于一个边缘地位,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体系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广东基督教教案的时空演变(1584～1910)

教案是外来宗教文化与本土文化激烈冲突最为直接的反映。对广东基督教教案时空演变的研究，恰能直观地反映出基督教文化在广东文化扩散和文化适应的历史地理过程。研究从相关历史文献中提取数据，并运用GIS图形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发现1584～1910年期间，广东基督教教案大致经历了初生、多发、高潮、衰退四个时期。其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的特性：珠三角自始至终是教案发生的中心，潮汕地区和粤东客家地区也先后成为教案的分布次中心地。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进一步印证了教案分布的这一结构特征。从文化传播的模式看，广东基督教教案的扩散属于墨渍式迁移扩散，但也明显带有以人口密度为主、行政区等级为次的等级扩散特征。形成这种分布与扩散的地域文化成因则在于广东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整体地理环境和各民系地域文化差异的共同作用。

交通对基督教空间扩散的影响研究——以广东基督教宣教地的分布为例(1807–1920年)

空间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宗教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神职人员宣教地的空间分布则可以间接地反映宗教在空间上的扩散情况。通过对广东不同历史阶段基督教宣教地的空间分布形态的分析,发现宣教地的分布与广东交通的发展关系密切。在清末以前水运交通占主导地位时期,宣教地主要分布在沿河海各港口,且因水运交通流向的改变而变化;19、20世纪之交,由于交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路的出现和轮船航运的兴起,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和水铁转运节点相继成为宣教地。总体来看,宣教地的空间扩散明显带有点轴状的迁移扩散和以交通重要性来划分的等级扩散特征。这种扩散是交通综合影响机制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包括与聚落的连通性、交通的便捷性、目的地的可进入性、距离衰减性以及交通现代性的影响等多方面。

19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在广东传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宗教传播必须依托一定的地域空间来实现。来华基督教新教首传广东,不但与广东远离中原、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区位,自然交通路径发达和湿热气候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广东独特的文化多样性、繁荣的商贾文化、华侨文化、天主教文化,以及与港澳的近邻关系和发达的城镇经济等社会环境,也为新教在广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空间。然而,新教在传播扩散过程中也对广东地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基督教新教与广东地域环境的关系并非仅体现为单向的环境决定论,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影响过程。

东环高铁对琼东旅游带形成的效应及其优化研究

东环高铁的开通对于琼东旅游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自2010年东环高铁投入运营后,琼东各县市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都有较大增长,旅游房地产市场更呈现出急速扩大态势。运用点轴理论分析了琼东旅游带的点轴扩散系统,提出了包括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创新旅游主题定位、提升和拓展发展轴等内容的高铁旅游优化方案。

共建与重生:社区营造理论下文创村落的空间建构机制——以成都明月村为例

社区营造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理论,既有研究多强调社区共同体的培养,较少从社区营造的空间维度切入研究。以明月村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探究了社区营造下文创村落的空间建构过程与机制。明月村的社区营造是多元主体依托文创元素自下而上进行的空间多维重构的过程,其“人、文、地、产、景”五要素的营造使物质环境空间、社会文化空间、文创产业空间和旅游空间等四个层面的建构得以完成。其中,物质环境和社会文化空间的营造为文创产业空间的建构奠定基础,而新生的文创产业空间又与前两类空间相互作用,共同塑造衍生了旅游空间。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对于不同层面的空间建构发挥着不同作用,尤其是当地政府和在地新老村民通过权力体现与主体性彰显主导着社区营造下的乡村空间生产。通过多元主体打造乡村生活美学,塑造内生主体性,实现乡村空间建构的模式,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研究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旅游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一直受到关注,并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通过对中英文数据库文献的分析发现,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社区家庭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家庭结构、家屋格局和家庭认同等方面的变化上:旅游可以促进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提升,但也普遍存在着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女性的旅游从业使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但仍然受到父权制文化传统的限制;社区旅游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由于家庭客栈、开发性迁移和第二居所的出现,东道主的住房格局和生活空间受到严重影响;尽管旅游参与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但东道主也能对此进行主动调适。未来可以考虑新的拓展研究,包括构建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结构方程的模型、超越主客二分的对旅游城市东道主家庭的研究、对东道主家庭再社会化问题的研究等。

基于居民地方感的灾后重建区旅游城镇化建设研究——以彭州市白鹿镇为例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旅游城镇化被视为一条将产业更新与城镇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地方感理论为基础,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彭州白鹿镇灾后重建区旅游城镇化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白鹿镇景观城镇化情况良好,人口城镇化较低,对地域城镇化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感知则在不同居住区域和住居重建模式的居民间出现了差异。居民感知差异主要受到白鹿镇所处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居民与外来人口比例、居民住所与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居民灾后重建住房类型等因素的影响。最后,文章对旅游城镇化建设的外部导向性、城镇化发展区域不均衡、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真实性的营造:一个异地安置羌族社区的旅游空间构建

在解释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和机制方面,真实性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既有研究缺少对于后台移置社区旅游空间建构问题的关注。通过一个灾后异地安置羌族社区的调查发现,由于主客双方在真实性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无论是羌寨物质旅游空间,还是以羌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旅游空间,均无法对游客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相对而言,羌居家庭客栈以定制的真实呈现出游客对家的想象,主客之间也通过真诚的交流而表达着互动真实性,这样一个旅游空间更容易得到主客双方的认同。因而,后台移置社区旅游的发展,可以立足于主客互动旅游空间的营造,而非对传统物质景观或非物质文化的复制。

广东基督教文化与岭南文化之整合研究

文化整合是文化冲突与融合交错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广东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它与岭南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教案正是这种冲突的直接表现。由于广东不同民族、不同民系地域文化的差异,这些地区教案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不一。在文化冲突过程中,教会也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实践工作,同时广东各民系地区文化也深深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1920年之后,基督教与岭南文化的整合基本得以完成。

基于传统生态文化的民族社区生态旅游产品体系建立——以滇西北重丁村为例

为使民族社区传统生态文化转化为生态旅游产品,通过对滇西北重丁村的实地考察,基于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提出包括野生植物认知与采集、狩猎文化生态旅游、传统植物栽培学习、少数民族社区家访和秘境穿越之旅在内的社区生态旅游产品体系,为传统生态文化的利用与保护提供选择路径,有利于民族社区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效合一的发展目标。

中国古代景观设计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史上的精粹,长期以来,它一直沿上下两条脉络演化发展。儒、释、道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三大代表,对"天人合一"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园林或建筑景观的设计也深受其影响,表现出同中有变的差异化特征。

回汉杂居社区伊斯兰社会文化空间的构建——以滇中纳古镇为例

散杂居民族地区是中国"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的宗教地理研究关注于特定社会情境下族群或宗教团体间所发生的空间冲突和博弈,而缺乏对族际和谐交往过程中的宗教文化空间的研究。通过对滇中纳古镇一个回汉杂居社区的考察发现,不但在回族为主体的穆斯林群体内部可以形成稳定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空间,而且在回汉族际交往的过程中,这一社会文化空间也会得到进一步扩展,同时也形成了族际间和平共享公共空间的格局。历史时期的回族文化主体地位,当代回族经济实体的强大,以及回汉在宗教信仰上的相互尊重,都使得伊斯兰文化成为纳古社区的文化表征和化解族际之间文化隔阂的有效途径。

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教育

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保护区类型,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时要求其间的开发活动与当地的环境和文化相协调（IUCN 1994）。自1872年美国创立黄石国家公园以来,国家公园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传播。目前,中国内地共有10个国家公园试点获批设立。在实际运营管理中,大部分国家公园都还缺乏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甚至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投入。